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后半段，黎默的卡路里摄入量持续超标。
看着办公桌上摆着的糕点和曲奇饼干，黎默想起几天前的员工体检，做超声波检查的大夫用专业仪器在她肚子上转了几个圈，慢条斯理又语重心长地说：“小姑娘，你是不是饮食比较油腻啊？要自己注意一点，清淡饮食。”黎默摇摇头，在心里和大夫说了声“对不起，没做到”。
这是黎默两周以来第三次收到离职同事的“散水饼”，还是“买一送一”。
“散水饼”是属于香港职场不成文的规定，递信辞职的同事会在最后一个工作日派发饼干、糖果之类的“散水饼”给同事，一则正式宣布离职的消息，二则好聚好散，江湖再见亦不尴尬。
这次同天last day的，是一年前差不多同一批招进来的两位应届生，他俩和黎默一样，都是“港漂一族”。据说一个准备回内地与女朋友完婚，另一个递信的时候说：“默姐，我打算先回家想想今后干嘛。”
和选在“金三银四，金九银十”这种跳槽黄金期递信的同事不同，在这个iang签证（注：Immigration Arrangements for Non-local Graduates，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签证，无公司担保续签则无法继续在香港工作）续期的高峰时段递信离职的同事，无论是否找好下家，或者干脆不明确未来方向的，共同特点都只有一个：下定决心离开香港。
曾经，黎默以为自己也会是这样的人。
黎默最初选择去香港读master，奉行的是效率原则。大四那年她抱着“北漂的心”和“传媒的梦”一猛子扎进首都的怀抱，误打误撞进了个电视台的剧组一干就是小半年。实习快结束的时候，组里有个前辈找黎默谈心，中心意思是“想要真正扎根北京，研究生学历是块敲门砖”。
于是，黎默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对“继续读书”的问题进行了可行性分析。香港，作为一个时间短、花费相对较少的“高效”选择出现了。
“香港master是一年制，毕业后可以无条件续签一年工作签证。用两年时间拿到研究生学历和一份工作经验，而且我特意去查了北京的留学生落户政策，运气好的话回来还能拿到北京户口，这样就真的能够‘扎根’了。”
黎默带着心里这张几乎精确到日子的时间表来到香港，按部就班地上课、交paper、考试。工作的offer来得很顺，最后一门课考试结束后一周，在大多数同学还在“去”与“留”之间徘徊的当口，黎默就“华丽转身”成了职场新人。
香港职场“本来的样子”
黎默供职的媒体，属于存在于大学专业课教科书里、几乎人尽皆知的那种。
起初被熟人问到“毕业去哪儿工作”这种问题，黎默漫不经心地报出公司的名字，总会收获对方一句“哇，好棒”，要是这人就站在对面，她还能顺便收获一份羡慕的眼光。通常黎默只是笑笑，做出一个“哪里哪里”的表情。
大多数人友好地把她的反应归结为“谦虚”，当然也有人觉得她“身在福中不知福”。只有黎默自己知道，即使她拥有的是别人眼中的“童话”，但“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当然，并不是说工作体验有多不好，“如果我说它一无是处，就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那是什么呢？
“平淡吧。”
黎默所在的新媒体部门，用领导的话讲承担着“香港与内地沟通桥梁”的重要作用，主要的工作内容是运营几个“粉丝不多也不少，流量不算大也不算小”的平台。
起初给黎默带来最大困扰的是粤语，“我最开始做的工作是每天收听粤语新闻电台，记得有一次主持人和嘉宾讨论城市建设，说了几十分钟‘石屎森林’，那几十分钟真的第一次体会到对牛弹琴，我觉得我仿佛就是那头牛。”
黎默如今可以平静的回忆这段往事，因为她已经习惯了动辄要边听港府官员开记者会边写稿的日子了。“不过直到今天我自己的粤语口语水平也只停留在问好和点餐，哦，是我一个人吃饭点餐的时候。”黎默说起来自己也笑了，“其实这样想想香港的包容度还不错，我一直讲普通话，基本上人家也都听得懂。”
