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强哥的小土豆

-前言-

早几年，网络上盛行一篇文章，叫“为什么寒门再难出贵子”，掀起了网友们的一波波热论。关于“寒门难处贵子”的原因，似乎大多数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是家庭财富或性格的原因，富孩子物质充裕，自信开朗……但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它的答案绝非如此简单。这几天在阅读完《我们的孩子》这本书之后，我从中获得了答案。作者是罗伯特·帕特南，美国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学家，曾担任过多届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首相以及多个国家政府首脑的资深顾问。在书中，帕特南对比了美国半个世纪前和现今的社会图景，追踪访问了美国各地107位年轻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最终将调查结果书写成册，讲述了一个贫富分化，阶级固化，寒门子弟再努力也是徒劳，最终美国梦破灭的可怕现实。

罗伯特·帕特南

帕特南的这本书出版之后，《纽约时报书评》是这样评价的:“读罢此书，没人还能相信美国还有机会平等这回事”。长久以来，美国人始终坚信上帝给了每个人平等的机会，去通过努力拼搏获得成功。但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唯有不平等才是亘古不变的铁律，平等从来只是相对的、有范围限制的。所谓的机会平等，向来只是奢望，富孩子和穷孩子的人生机会，在襁褓之中就已经拉开了。结果便是，他们继续往复着父母辈的人生——富孩子享受着奢侈的服装、豪华的别墅、美味的菜肴以及璀璨的前程，穷孩子却只能继续在破碎的家庭、痛苦的童年以及游离的居所中，继续他们希望渺茫的余生。

穷孩子与富孩子的命运，在起跑线上就被拉开了。

曾经，那个让所有人心驰神往、奋发有为的“美国梦”，已经慢慢消退于美国下层阶级人民的记忆之中。生活一如往日之颠沛流离，曾经的梦想与激情早已被消磨得只剩下麻木与冷漠。

在书的开头，帕特南追忆自己童年的小镇——克林顿港。那时候的故乡，每个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体面的人生机遇。大家住同样的小区，上同样的学校，参加同样的课外活动，彼此之间相互帮助，把彼此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在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会有许许多多的长辈为他们提供帮助、支持、指点，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都大学毕业，在不同的职业上获得了成功，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后，克林顿港的生活已然成为一场美国噩梦，富孩子和穷孩子生活在泾渭分明的两个不同世界中，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所获得的人生机遇千差万别，以致于各自驶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

究竟是什么，使得以克林顿港为代表的美国在半个世纪内由曾经的“机遇之地”变成了今日的“凋零之所”？帕特南组建研究团队，在历时2年的调研之后，写成《我们的孩子》这一本书，从家庭结构、为人父母、学校条件、邻里社区四个角度，为我们剖析了其中的缘由。

1.家庭结构

毋庸置疑，家庭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从生至死，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家庭影响的帷幕之下。机会鸿沟的形成，一项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家庭的构成方式。

那些挣扎在底层的孩子，往往拥有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文中以富孩子安德鲁和穷孩子凯拉的故事为例，向我们说明了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未来人生轨迹的。

安德鲁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为了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安德鲁的父母未雨绸缪，努力工作了多年，终于积累了相当可观的一笔财富。孩子出生后，母亲辞去工作做了全职妈妈，重点围绕孩子的教育。父母规定，全家人必须坐在一起吃晚餐，因为这是全家人相互沟通交流的时间。父母还会全面参与安德鲁的学习，关注他的成绩，直到他大学毕业。为了磨炼孩子的工作精神和意志力，会有意识地创造诸如求职面试、实习等机会。安德鲁毕业后不想继承父业，想当一名消防员，父亲支持了他，并利用关系为他找了一份消防队实习的工作。谈到家庭时，安德鲁总是感觉到特别的温暖。

凯拉的生活，在安德鲁看来应该是难以想象的。他的父亲乔和母亲琳达都有着悲惨的人生经历，创伤使得夫妻俩伤痕累累，也影响了凯拉的一生。琳达高中毕业后就结了婚，结果丈夫暴躁易怒，最终离开了他。琳达在必胜客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乔，并与之结婚。乔有着一个阴暗的童年，父亲犯罪入狱，母亲酗酒成瘾，乱性风流。乔从小就在各个寄宿家庭中流转，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父母的流浪儿。初中毕业后，乔也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

