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讲述一位杰出的人物甚至是一位伟人的时候，应当重点关注他的成长过程：讲他遇到的困境，讲他付出的努力，分析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只有设身处地地感受他的奋斗历程，才能给人最真切的感悟。《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就是这样一本好书，它通过“老乡说”、“知青说”、“各界说”三个部分来深度还原习近平1969年初到1975年10月这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不仅看到他们在台上作大报告的样子，也能感受到他们的甜酸苦辣和内心世界，进而追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根基来源。翻阅此书，扑面而来的是质朴真实的乡土气息，仿佛穿越时光，跟随讲述者去到那个特殊年代的陕北高原。
陕北，这块充满神秘而古老文化气息的黄土地，汇聚了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黄河、长城和黄帝陵，是海内外华人的“精神家园”。不论是土著陕北人的“信天游”，还是耕耘于此异乡人的呐喊，只要他内心的声音与这块土地产生共鸣，她就会给他智慧，给他胆略和勇气。不管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文学艺术家，都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作为寻根的知青大军中一员的习近平，15岁就来到延川县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才离开，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是在陕北艰苦的农村度过的。面对特殊历史时期的苦难和磨砺，习近平没有抵触和怨言，而是迎难而上，努力奋进。残酷的现实没有使他消沉，反而使他形成更加稳重顽强的性格。他在插队期间刻苦读书，汲取知识，提高文化修养；通过身体力行的劳动获得乡亲们的认可，担任村干部开拓进取，实事求是，带领乡亲们改变村庄的面貌。这样的插队经历，使习近平在知识上有了充分储备，实践上有了丰富经验。虽然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这段人生历练，却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一、惟日孜孜，无敢逸豫
由于文革年代历史的原因，劳动知青过早的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所以只要他们取得读书的机会，便拼着命往书里钻，青年习近平更是如此。他来到梁家河村的时候，除了随身的衣物，行李就只剩下重重的两大箱书。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常利用劳动之余时间汲取知识。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当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觅食，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踏踏实实阅读、思考，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青年习近平曾说，“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他的执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读书生活中积淀下来的。
青年习近平看书，常是以一本书为主，其他相关书籍为佐证，以此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读书体系。比如他看中国历史，就是先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为主要读本，当在学习中发现史学家观点相左时，就以钱穆、吕振羽等不同版本的中国历史书籍来互相印证，互相对比，并常就自己思考的观点与知青伙伴展开讨论，从而得以深入理解这些知识。这样学到的历史观点，是一个立体、全面的观点。既掌握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不同点，也养成了从不同角度观察分析问题的习惯，青年时期学到的知识和信息或许会随时间变化而过时，但通过不倦学习养成的体系阅读习惯和思辨能力，则会常伴一生，对后来的各个阶段依然起着作用。
“我们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习近平做事总是沉稳务实的，他不仅仅只满足于从书面上汲取精神养分，还讲究吃透实际情况，循序渐进为老百姓干实事。
二、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实事求是”出自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个词沉寂了几千年，但从四十年前开始，它突然成了高频词，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在今天的人看来，实事求是好像并不难做到。无非就是摆脱空洞的意识形态争论，从现实目标出发，制定对策或政策，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但是如果稍微拉开一点视野，你会发现，无论是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还是横向地观察当代各国，真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国家和政体，其实非常少见。
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思想分歧产生的争论。争论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争论，另一种是不同价值判断之间的争论。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有裁判，会有结果；而后者没有裁判，也就没有结果。
不同价值判断之间的争论有两个特点：第一，因为没有一个终极的裁判，所以永远争论不完；第二，针对这种问题，不需要你是专家，任何人都可以站队、表态。
