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删人，但从来没有把人拉进过黑名单。删人有各种原因，我朋友圈的人数一直保持在三百人左右。
这三百人当中被我分了组，有朋友组、同学组、写作组，家人组，工作组，还有僵尸组。
顾名思义，朋友组就是现实生活中真实认识的人，朋友组中有非常一小的部分人可以称之为朋友，大部分也只是有个朋友的名分而已。这组里的人也是最早玩儿微信时进入我朋友圈的那批人。
我开通微信的时间大概是在2013年的年底，也是我拥有第一个智能手机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起那些最初玩儿微信的人好像晚了有一年多。其实，我一直是个远离高科技的人，大家疯玩儿qq的时候，我没有qq。人人都写博客的时候，我不开博客。后来，博客变成了微博，我仍然不玩儿，至今我也搞不太懂微博是怎么回事。
用微信之前，我一直使用的是一款200多元的直板手机，就是现在所称的老年手机。我觉得，有事找我打电话就行了，或者发短信给我即可。那时，我的世界是比较纯净的，大多的空闲时间都是用来看书、锻炼身体、或者是与朋友见面聊天。
促使我开微信的原因说起来有些丢人，因为我老公出轨，他出轨的工具就是一台智能手机。每天晚上很晚总是听到他手机里发出“嘟”的一声响，之后他就躲进了厕所或厨房。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微信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查清真相，我毅然地去中国移动花了1000多块钱买了一个最便宜的智能手机。
记得刚注册微信时，周围的一大圈朋友就申请加我，甚至多年不见的朋友也突然出现了。慢慢地，我体会到了微信的妙处。微信里的朋友圈也成为了我发泄情绪的一个出口。
我是那种比较喜欢发朋友圈的人，大概由于自己没心没肺的性格，当然，自己也喜欢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日常。2013年的朋友圈与现在的朋友圈有本质上的不同，那时的朋友圈更单纯。宣泄了一下恶的情绪后，总是会有人马上过来给你安慰。久而久之，我喜欢上了发朋友圈这件事情，发朋友圈记录生活成为了自己的一种习惯。
通过微信，我还找到了失散了二十多年的初中同学们，这就是我的同学组里大部分的成员。我们为了庆祝找到彼此，2014年的夏天二十多个人相约着聚了一次会，后来还拉了个同学群。在这个群里，大家有事没事的就会扯上一会儿。不过，加入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每个人早已不是上学时的那个人了。
同学里有商人，有出租车司机，有餐厅经理，有中学老师，有公司职员，有移民美国的、还有无业者。起初大家因为好久不见的新鲜感在群里聊个没完，久而久之这种热情便渐渐减退。而且喜欢聊天的总是那么几个，更多的人不再有任何的互动。
有人将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发到了群里，别人看完后竟然误会我过得很惨，其实那只不过是我对自己过去生活的一段回顾。这时我才意识到没必要把自己写的文章无底线的分享给任何人，因为同学之间早已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朋友圈里的人数越来越壮大，见面加微信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沟通方式。渐渐地，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开始进入到我的朋友圈里。
不过，越玩儿朋友圈，胆子就变得越来越小，顾虑越来越多，尤其是公司里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加微信之后，顾虑就更大了。
微信流行后的大约一年，使用微信安排工作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个人都无时不刻地不在公司的监督之下。
公司老板要求加微信，人事总监要求加微信，周围同事要求加微信，其实这些人是我最不想加的人。加了他们，意味着自己可以随意自由表达的朋友圈成了一块非自由之地。从这时起，我才想起了把人群分组，好在那时的朋友圈人数也不过百多人。于是，我把这些人分进了工作组。离开公司之后，我就把公司里所有的人都删了。
现在工作组里的人基本上是那些服务行业的人，比如物业公司的人、美容小姐、健身教练、维修工、货车司机，安装空调的。他们与我的生命轨迹没有任何的交集，有的只是一面之缘，所以我把他们分在了工作组。当然这部分人里面隔一段时间我也会删除一些。
家人组当然都是家里人，老公、妹妹、堂弟、小姨、表姐、侄子、外甥女、大姑子、婆婆都在这个组里。比如有些文章不适宜小孩或者老人看，我就会屏蔽这个组，给这个组展现的基本上是岁月静好的风光图片。
老公是个例外，现在我已经把他移到了写作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人，对他我是没有什么可隐藏的。
