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可我们的现实生活，因为地域、经济、生活水平的失衡，连心理和梦想也变得不平衡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关于六一儿童节的节目，采访了祖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
一个北京的小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只想要一双白球鞋。
对于西北的这个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明明是同龄的两个孩子，梦想竟差距得如此巨大。
如今，我们身边也同样出现：四年本科学习同一专业的同学，毕业后，有的就直接去工作了；有的继续在国内读研；有的为了开拓国际视野就去国外留学深造了，梦想差距也是如此巨大。的确，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异里，有什么妙方可以消除差异吗？我带着这个疑问读完了余华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异里》这本书。作者余华也希望寻找到消除巨大差异的办法，就像求医的病人渴望找到被治愈良方一样。本书是余华的一本杂文集，在书的封面有这样一句介绍：“从中国到世界，从文学到社会，以犀利的眼光洞察时代病灶，以戏谑的文笔戳穿生活表象。”在书里，我们不仅能看到余华对自己及他人的文学评价，更能感受到在面对日常生活时不一样的余华。作者余华除了通过自己的作品获得反思，也在不少优秀作家身上获得思考。余华在与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交谈中，谈到了都读过的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而且他们与这篇作品都有着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于是一篇《德语课》，拉近了余华和卡达莱，这两个不同国家不同经历的人的距离，余华因此觉得文学有着无限的美好。余华将观察到的社会、时事、文化等现象一一记录剖析，对我们生活的时代进行了由外而内深刻反省，呈现出一个崛起、变迁中的中国。
文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让人们彼此陌生，而是为了让人们相互熟悉。
余华介绍了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和他的作品《红房间》。《红房间》里有两个故事引起余华强烈共鸣：一是作家阿尔维德.法克尔，被要求写自己不想写的东西而痛苦不堪的写作经历，让余华感同身受。因为他正好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们都曾经承受着同样的心理和生理的煎熬，阿尔维德.法克尔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他的解脱也是余华的解脱。《红房间》里还描写了瑞典公务员薪俸发放总署，这一个“庞大的机构，却无人上班”的情形，居然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余华上班的文化馆高度雷同。这一出活生生的情景再现，却是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制度下，认人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因此，余华认为“过去的生活一去不返，而过去的阅读却是历久弥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余华专门写下了《一个作家的力量》来介绍他所了解的哈金。哈金29岁时离开中国到了美国，现在是美国波士顿大学英语写作的教授。他的小说有两个特点，一是英语用词特别准确，因为会反复修改20多遍甚至40多遍，写出来的英文让地道的美国人赞叹不已。二是他的小说《等待》与中国历史和现实高度接近，几乎粘贴在一起了，远胜于一些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作家写出来小说。
余华觉得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力量。不管他身在何处，写作永远从根部开始，才能让读者读到有切肤之痛的中国故事。
哈金扎实的写作不仅影响着余华，也让我们这些对写作感兴趣的同学们看到了，写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一步一个脚印，反复打磨，不断修改，慢慢累积的一个过程。哈金的写作证明，最优秀的作家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努力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挖掘出文学里的宝藏。余华的文字有一种魔力，能左右你的情绪和感受，时而让人温暖，时而让人伤痛。
他的叙述方式平静却很有画面感。在平静的叙述中，你会看到纳粹集中营里，囚犯们排着队在数数，数到七的人，马上被一枪爆头的情景，让人不寒而栗。而父亲替换儿子位置，让儿子活下来的场景，又让人倍感温暖。
他用平静的叙述引发读者的思考。在2010年5月5日耶路撒冷笔记中，他描述耶路撒冷哭墙前参加成年仪式小男孩按部就班的神情，公元三十三年耶稣的苦路，与现在苦路两边鳞次栉比的商铺对比重叠的情景，让读者感觉圣经的神圣、犹太人厚重的历史在传承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被时间的长河冲刷着，正在变得稀薄。
余华善于站在读者的角度来写作。这也和我们这个时代新媒体写作一样，紧扣时代脉搏，写读者喜欢的文章，而不是写一种自嗨模式的文章。
读到文章最后我也没找到怎样消除巨大差异的妙方，只是悟到：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就在于敢于去面对现实，书写现实，用文字的力量去抗衡这个不公正的时代，表达出代表千千万万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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