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 （1863年），淮军程学启部万余人马兵临早已孤立无援的苏州城，旋即将苏州团团包围。英国军官戈登率领3100多名外国雇佣军也参加了这场战斗。戈登率洋枪队进驻昆山， 以为淮军后援 。李鸿章、刘铭传、李朝斌等也分别率水、陆大军从北、南两个方向向苏州包抄过来，驻守苏州太平军的后路也被淮军切断。
彼时的苏州是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城池高耸、坚固，守军有4万之众，但因外围的盘龙桥、虎丘、浒墅关等要隘相继被淮军攻陷；随后，苏州西北绵亘数十里的太平军防御工事也先后被淮军肃清，无锡与苏州间的联络通道也被淮军隔断， 苏州已是一座孤城，形势岌岌可危。
苏州外围虽被淮军、洋枪队廓清，但坚固的城防一时难以攻破。同治二年 （1863年）12月3日，洋枪队队长戈登以甘词厚币向苏州太平军守将、慕王谭绍光诱降，遭其断然拒绝。但另几位太平军守将却对苏州的前途丧失了信心，他们是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比王伍贵文、天将张大洲、汪有为、范起发、汪怀武等11人。这些太平军将领见清军大举围城，忠王李秀成竟然出走无锡，城中粮食逐渐匮乏，又得不到外援，陷落是迟早的事，便想献城投降。他们不断秘密出城，与戈登、程学启商谈投降事宜。
谈妥条件后，郜永宽等人便再一次军事会议中故意激怒慕王谭绍光，汪安钧乘其不备用袖藏匕首杀死了守城主将谭绍光，然后派人携其首级出城向淮军投降。程学启兵不血刃便轻易得到了苏州城。之后，郜永宽等率叛军将慕王谭绍光部一万将士围杀殆尽。11位守苏州的太平天国将领献城投降后要求偏居半城，且拒绝缴械，以此作为与李鸿章讨价还价的筹码。
淮军将领、总兵程学启是安徽桐城人，早年曾经参加太平军，归降清军后，对昔日的战友异常凶狠，嗜杀成性，以示对清廷的忠诚，其麾下的兵勇也大多是桐城子弟，且大半参曾加过太平军。郜永宽等太平军降将献苏州后却不愿放下武器接受整编，还占据半个苏州城要挟李鸿章许以高官厚禄，此举激怒了性情暴躁的程学启。
程学启
程学启向李鸿章建议诱杀郜永宽、汪安钧等11名太平军降将。理由是这些人一向反复无常，如今迫于危局投降大人，却以为奇货可居，索要高价，日后必复叛反戈一击，不如斩尽杀绝，免留后患。“今贼众尚不下二十万，多吾军数倍，徒以战败畏死乞降，心故未服。分城而处，变在肘腋，何以善其后？”
李鸿章假装答应郜永宽等人提出的条件，又封官 、又许愿、又赏赐，接着又设下酒宴，款待郜永宽等11位太平军降人。纳王、康王等人不疑有诈，喜气洋洋地离开兵营前来赴宴，当他们正准备向李鸿章邀功领赏时，一队全副武装的淮军壮汉杀气腾腾地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将11个降将捆了个结结实实，拖出去一刀一个结果了性命。郜氏等11人做梦也想不到，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鸿门宴”，等待他们的是砍头的下场。
李鸿章杀了降王降将还不罢手，接着下令将3万太平降军包围起来，将其全部屠灭，鸡犬不留。数万淮军大开杀戒，将3万已经缴械的太平军士卒杀得干干净净，居民全被赶出城去，商铺、民居、官署被抢掠一空。李鸿章默许程学启杀降到鸿门宴杀八降将，全程计划没有通知戈登。当时“常胜军”驻扎在城外，整个计划结束都没有参与。第一，让“常胜军”失去了夺下苏州头功的机会。第二，“常胜军”没有抢掠的机会（这支雇佣军由外国流氓构成，借打击太平军为抢掠发财的契机）。这血腥一幕让英国军官戈登看得目瞪口呆，他对李鸿章、程学启等人的背信弃义感到愤怒，于是到处投告、控诉李鸿章的残暴行径，却无任何效果，只得愤然离开淮军阵营......