凯拉属于乔和琳达计划之外生育出来的孩子。孩子出生时，全家一贫如洗。凯拉生活在由5个兄弟姐妹组成的拼盘家庭，对于他们而言，饱腹已是相当勉强，更不敢奢望蛋糕与糖果。七年之后，乔和琳达又离了婚，凯拉与乔和琳达分别度过了一段四处游荡的时期。家庭的破碎给凯拉带来了巨大的阴影，即便是接受了专业心理医生的治疗，也无济于事。在上初中的时候，凯拉就想辍学，后来在许多人的帮助下，她最终获得了就读于社区大学的机会，但家庭的变故让她每每谈到生活，就满是担忧，她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在瓦解、崩溃。

家庭背景使得安德鲁和凯拉拥有完全迥异的人生经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财富、婚姻稳定性……，各个方面的因素都在形塑孩子的方方面面。

在书中，帕特南列出的数据显示:在计划外生育、非婚生育、离婚率、同居现象、多伴侣生育等方面，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往往要比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比率更高。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孩子的到来往往是一件计划之外的事情，他们往往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没有足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因而容易手忙脚乱，产生感情纠葛和不堪重负的压力，甚至将对孩子的责任抛之脑后。而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而言，孩子的出生越来越是一项长期规划的目标，往往更偏向于晚婚晚育，因为父母更成熟，经过多年的磨合，感情也更稳定，能够提供充分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

研究表明:单亲父母越多，孩子的社会流动性越低。

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大量的研究表明，那些穷尽一生甚至几代人都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孩子，他们的痛苦往往可以追根溯源至原生家庭。太早生养、多伴侣家庭、单亲家庭、再婚家庭……父母种下的恶因，往往需要孩子来收获恶果。

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环境，往往代表一个孩子阴暗无光的童年乃至一生。如果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其亲生父亲不在身边，孩子的各种表现会更差，成绩更低，更容易辍学。单亲母亲抚养的孩子更有可能表现出一些行为问题，比如腼腆、暴力倾向、脆弱、敏感、内向，甚至是深度焦虑或抑郁这样的心理问题。他们也往往更容易提前发生性行为、犯罪，在无力承担责任的年纪承担责任，极有可能变成年轻的单身父母，重复上一代人的轮回。

2.为人父母

现代的科学研究关注儿童的大脑发育，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父母教育模式会对孩子的认知能力和社会情感能力产生巨大影响，最终转化为越拉越大的阶级差异。在儿童成长的早期，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获得的经历会影响他们的生物神经发展，从大脑结构的发育，到孩子的同情能力，都会受到影响。

婴儿的大脑天生具有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他们最初的学习者就来自于父母。婴儿的大脑如需得到健全的发育，就需要成年人耐心和细致的关照，尤其是来自成年人的回应。比如，婴儿会发送出某种信号（如在摇篮里咿咿呀呀），而假如成年人此时做出了回应（如父母以呢喃小曲回应咿呀），那么婴儿的大脑就会留下印象。对于婴儿而言，他们的大脑类似于一种混沌、脆弱、未分化的原初状态，他们需要在和母亲等抚养者的互动中，逐渐发展出一个清晰、坚韧、复杂的心灵。

此外，儿童在其成长初期所获得的的能力是基础性的，这些能力越发达，对他以后的学习作用越大。且成长初期，儿童的可塑性较高，智商和情商的发展使相辅相成的，类似于勇敢、敏锐、乐观、自控力、责任心、心理稳定等非认知性技能（情商），对于儿童未来的成长与成功起着巨大的作用，而这方面的能力，主要来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如果孩子幸运地遇到了负责任的爱心家长，那么他们就更有机会走上人生的成功之路。但是，如果家长疏于管教，任由孩子暴露在“恶性压力”之下，则会造成许多的不良后果。书中列举了以下10项恶性童年经验指标：