现在终于可以讲到我最重视的写作组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写作组里绝大部分人是在我开始写作之后加的朋友。他们中的人在生活中大都不认识，也可以说是陌生人，但是这个组里的人是精神最为契合的一组人。我的朋友圈对这个组的人来说是透明的，换句话说，他们可以看到我所有的朋友圈动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最了解我的人。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这是一群具有文艺气息的人，也是与我品味最为相投的人。他们当中有诗人、有作家、有画家、有写作爱好者、有读书人、有影评人，凡是我认为思想开明的人我都会放在这一组。如果其他组里有这样的人我也会给他放到这组。我曾经的一个健身教练，是个90后，拥有黑黑的皮肤和一身壮硕的肌肉，可他竟然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尤其喜欢日本文学。上私教课时，锻炼成了其次，探讨文学成了主要的内容。现在他就呆在写作组里。
写作组里总有一些敢于说真话的人，我把他们定义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朋友圈里，看到他们时而针砭时弊，时而愤怒无比，他们也成为了我朋友圈当中最为珍视的人。
最后说到了僵尸组，进入这个组的人意味着进入了我的黑名单。任何朋友圈的动态他们都不会看到，他们中的人有我曾经的朋友，还有一些不知什么原因就是想屏蔽他们的人。
那个曾经我最好的男闺蜜突然有一天就不再联系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起初每年春节还发个短信问候一下，到后来连个短信也没有了。我没有刨根问底地去寻个理由，他不再理我，我也就没再打扰他。但我没有删除他，他也没有删除我，现在他就呆在僵尸组中。
过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删一些人。他们当中有常年不互动的人，有从来不发朋友圈的人、有发表的观点特别让人讨厌的人。年初我的一个同学我就狠心把他删了，当他看到美国有人因新冠肺炎去世之后，对这些人他表示的不是同情反而拍手称快，我绝对不容许这样的人呆在我的朋友圈里。还有一些做起了微商的人，但不是所有做微商的人我都会删。有的作家也做微商，但我知道那是为生活所迫。
我没有拉黑别人的习惯，因为我觉得进入黑名单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没有什么人会令我厌恶到可以进黑名单的地步，不喜欢，删除就可以了。我也不是个喜欢轻易加别人的人，好玩儿的有意思的人自然会加，有些莫名其妙的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人想加我，我是一概不理的。
现在发朋友圈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把朋友圈设置成了三天可见、一个月可见，半年可见的都很少，全开放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我也把自己的朋友圈从最初的全开放，到后来的半年可见，再到现在的一个月可见。也是因为加的乱七八糟的陌生人越来越多，有时的确不太想让别人窥视到自己的隐私，或者窥视到过去某个时间段的某个低落的情绪。
三天可见已经成为朋友圈的一种常态，屏蔽了别人的同时，也隔绝了自己。朋友圈已经不是真正意义的朋友圈了，它不再像当初那样可以肆意地胡说八道、可以随意发泄情绪。如今，它俨然变成了风花雪月的秀场：一顿色泽鲜艳的美食、一个大眼萌萌的自拍照。我们总是喜欢在朋友圈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悲伤、孤独、丑陋、贫穷、愤怒、无助......在朋友圈里越来越少见，如果哪天有人情绪失控发了这么一条，他马上就会变成别人的眼里的神经病，也许不久就会变成那个被人拉黑的人。
我还是欣赏那些喜欢表露自己真性情的人，他们坦率、真诚。
我的朋友圈里有个叫吴幼明的艺术家，他是个前警察，被警察队伍甄别后写了本没有出版的书《从警十三年》。后来他和全家搬到了北京的宋庄画家村。他每天在朋友圈里卖旧货、卖旧书、他会去拆迁楼里捡拾画家们丢弃的画作。每天早上他都会发他儿子女儿吃早饭的照片。尽管他每天都发，可就是不令人厌烦。他展示了生活里最为鲜活的一面。
一个陈姓作家因为付不起宋庄的房租搬到了大厂。今年他不再写作，他写起了打油诗，做起了黑暗系列的版画。他开始怀疑写作的意义，一个人带着几只猫离群索居。
诗人阿琪阿钰也是每天在朋友圈卖诗集。今年夏天，他离开了宋庄，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环游全国。在旅行途中，认识了他开宝马车的妻子。每天他都会在朋友圈里发一条旅行的动态，昨天他的朋友圈就发了一条他和妻子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家酒店里看外滩的风景。
吴幼明最近也一直在删人，他已经删了有一千多人。删完人之后他会截图在朋友圈里广而告之。他说，要极简生活，朋友圈里久不联系的人也一样。
朋友圈玩儿了七、八年，其实朋友圈于我，更像是一个记录每天生活的笔记本，有想发的东西就发，也不会想太多。时间过去，可以从朋友圈当中找到当年的情绪与记忆，这大概就是朋友圈对于我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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