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3日，我出生在临清市第三人民医院，老人们都叫它三门诊。迎接新生命的有我的奶奶、爸爸、大姨、王姥姥。
从此我便生长在一个三辈同堂的家庭，和爷爷奶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有记忆起爸爸妈妈就已经单独做饭生活了。家长里短，奶奶和妈妈经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矛盾，这些对我来说就像一首交响乐的伴奏曲，让生活显得更加鲜活。
作为家中的长孙女，我是被一家人宠大的，小时候有爸爸妈妈、奶奶和姑姑轮番看护我。八十年代初期人们都不富裕，物质上可以说匮乏。我出生一个月，就没有奶吃了，那时还没有牛奶供应，有一种食品类似于牛奶叫炼乳，至今也搞不清是个什么东西，确定不好喝，但那时爸爸妈妈尽到最大努力了，以至于后来我闻到牛奶的奶腥味就反胃，大概是喝炼乳的缘故。当然还有一些和我年纪相仿的小朋友，连炼乳都喝不上。被喂养大的孩子既费心又费钱， 因为小孩子不知道饥饱，有时饿过点了，有时吃撑了，这也是长大后我的胃不好的缘故之一吧。爸妈每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几块钱，而我每个月能花掉他们一个人的工资，想一想他们那时候真是不容易。
后来条件好些了，能够吃得上青岛饼干和麦乳精。青岛饼干是我爸爸的工友去青岛出差特意帮忙捎来的，爸爸说那时候白糖还靠供应呢，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得到。在我的印象里，有一个画面是我的腿跪在八仙桌旁边的椅子上喝麦乳精蘸饼干。现在想想，那是开心的时刻吧。
奶奶住的外间屋，一进门，正中间是一张八仙桌，桌子后面有书条，书条上放着一座钟表，每到整点钟表都会打响。我个子矮的时候经常在桌子底下窜来窜去，长到和八仙桌差不多高时，桌子的棱角经常碰到我的头，尖尖的角每次碰得脑门起个大包。小时候，我的脚底下不利索，老爱摔跟头，一摔就会头着地，大人们都说我的头大，脚底下没根，大人给抹上香油，就没事了。
记忆里姑姑带着我去她朋友家玩儿，我坐在自行车前面横梁的宝宝椅上，刚到人家时，姑姑的朋友及家人看见我逗乐了，还以为我是个洋娃娃。小时候的我长着自来卷，黑黑的大眼睛，白白的圆脸蛋，谁见了都夸赞。
有一年秋天，我在院子里玩，听奶奶和姑姑小声说爸爸的厂子要倒闭了，我不知道对我意味着什么，但看着奶奶对姑姑说话时的表情，我猜不是件好事情。后来天没亮，经常被敲击声惊醒，是爸爸三更就起床，在院子里打家具，很多次被刺耳的敲打声惊醒，很讨厌那种声音，以于后来造成了心里阴影，听到突然的汽车鸣笛声，都会心里发颤。
最快乐的日子是每逢集市爸爸妈妈借一个地板车，拉着打好的家具去集市上卖。四五点出发，我坐在地板车头上，有时没睡醒，被裹着厚厚的棉衣或者棉被，随着天渐渐的亮起来，人也多了起来，最开心的是爸爸妈妈给我买一块冒热气的切糕，糯米做的，里面有红枣。红枣吃到嘴里跟蜜一样的甜，白白的糯米粘粘的，沾到嘴里回味无穷。夏天，便是我们那时有名的牛奶厂冰糕，五分钱一块。为了吃上一块冰糕，我要乖乖的听话，不能要，要就不给买，得等着妈妈奖励。
五六岁了，妈妈领着我去街道上的幼儿园，黑黑的屋子里，一只不明亮的灯炮只能照见台上的老师和左右两边的小朋友，课桌是一块木板下面垫着砖支起来的，凳子都是自家带的，高的矮的大小不一，有的板凳面蹭的黑又亮，一看就有年数了。
记得幼儿园的启蒙老师叫于老师，于老师在街道幼儿园工作了一辈子，她的爱人在部队，所以于老师的精力都投在了幼儿园里。后来我工作了，有一次碰见于老师和她的爱人，于老师头发白了稀疏了，没有原来那样的精气神，在我的内心她永远是梳着麻花辫最美的老师。
在幼儿园里学习讲故事、唱歌、跳舞、做体操，还去市体育馆参加过比赛。有一次比赛前我练习的非常好，老师把我安排在第一排重要的位置，就在比赛前一天，我开始发高烧，不能参加比赛了，我特别的难过和遗憾，因为参加比赛的小朋友都有一个奖励——小水缸，那是我期待已久的，却成为我的记忆里遗憾的一页。
刚上幼儿园时，写拼音字母aoe很难看，我不知道什么叫好看什么叫不好看，还美美的用铅笔在墙上写，觉得自己可能了，爸爸看了笑话我，他是在逗我玩，却让我从此有了羞耻感。
还有一次幼儿园放长假，留了好多的作业，好像是30天完成的作业，我在两天之内就完成了。写完之后，开始头痛、恶心、想吐，妈妈带我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因为长时间低头造成的，医生建议妈妈带着我去空旷的田地里呼吸新鲜的空气，往远处望望。妈妈大手牵着我的小手，清早带着我去麦田里转一转，我很开心，因为妈妈终于可以放下手中的活全心的陪我。生病还是有好处的，小时候经常用生病来换取爸爸妈妈的注意和关爱，这也是学习了之后才明白的。
胡同里的两个小伙伴比我年长一岁，都去小学报名一年级了，这个时候我妈妈着急了，于是拜托当街坊张老师给我报上了名，好在那时候没有那么严格，所以我比同级的同学都小一岁。因此，我便是小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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