事实上真正让戈登恼火的并不是李鸿章杀降，而是让常胜军失去了夺下苏州头功的机会，更让常胜军没有获得抢掠的机会，盛传当时苏州是太平天国的银库，淮军杀降就是为了私分这些银子。而常胜军其实是一支外国流氓构成的雇佣军，他们为清廷作战就是为了钱，靠着打击太平军抢掠发财，淮军独吞了所谓的银库，而戈登没有得到一分钱还跟着背骂名，戈登当然会暴跳如雷了。《清史稿》中记载：“初，戈登与学启为昆弟交，每战必偕。及诛降酋，颇不直其所为，捧云官首而哭，誓不与见。嗣闻学启卒，悲不自胜，乞其战时大旗二，携归国为遗念。戈登归后，埃及乱，督师讨之，遇害。朝廷遣使往吊焉。戈登尝言：‘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可转弱为强。’又曰：‘中国海军利于守，船炮之制，大不如小。’当时称其将略云。”李鸿章早就看穿了这个外国流氓打着正义的旗号声讨他的真正目的，直接送白银了事，得到一万两银子的戈登原谅了李鸿章。
苏州杀降是李鸿章跌宕起伏一生中最为人诟病的“劣迹”。李鸿章的杀降之举，是在你死我活残酷内战中将人性恶最大限度的释放的具体体现。彼时恰好有一位英国随军记者和几位洋枪队医官在戈登军中，他们亲眼目睹了李鸿章将11个太平军降将斩首后下令对3万手无寸铁的太平军降兵进行集体大屠杀之惨烈场景。
当时，这位外国记者和几位外籍军官在苏州双塔寺附近的一处院落，亲眼见到淮军士兵屠杀太平军投降将士的残忍场面，该记者在发回给报社的文中写道：“庭院约半英亩左右，我们见到庭院的泥地上浸透人类的鲜血！大屠杀二十天后，抛满尸体的河道上仍旧水泛赤色，马加尼军医以及两位军官可以为此作证。地下三英尺深都浸染了暗红色的血液，这是中国最优秀的鲜血。”“有中国人告诉我们说，三万太平军降兵曾被押到此处屠场处决。我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知道被杀者为数众多，我们还掌握有一个欧洲目击者提供的证据，他曾亲眼看到这条河中浮尸如麻，都是被斩首的太平军士兵尸骸，清朝官吏不得不雇人架船用篙钩捞尸，再把尸体运到城外的大河里去抛掷，以疏通小河道。”呤唎著作《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提到：“在戈登进犯宜兴、深阳和金坛的同时，清军总兵程学启率大军和一支由英军分遣队所组成的辅助军前去包围苏州和杭州之间位在运河岸边的嘉兴府。程学启在清军中可称一名骁勇的将领，他是太平军的叛徒，我们知道这类人总是成了太平军的死敌。当我从嘉兴回到上海以后不久，程学启曾经在嘉兴城下战败。戈登部下贝莱团长督率攻城大炮随程学启军作战，几小时后，贝莱的大炮把这座遭到浩劫的城市轰开了一道缺口。程学启军及其盟军开始冲锋，但屡次均告失利，程学启本人于是役负伤，一个多月后毙命。数日后，敌人得到强大援军，重新轰开了几道缺口，以寡敌众的忠勇守军被迫于夜间撤退，勇敢的统帅荣王及其部下将近三分之二的战士均告阵亡。清军入城后，滥杀未逃走的不幸的非战斗人员，无辜的居民不分男、女、儿童均遭屠洗。难道戈登少校就把这种暴行称之为‘遵守外国所通行的战争规则’吗？无锡和嘉兴等地的屠杀罪行发生之后，难道普鲁斯爵士还把戈登的行为名之为‘为人道服务’吗？”
如此野蛮残害降军的暴行在古老中国已经持续了千百年，举凡所有当时能想到的各种残忍手段都使用上了。都说“杀降不祥”，但从白起、项羽、李广到李鸿章，都干过这出尔反尔、惨绝人寰的不仁之事。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飞将军李广一生征战沙场，却始终未能封侯，有一些不如他将领都纷纷封侯了，于是李广很不能理解。都说人病了会乱投医，李广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个算命先生。原话是这么说的：“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后人，然终无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算命先生也不含糊，立即反问他说：“将军自念，岂尝有恨者乎？”这句话其实问到了李广的痛处，因为他内心始终有一个打不开的结，原来李广在战场上光明磊落却在战场下做过一些“亏心事”，他杀过俘虏——“吾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降者八百余人，诈而同日杀之，至今恨独此耳。”算命先生见此给李广下了一个结论：“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其实“杀降”不仅让李广不能封侯，最后他也因行军迷路而自尽了。他的孙子李陵也因投降匈奴后被汉武帝下令灭掉了满门。如果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李广的杀降之举确实很“不祥”。不能否认，这也是人性恶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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