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

《长恨歌》讲述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垒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怨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王安忆看似平淡却幽默冷峻的笔调，在对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

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的第三名，被称作“三小姐”。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李主任的“金丝雀”，使她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李主任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表面上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想来都是命里注定，也在艰难的生活与心灵的纠结中生下女儿薇薇并将她抚养成人。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女儿同学的男朋友为了金钱，把王琦瑶杀死，使其命丧黄泉。本书荣获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并于2000年获得我国文坛上最具荣誉的大奖——茅盾文学奖。

台湾知名学者王德威曾在《海派作家 又见传人》一文中评价王安忆，认为她的创作是对海派女作家张爱玲的继承与补充，都善写上海的风情与女人，但笔锋却不相同，张爱玲是抱着反讽的心情来精雕细琢，而王安忆是平淡的、同情的态度来讲述故事，自创作以来就不断对小说的创作技巧与形式进行创新与研究，曾经从事过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的创作，但是创作的题材以知青在乡村的生活为主，虽然题材单一，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九十年代的《长恨歌》这部长篇小说以庞大的空间建构及时间流程，丰富的人物活动叙述了上海的历史，刻画了上海的女性，审视了上海的文化。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突破。

一、独特的视角：把城市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

　　李欧梵教授说：“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小说界是非常罕见的，它可说是一部史诗。”这也是《长恨歌》的独特之处。我认为文本重要的不是故事发生的年代，而是写故事的年代，作者要写一座城市，便直接跳入小说的发展进程，人物的人生经历中去发表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看法。用细腻的笔调叙述了上海普通市民王琦瑶坎坷一生的命运，王琦瑶的形象也蕴含了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我把《长恨歌》定义为发生在都市民间的故事，王安忆把几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作为小说的写作背景，凭着她对上海的熟悉以及对上海女孩子心理状态的细致揣摩，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上海小姐”— —王琦瑶这样一个人物，文本的故事以她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生活场景叙述。她是选美选出来的上海三小姐，有着美丽的容貌，在每一个特定年代里，都会出现一个与她有着情感纠结的男人，虽然是起烘托作用，但在王安忆的笔下也深深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阶层的烙印。不同的男人、不同的身份与地位，有高官、有摄影师、有无业的富二代都试图占据她的情感，但又都以失败告终。

　　另外，王安忆打破了创作的封闭空间，在她的小说中纵横交错有两个空间：上海与邬桥，使时间在这两个空间中自由穿梭。温儒敏、赵祖谟都曾指出：“城市空间形式成为王安忆叙述文本空间形式，而上海这个城市被尘封多年的神秘感又给了王安忆以历史的冲动和诉说的可能”。[2]我们可以这样说王安忆用时间追忆的方式将纵横交错两个空间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个特征在《长恨歌》中表现尤为突出。王安忆曾自述过：“《长恨歌》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通过对主人公王琦瑶一生细腻的描写，以一个女性的眼光，以一颗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沉浮的平凡上海心去看上海，去探索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她有着对生命和美的独特审美视角。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反复描述在光与暗的转换中永恒流逝的时间，带有某种虚无的东西，使文本透出一种如烟的尘世感，这也奠定了小说的感情基调。

二、流露出“寻根”意识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也流露出了寻根的意识，怀旧的情怀，以及对“家”感伤。家是每个人、每个家的庭安身立命之所和灵魂的栖息地。家也是研究王安忆作品的主要线索，然而，王安忆和张爱玲相比，却是一个“失根感”很重的人，她虽然是大半辈子都居住在上海，但是她在《纪实与虚构》中开篇就说，她的家庭是迁居到上海的外来户，他们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家族。可以说，这种“失根感”一直伴随着王安忆的创作历程，是她寻找种种可能的归宿的动力所在，所以促使她创作了《长恨歌》这部小说。从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上看，这部小说，王安忆借一个女人王琦瑶的一生表现出自己对这座城市过去的怀旧，对自己精神的寻根。

