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到莫言很早以前的一篇采访，太有意思了。
通篇的大实话，很有棱角。有的回答因为太刚，说完自己还要可爱地圆一圆
感觉那会儿的采访倒是难得的生动朴实，没有那么多圆滑的套话和套题，有些问题甚至很尖锐，引出了很多意料之外的精彩回答。
这才是采访啊～
1.新京报：很多人评论你的小说写得过于残酷，像《檀香刑》我确实只翻了几页，就不敢看了。
莫言：我知道你根本就没看过《檀香刑》，你是人云亦云。因为，《檀香刑》中被人认为是“残酷”的那些描写，是到了书的二百多页之后才出现的。
「记者从来不看书」，你们看不过来，这可以理解。而不看书又要评书论书，这是你们的职业需要，也可以理解。
这是半开玩笑的话，你不要认真——但你发表时不要删去这段，因为这很好玩，是我作为被采访者的一次温柔的反抗。
我们这些作家，被你们这些记者，像橡皮泥一样，捏了几十年，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几句反驳的话，希望你们也有点雅量，不要删改。
2.新京报：我是当代小说忠实的读者，你的小说我当时确实翻了，但我确实没有看下去，就是觉得语言很嘈杂，还有就是觉得太残酷，看了会很长时间心里不舒服。
莫言：那让你来采访我，真是难为你了。
接着说，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叫做“猫头鹰报喜———坏了名头”，意思是说，即便猫头鹰报告的是喜事，人们还是不喜欢它。也有人说，“一次为盗，终身是贼。”
我写了几个残酷情节，就成了残酷作家，你没看到我小说中那些温柔得要死的情节吗？
从人性的角度讲，每个人，其实都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三位一体。我相信当年在菜市口处决戊戌六君子时，那观刑的人山人海中，大多是可以用善良来定义的百姓。
但那些刽子手，之所以要那样夸张地表演，就是为了满足这些善良的看客的需要。而那些受刑人，之所以能够那样慷慨悲歌，视死如归，其中也有为了看客而表演的成分。
这样，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就是一种合谋的关系。
我这样写，是希望人能认识自己。回家问问你爸爸，让他给你讲讲文化大革命时，有多少善良的百姓，变成了残酷的帮凶。当然，在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背后，还站着一个集团，这些人，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共同的主人。
3.新京报：有一位作家说，我们总是书写人性，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小说里是不是应该有人性的理想，对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莫言：我的小说中，当然也写了理想和希望，《檀香刑》中，所有的人都死了，但我让那个身怀六甲的孙眉娘活了下来，这难道还不是理想和希望吗？我曾经在小说结尾处写上过“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这样的理想之歌，可惜让编辑删去了。
真是遗憾，他们的武断，毁了我理想主义作家的名声。
4.新京报：你谈到过自己很怕谈思想，思想很可怕，你觉得一个作家可以不靠思想来写作吗？
莫言：看起来今后我应该改变说话的方式，不应该使用这种反讽的腔调。一个作家，不可能没有思想。连智力障碍者也有自己的思想，连大猩猩都有自己的思想。
我怕谈思想，一是怕那种向组织汇报的所谓“思想”，二是怕在小说中说教，或者在文章中冒充思想者把许多简单问题复杂化。
我看了某些所谓的“思想者”的文章，感到他们实在是欺负读者，他们不喜欢说通俗的话，他们从不把狗屎说成是狗屎，非要说成是“狗，也就是DOG的排泄物”，这很优雅，但多么麻烦。
| 文字整理自《新京报》2004年4月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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