恶性童年经验指标库

1.蒙受家中成年人的肉体虐待或威胁

2.遭受家中成年人的虐打、掌掴或其他敌害

3.遭遇过成年人的性侵

4.从未感受到家庭内的关爱和支持

5.父母分居/离婚

6.缺衣少食，或父母酗酒吸毒，无暇照顾子女

7.母亲/继母遭遇家庭暴力

8.家中有人酗酒或吸毒

9.家中有人患抑郁症或曾经自杀

10.家中有人身陷囹圄

以上恶性压力指标假如出现在孩子的童年中，会对孩子大脑的发育造成负面影响。研究表明，如果孩子出生后不久就被孤儿院收养，则严重的缺乏关爱会导致这些孩子在各项指标上表现不佳，比如智商、心理健康、社会调适能力，甚至连大脑的构造都不同于正常儿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教授曾指出：“如果成长于充斥着恶性经验的环境内，则孩子长大后更可能出现健康状况不佳、医疗成本昂贵、滥用精神药物、工作和社会交往糟糕、残疾、抑郁和自杀，甚至会造成更下一代的失败。总之，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

童年的阴影会给孩子带来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疤，甚至更加严重的后果。

书中根据前人的相关研究指出：儿童能否有着健康的大脑发育，被证明是同父母所受的教育、家庭收入和社会阶级密切相关的。有证据显示，成长于贫穷所致的压力环境中的孩子，成年后负责情绪控制的大脑功能有可能受到损伤，也更难以集中精力完成一项具体的任务。有研究采用核磁共振技术研究孩子的大脑，发现穷人家的孩子大脑发育更慢，大脑灰质更少。

在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观察分别由职业人士和工人阶级组成的48个样本家庭的家庭日常语言沟通状况，结果发现：在儿童上幼儿园之前，职业人士家庭的孩子听到的词汇量多于工人阶级孩子1900万次，超出领取社保家庭的孩子3200万次。在经济收入和教育程度双高的家庭中，孩子得益于家庭中更丰富的语言交流，从一开始就拥有语言能力的优势。

简而言之，从“为人父母”这一角度来研究富孩子与穷孩子之间的机会鸿沟，根源于父母的教育模式。在书中，帕特南将教育模式分为了“精心栽培的教育”和“自然放养的教育”。所谓“精心栽培的教育”，主要是指中上阶级父母的育儿方式。这一类父母从一开始就深谋远虑地为孩子的教育投资，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认知能力、社交技巧和文化素养，他们更加致力于培养孩子的自主、独立、自我反思能力，会密切关注孩子的在校表现，也会给予孩子更多的支持、尊重、鼓励、慈爱、温暖与关怀。而所谓的“自然放养的教育”，则是指放手任由孩子发展，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没有计划，也不怎么干预，在教育孩子时，更多的是依靠硬规矩和大棒，缺少对孩子的鼓励与密切关注，更不用谈言传身教了。

高知家庭的父母更倾向于鼓励，低知家庭的父母更倾向于批评。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家庭晚餐。虽然家庭晚餐并不能证实为一个导致机会鸿沟形成的中规中矩的因素，但在书中，帕特南还是列举出来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家庭中家庭晚餐的相关数据。我首先要对“家庭晚餐”进行一个定义，它并不是指寻常意义上的那种简单地吃个饭，而是指“全家人聚在餐桌前一起共同用餐，用餐过程中有较高频率的交流”。家庭晚餐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它能增进亲子之间的相互了解。在用餐的过程中，孩子可能会谈到在学校、社区里的所见所闻所想，父母可以从谈话中了解到孩子的学习情况、思想状况等，从而针对性地给予指导。家庭晚餐也是提升家人亲密度，增加家庭凝聚力和幸福感的一种方式。

即便家庭晚餐在某些父母看来，或许收效甚微，但从长期效应来看，它无疑增加了父母对孩子教育的时间投入。既然晚餐终究要吃的，为什么不把这个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作为教育孩子的一个重要仪式呢？似乎，处于底层家庭的父母每日为了生计劳苦奔波，下班之后已是相当疲惫，没有多大的精力来教育孩子也说得过去。更何况，目前它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电子显示屏。处于现代社会的人们，工作繁忙，压力山大，下班之后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电视、手机、电脑等显示屏给霸占了，游戏、综艺、影视剧等各种娱乐项目轮番上阵，舒缓了成年人的紧张、压力的同时，却是对用于孩子教育的那部分时间的一种挤占。