以现在的美国为例。美国的制度现在很完善，但是美国的媒体和政客最经常讨论的话题是哪些？是该不该堕胎、该不该私人持有枪支、该不该有同性恋婚姻等等。他们最欢迎民众讨论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话题天然地可以让每个人都参与，而且永远争论不完，方便做政治动员。左派、右派、共和党、民主党的区别，主要就体现在这些问题上。但是怎样改善美国明显落后的基础设施？怎样减少庞大的财政赤字？如何抑制强大的利益集团？怎样创造就业？等等这些急需解决方案的问题却备受冷落。美国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没有政客愿意争论的问题。要不是发生在眼前的事实，我们很难想象2017年美国最热门的争论话题之一，是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稍有理智的美国人都会意识到，这个主题是多么荒谬。美国自己曾经多年努力对前苏联搞和平演变，现在好了，它反过来像一个受害者一般，指责衰落的俄国操控美国大选。其实，有多少美国人真正相信俄国有这种能力呢？当然，这并不是不理性。在政治斗争中，这样的题材非常难得，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这种话题打击异己的力度。
当然，并不只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问题，所有衰落的政治体系，都会落入到这样“价值判断”的陷阱里面。比如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也一再上演这样的戏码。最典型的是明朝中后期嘉靖皇帝时代的“大礼议”，争的就只是一件事：到底是管皇帝的父亲是叫先皇还是“本生父”。从此开始，官员开始拉帮结派，党争愈演愈烈，成为明朝晚期政治中的死结。当派别固化以后，后续争论的题材总是不难找的，譬如万历年间所谓的“明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今天的我们，只要稍稍从历史书中抬起头，抽身事外想一想，就会意识到这有多荒谬。当时自然灾害、饥荒、农民造反、满洲的军事威胁等等问题非常严重，但是官员们放着生死存亡的大事不顾，执着地争论宫廷案件，政治运转就是无法回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
作家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里曾对“价值判断”做精彩表态：“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乘法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
回过头看“实事求是”。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会发现，问题一旦被解决，问题本身就会消失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多曾经激烈争论、甚至各方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问题，经由事实的裁判，后来都有了明确的结论，包括：是否要放开土地承包权？是否要建设经济特区？是否允许外资进入中国？是否应该发展股票市场？是否应该允许企业破产？是否要加入世贸组织？等等。正是在解决这一个个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深化，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地受益于此。这四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能够一直奉行“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多么难得的历史机缘。而这，都离不开我们国家领导人实干兴邦的工作态度。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中发自内心地喊出“要为人民做实事”的誓言，我们可以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书中清晰感受到这种强烈愿望的深厚情感来源。
刚到梁家河报道那会，老乡给知青们准备了丰盛的接风宴，然而过了十五，大部分老乡却出乡到外地要饭。对于知青，老乡毫不保留、从不亏待。在梁家河插队与老乡相处的点点滴滴，加强了习近平对贫苦劳动人民的理解，更促使他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从而加深了他对这个国家的认识。这段经历，正发生在他们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阶段，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培养了他从任何一所大学都无法学到的，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因此才有了后面打淤地坝、建沼气池、办学习社、开供销社等便民利民的设施举措，开展工作没有不遇到困难的，但习近平就是有想法、敢担责任。他不搞形式主义，不搞那个特殊年代时兴的学习、运动，而是立志办大事，要给群众做实实在在的事情。他最常引用曾国藩的一句话，“愈是军情棘手，众议纷纭，愈要心明力定，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这种毅力和决心，是一般人少有的。
理解了这份亲人一般的感情，我们才能理解“实事求是”的珍贵。在这个国家里，以前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在这个时代里，其他国家也很难做到。一个国家，从上到下都真心认同和支持“实事求是”，都在试图定义出真实的问题，然后想办法去解决，推进个人和公共事务的发展，一起筑建共同的中国梦，实在是非常难得和宝贵的历史瞬间，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努力维护。再遇到某些别有用心的境外组织在网络上散布谣言，企图将我们拉入价值判断陷阱中去，我们只需回归事实、用事实说话，就能轻易将其阴谋粉碎。
我们现在回忆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走过的脚步，不是歌颂什么虚幻的口号和运动，而是认可那些在艰难困苦之中仍然不忘学习的精神和追溯实事求是的意义。
书香弥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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