至于是否因为只说普通话而受到当地人白眼？黎默认真想了想，“好像有过一两次？我也不太记得了。”
除了粤语之外，香港职场有什么难以适应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黎默认真想了一会儿，然后纠正了用词，“不能说难以适应，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吧。”香港职场更讲究公事公办，大家都去争取和行使自己的权利。
比如工作忙、压力大，现在内地年轻人讲“996”甚至“007”工作制，老板激励年轻人为公司奋斗；但在香港，工作就只是工作，没那么多附加意义。“香港有OT（Overtime）的说法，就是超时工作。像我们公司规定是一天八个半小时上班，此外加班的时间可以补给你，第二天晚来或者早走。有的公司可能会给加班费。形式不同，但都会有补偿。”
除此之外，周末、公众假期加班之类的都可以补休，而且只要提前做好工作交接，休假就可以完全“失联”了。有句话叫“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把人和岗位的关系比作萝卜和坑的话，香港人在“缺萝卜”的时候，处理方式是把别的萝卜轮流放进这个坑，“他们不会死拽着你这一个萝卜不放。”
黎默其实很欣赏这种职场风气，但也有同事旁敲侧击的问她“为什么很少听过你讲粤语”，黎默认真思考，最终得出了一个只能告诉自己的结论：她从来不曾想过在香港扎根，“总有一天要离开，并且我一直觉得那天不会太远。”
难以获得的归属感
说到底，香港之于黎默，缺乏归属感。而归属感，又那么可遇不可求。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体现在用词上。这两年黎默去过三次北京，每次下了飞机给朋友发微信，她都写“嘿，我回来北京几天”；而无论从哪里回到香港，和妈妈报平安她都写“我到了”。
“其实我在香港今年已经是整整第三年了，在北京前前后后也就待了一年，但一说去北京就觉得很熟悉、很踏实。”黎默再次提起北京，神色里仍旧向往。
其实也不止是北京，黎默觉得“回内地”这件事本身，就比“返香港”更有吸引力。
上学的时候，黎默住在沙田，出门上了东铁线一路向北，最快40分钟就能到达罗湖、过关深圳，同学们亲切地把“去深圳”称之为“回归社会主义的怀抱”。
“火锅+电影+网红奶茶”是港漂一族“深圳一日游”的标配套餐。当然如果你时间更充裕一点，还可以做个发型、美个甲，返回香港之前，再从超市捎回物美价廉的老干妈辣酱或者买上几盒绝味或者周黑鸭的鸭货，就真的算是“完美的一天”了。
“大多数时候，罗湖口岸从深圳过香港一路上都不需要过安检。海关都集中精力查从香港带货回深圳的海淘代购了，其实大多数港漂就算搞代购，也是顺便给熟人帮忙，从深圳‘带货’回香港才属于刚需。”
购物天堂的背面
香港不是“购物天堂”吗？关于这一点，黎默打了个比方，中学政治课上有个理论说，人的消费需求可以按照消费目的分为生存资料消费、发展资料消费和享受资料消费三种，一般是先生存、再发展，最后享受，但这个理论在香港不成立。“它跳过了生存，直接享受了。”
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源于奢侈品、化妆品这些东西比内地便宜。“如果赶上商场店庆，打折力度让人有一种‘这东西不要钱’的错觉。”但是，到了吃饭、看电影、理发这种日常开销上，“天堂就露出真面目了。”
在香港本地美食app上搜索“火锅”这个关键词，跳出来的台式、日式、港式、川式火锅店，人均消费基本都在200~400港币之间，“关键吃一顿花200港币基本不可能，香港没有内地诸如呷哺呷哺那种单人小火锅，我唯一一次在香港吃火锅是和整个部门十几个同事一起吃火锅自助，人均都是这么算出来的。”黎默对此愤愤不平，她觉得香港在火锅这件事上，特别“单身不友好”。
槽点更大的是理发，黎默自己没有在香港理发的经验，但朋友圈里经常刷到“发誓赌咒再也不进香港理发店”的flag。据说价钱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和香港Tony老师沟通”本身，就是一种修行。