“比邻若天涯”

当然，新的生活方式出现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解决方式，只不过这种解决方式未必是好事。我们可能会看到这样一幅情景：原本有说有笑的家庭晚餐，如今变成了几个人盯着电视，另外几个人盯着手机，神情专注之中偶尔夹杂几声旁人无解的傻笑。尽管大家身处一个紧密而狭窄的共同空间，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虚拟世界里畅游，“天涯若比邻”已变成了“比邻若天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今的父母已经简单粗暴地把教育孩子的一部分权力拱手相让于电子显示屏，电视、手机、电脑、平板如今已经承担起了教育的部分重任，这对于几十年前的人们而言，简直难以想象。冷冰冰的电子显示屏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联拉远，暂且不深究尼尔·波茨曼在《娱乐至死》里所指出的图像对于孩子认知模式、思考方式隐喻式的改变，从这些显示屏里蹦出来的海量信息，也如潘多拉魔盒一般，无法掌控，更无法预见其后果。

以上只是对于新的时代环境下，新工具的出现是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对家庭教育进行改变的。回归主题，我们了解到，家庭晚餐只是冰山一角，相比于穷家长，富家长更为迅速地增加了他们在孩子金钱和时间上的投入。

金钱投入：一般而言，在学校的教育投入大家都是持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私立教育和儿童保育上，比如音乐课程、夏令营、旅游、学校用品、图书、电脑、课外活动、休闲娱乐等，富裕家庭的孩子得以在课余的时间获得更多能力的培养。以美国为例，上层阶级家庭的孩子从小就学习高尔夫、骑马、击剑等贵族运动，他们保持高频率的旅游以拓展孩子的视野，上更优质的幼儿园以开发孩子的大脑……富孩子出生于富裕且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获得了双重优势；穷孩子出生于贫寒且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获得了双重打击。

时间投入：相比于贫穷、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富裕、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花在孩子教育的时间投入更高。一方面原因在于生活压力不同导致的可支配时间的不同，另一方面原因可能在于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的差异。富裕、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会更多地陪伴孩子，给孩子讲睡前故事、唱小曲、读写单词，也会更多地参与孩子的学校教育……

家境不同，父母花在孩子教育上的时间和金钱占比也就不同

3.学校条件

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橘子郡，一直是美国阔绰富人的集结地。虽然这里市镇风景如画、豪宅遍地，但在一片金碧辉煌的掩映之下，却是一贫如洗、暴力横行的贫民窟。

之所以要提到这个地方，是因为他能够为分析学校条件对机会鸿沟的影响提供较好的现实条件。帕特南团队选择了富人区的特洛伊中学和穷人区的圣安娜中学作为研究对象。

两所学校在各项“投入”指标上相差无几，例如学生人均经费、师生比例、辅导员数量以及教师水准等，根本差别在于学生这个群体。圣安娜中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贫穷的拉美裔人，操着一口西班牙语，而特洛伊中学的学生大都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种族背景多元，英语流利。

再来看看其“产出”结果，在毕业率、全州成绩排名、SAT考分、逃课和休学比例等指标上，特洛伊中学遥遥领先，而圣安娜中学基本上处于垫底的位置。

肯尼亚贫民窟的早期教育

帕特南在书中分别从伊莎贝拉和罗拉两个孩子的视角，了解到了两所学校的概貌。我们从学校氛围、同龄群体、老师态度、课外活动、父母参与程度等几个方面，略作摘要。

伊莎贝拉就读的特洛伊中学是一所公立重点中学，在许多学术指标上都表现优秀。非学区的学生入学需要参加考试，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生为入学资格竞争得头破血流。学校设有紧凑严格的课程，在各个方面营造一种高压竞争的学术氛围。尽管学生们大都家境殷实，但他们从不为穿着、金钱等争风，他们只为学业而相互攀比。同时，学校里活跃着各种各样的社团，设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领域涉及乐队、篮球、合唱比赛、游泳、网球等等。一般而言，大量的社团意味着大量的经费，而特洛伊之所以能负担起如此之多的社团，在于学生家长和社区居民的踊跃捐助。