　　在《长恨歌》中，“寻根”不同于以往的寻根文学，作者在这里为上海创造出一种灵韵，而由“怀旧”产生的社会现状宣告了这种灵韵在消费大众和商品的海洋里的无可挽回的消散。面对灵韵的慢慢消散，王安忆在写作上也表现出自身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对命运的探索

　　（一）命运与城市

　　就像许多作家习惯把自己的小说放置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一样，王安忆将自己小说的故事环境主要安排在了上海，她说：“我生活在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坚信关注的”。[4]她创作了许多的关于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的文学作品。长期以来，由于上海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变迁以及经济发展等很多因素的原因，上海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诱人魅力，而上海市民的命运也随着上海的变化而变化的。

　　谈到《长恨歌》时，王安忆曾说过：“在那里边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上海在19世纪中叶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然后迅速发展为金融中心，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为了在这个城市里很好的生活，人们形成了不怕吃苦、勇于追求、不断进取的精神品质。在多元文化的熏陶和浸染下，在多层次得经济结构影响下，上海逐渐形成了务实、坚韧、勤劳的精神。开阔上海人的品质，雅致是上海人的生活情调，精明是上海人的特征。王安忆就是要用一个上海女人的命运来诠释命运与城市的关系 。为了突出上海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影响，王安忆在开篇就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一起组成了上海城市形象的美丽画面，寓意就是为了说明作品中人物命运的曲折起伏与上海街道、上海气氛、上海的精神相关，尤其上海城市的历史变迁深深影响了王琦瑶的一生。上海成全了她，也抛弃了她，繁华的上海是造就她人生悲剧的根源。原因是：

　　首先，多元文化造就了上海城市的宽容本质。上海是一个追求时尚、追求情调，追求娱乐的独特城市，就连募捐赈灾的这种慈善活动也会又举办上海小姐的选美比赛来筹集。解放后像王琦瑶这样的人还能过着衣食无忧的平静而优雅的生活，这只有在上海才会成为可能。未婚的王琦瑶住进平安里以后，和康明逊、萨沙保持来往，并且还生下了女儿都没有受到直接的道德指责和人身攻击。上海的宽容使得她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平静的过完自己的一生。宽容的上海也造就了平易近人、善解人意的宽容的上海人，在和李主任交往的过程中，没有规定或限制李主任多长时间回来一次，而是让他来去自由。其次，繁华的上海造就了上海人的精明雅致，上海人言谈举止都从容镇静。王琦瑶在得知自已被选为三小姐之后，没有欢呼，没有傲慢，仍然能冷静的对待周围的人和事，表现出谦逊和素养。上海人的也总能把自己打扮的雅致得体，引领时尚潮流，成为年轻人追逐和模仿的对象。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也很有情调，在平凡的日子里，都要吃点心、喝咖啡、跳舞等，上海人经过长久的熏陶形成了优雅精致的生活风格，既提高了城市的整体格调，也使邻里间具有了温馨和睦的融洽气氛，因而让他们有滋有味的经营着自己的每一天。

　　（二）命运与性别

　　站在女权主义角度看，性别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物的命运，这体现在人物命运不仅受到长期男权社会形成的传统的封建思想的制约，也受到了人生历程遭遇到的异性的影响，更受到自身性别特点和局限的牵制，因此人物的命运也变得更加曲折坎坷。

　　《长恨歌》中男性人物的自私、懦弱、猥琐、虚伪使女性的人生经历变得坎坷曲折。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否定了女性幻想靠男性、依赖爱情来改变命运的观念。究竟女性应该怎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作者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但有一点很明确的，女性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来把握，依靠男性来改变命运只能是女性一厢情愿的却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如此，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让他笔下的女子居高临下的鄙视男性的行为，但也未对男性给予严厉的谴责，相反是带着平和的态度对男性的选择表示了宽容和理解。和谐家庭是由男女平等才建立的，对此一味的斥责是不对的，因此王安忆在情节设计上，在男性人物的行为上都表示了同情和理解，也表现了她对社会中男女关系的自我独特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