工作之后，黎默为了上班方便搬到了港岛居住，回深圳的时间成本一下子翻了一倍，“深圳半日游”的频率也就比上学的时候低了不少。不过她倒是开发出了新的套餐项目——买书。
黎默从去年开始给自己制定了年度读书目标，现在定期去深圳“进货”。“同样一本书，内地版本的价格一般是香港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何乐而不为呢？”黎默每次只买3本书，起码要读完两本才盘算下一次“进货”。
“这样选的都是自己真正想看的，而且特别有仪式感。”
工资高吗？高...…吧
每次提起香港物价高，“香港工资也高”的说法就会随之而来。
黎默记得自己回内地欲望最强烈的时候，投简历给内地媒体，聊到薪资问题，HR往往会试探着问她：“你从香港回来，那预期薪资是多少呢？”
直接一点HR干脆带着“打预防针”的姿态单刀直入地摊牌“我们这边给不到太高的工资”。
关于这一点，黎默的观点是：从绝对值来说，确实如此。“拿我做媒体来说，估计比回内地的同学高三分之一左右，再加上香港扣税以年度为单位一次性交，不会扣在每月。”
之所以说是绝对值，黎默算了一笔账：她每个月房租的支出大概占收入的1/3，吃饭加上些杂七杂八的基础费用占掉1/3，剩下1/3差不多可以自由支配。这个分配比例和回北京工作的同学差不多。
“不过像我妈说的，基数大剩得多，工作两年可能算积蓄要多点吧。”
不过，和黎默同一批进公司的同事里，也有房租占月工资接近二分之一的，或是生活支出比较大的，“这就要看大家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了，在哪儿都有赚的多的‘月光族’和赚得少还能攒下钱来的人，生活理念不同而已。”
当然，在计算高校毕业生平均工资的时候，黎默所在的传媒行业属于“拖后腿”的那种，“你如果问在香港做金融、律师、医生这样的人，可能确实收入要比内地高很多吧。”
所以，为什么留下？
今年是黎默在香港的第三年，提到留下还是离开，黎默觉得这个问题在她这里不应该是“为什么留下”，而是“为什么还没走”。
“我之前一直说留港工作一年就会走，但现在这个flag已经倒了。”
其实，黎默在一年前，差不多按照自己时间表原定的离港时间提过辞职，跟部门领导深谈了一次之后偃旗息鼓了。“她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你想想在现在的岗位，是不是还有进步的空间和想学没学到的东西，有，就还没到离开的时候。”
转眼一年，黎默慢慢学会了主动学习，现在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是想解决方案而不被情绪掌控。“这些东西不是说我离开香港或者离开现在这家公司就学不到，但经历的连贯性还是挺重要吧。省掉很多折腾的成本，目的性也更强一点。”
不过，黎默也承认心里有隐隐的担忧。这两年也会有些跳槽回内地的机会，但有时到了最后决定的时候，她也会犹豫。“或者说在衡量成本吧，比如HR说，你能回来我们见一面吗，比如北京，我就会想值不值得花时间和金钱。继而想这个机会和我现在的工作比是不是有那么大吸引力，然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黎默想起《伊索寓言》里“一鸟在手胜过双鸟在林”的故事，她记得故事的寓意是“人不应为了追求另一个东西，而选择冒险放弃已有的事物”。
“但想想挺不积极向上的，年轻人选择出来打拼不就是要冒险尝试吗？我怕一直这样下去，得到越多越没勇气。”
临近下班，last day 的小朋友来和黎默最后道别，黎默笑着祝他们未来一切顺利，而没说出口的是，“真羡慕这样重头再来的勇气，希望我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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