罗拉就读的圣安娜中学，是一个充斥着暴力、毒品和犯罪的地方。校园里各种黑社会团体横行霸道，打砸抢，欺凌弱小，辱骂老师，无所不为。处于如此堕落的环境，老师对学生们通常不管不顾，教学对他们而言只是一项迫不得已的任务。至于补课、SAT考试、大学预科班、课外活动等，根本就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事情。

虽然两所学校在“产出”上差距惊人，但帕特南在书中指出:“就美国社会日渐扩张的阶级鸿沟而言，学校教育并没有过错，也不应负担责任，甚至学校反而可能是竞争平等化的推动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社会化是受到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工作场所以及大众媒体所影响的。学校作为人的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场所，在本质上对所有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它通过各种行为规范、规章制度使学生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完成各种角色的扮演。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所学校孩子惊人的差距？帕特南给出的答案是同龄群体。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孩子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会把同龄群体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视为参考。通过特洛伊中学和圣安娜中学的对比，帕特南发现，学生会把资源和习气从校外带入校内，其中包括家庭中的经济资源、人脉关系，以及家风、个人素质等。事实上，孩子在学校与其他孩子相处时，就是一种家风相互熏陶的过程，好的榜样可以激励孩子的学习成绩、兴趣和志愿，坏的示范也会导致孩子吸毒、旷课、犯罪以及行为不端。

学生会把家庭的资源和习气带入校园

同时，书中也指出一个现象:较之于低收入地区的学校，富人区的学校总是存在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学生家长更大程度的参与和支持。“当父母投身于学校事务时，孩子的在校表现会更上一层楼，而他们就读的学校也能有更好的发展。”这涉及在教学设施配备修缮、学校捐赠基金筹款、预科课程开设、课外活动筹划等方面，富孩子的父母一般而言要更加积极主动，穷孩子的父母要么有心无力，要么兴致平平。

近些年，尽管大学不断扩张，将她的门槛逐步放低，但事实上，出身于底层的孩子进入大学的比率却越来越少。穷孩子与富孩子在教育上的隔离，拉扯着这两个群体越走越远。

帕特南在书中列举了过去40年美国学生的毕业率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毕业率远高于家庭条件差的孩子，他们之间的这种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形成一道令人绝望的“剪刀差”。这些受教育程度低的穷孩子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已经越来越难以立足，没文凭，没能力，很难找到一份体面而又薪水不错的工作，使他们摆脱贫穷的泥沼！

家境优越的孩子大学毕业率远高于家境贫穷的孩子。

4.邻里社区

“富人住楼房，穷人住草房。”无论古今，住所的面积、装饰、结构都无不体现着穷富之间的差别。时至今日，在到处可见高楼大厦的城市里，各种资源每天都在不断流转、聚散，资本像候鸟一样，追逐着利益的脚步，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塑造一种“居住隔离”。在富人的社区里，环境优雅，卫生清洁，治安稳定，各种奢华的楼房有序林立，随处可见高档的超市、游泳馆、美容院、网球场、星级餐厅、咖啡馆；而在穷人的社区里，布满了锈迹斑斑的老旧房屋或是条件简陋的棚户，这里卫生简陋，细菌滋生，罪恶与疾病充斥着每一个阴暗的角落。

图：肯尼亚卡旺加雷贫民窟和富裕的洛雷斯霍社区之间的分界线。卡旺加尔是肯尼亚增长最快的贫民窟之一，约有65万人生活在那里，其中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自来水缺乏，卫生条件恶劣，导致这里高发病率，许多生活在这里的人携带艾滋病毒。

一般来说，贫民窟里长大的孩子是很难冲出底层，实现阶级上升的。因为贫民窟的现实环境在不断塑造他们的性格、生活习性、个人能力和思想观念，为他们的人生塑造了一块难以冲破的“天花板”。在书中，帕特南所列举的穷孩子，他们的人生历程几乎都被刻上了这种穷人社区的罪恶所影响的痕迹。

一个孩子所成长的邻里社区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他们处于一种社会关系网之中，在这张网里，孩子会不断地与网内的其他人发生社会互动，由此产生关联。这种关联的程度有弱有强，最常见的就是血缘上的亲疏远近关系。在社会学里，常常用“社会资本”来形容这种社会关联。帕特南在他的另外一本著作《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里是这么定义“社会资本”的——“指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赖的规范。”它既包含家庭、朋友、邻居和熟人这些非正式关系，也包括对公民组织、宗教机构、运动团体、志愿者协会的参与，健康、幸福、教育水平、公共安全、儿童福利都会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但是，如同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其差异也会扩张孩子的机会鸿沟。

在这里，我想引用中国的一句古语来说明社会资本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分配差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想要说明的并不是这句古语中体现的那种儒家的处世之道与家国情怀，而是说明“穷”与“达”所分别表现出来的不相对等的责任关系。这种不对等关系，可以用费老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来解释。“差序格局”是用来描述中国社会中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格局，它就像是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为中心，在四周形成一圈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志着社会关系的亲疏。离自己越近，关系越亲密，圈子也就越窄，这是一种强关系；离自己越远，关系越疏离，圈子也就越大，这是一种弱关系。通常而言，离自己近、比较窄的圈子里，是基于血缘的，分布着自己的亲人；而越往外走，离自己越远、比较大 的圈子里，是基于地缘、业缘、趣缘等非血缘性的，它更多地代表着一种个体与他人的利益关系。

“差序格局”是带有很强的伸缩性的，它的范围的大小依据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穷与富意味着社会关系网的大小、疏密、优劣之分。个人的势力（比如经济势力、权力地位、声望）越强，意味着更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意味着能够为他人带来更多的利益。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人对于利益追逐的脚步从未停歇，势力雄厚者之所以能够“兼济天下”，在于许多的人都想认识他，从他身上获得利益。而穷人尚且揭不开锅，哪有余力顾得上他人，给予他人利益？“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说得也就是这种冷冰冰的社会现实吧！

有研究表明，对比处于社会经济顶层1/5和底层1/5的父母，则前者亲密朋友的人数要比后者多出20%到25%，这还不算这些关系的优劣程度。假如我们将它考虑进去，差距将会更加明显。那些富裕、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更容易认识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比如教授、官员、企业老板、律师、教师、医生等等，这些都是优质的人脉资源，而且往往社会地位较高，在富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会给予许多重要的支持、指导与帮助；而那些贫穷、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往往只认识少数对孩子有所助益的人士，往往也更加冗余（所谓的“冗余”，指这些人的朋友往往也只认识相同的一批人）。当穷孩子面临重要的人生抉择时，他们所能求助的对象往往非常狭窄，甚至只能求助于大家庭内部的一两个直系亲属，其中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也很低，根本给不出有效的实质性建议。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富人社区里，生活的大都是与富孩子的父母类似的上层阶级人士，他们有素质、有能力、有地位，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参与社区的建设工作，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熟识、相互帮助，是孩子成长路上的“非正式参谋”。在穷人社区，大都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可怜人，游走于犯罪道路上的亡命徒，或是萎靡不振的瘾君子，他们没有见识、没有能力、没有地位，他们不知道如何把握人往高处走的时机与方法，他们更不会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多少帮助，反而极大可能将孩子再次带入贫穷、暴力、犯罪的深渊。

堕落与犯罪：贫民窟的少年黑帮

两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居住隔离，导致了富孩子与穷孩子处于一个相对立性质的社区网络之中。富孩子所处的社区网络，大都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无时无刻不在提供正向的支持；穷孩子所处的社区网络，大都充满消极颓败的负能量，提供负向的抵制。现有的研究反复表明，即便是考虑了孩子性格及其成长家庭的背景之后，社区的富有或贫穷还是可以从多方面影响儿童的发育和青春期的成长。孩子在不良社区内生活得越久，恶性影响就会越积越多。不仅如此，代际之间还会传递并积累恶性影响：若上一代就成长于贫民区，轮到这一代时仍然没有 脱离贫民区，那么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就等于受到了双重打击，因为他们的父母还保留着贫民区童年生活留下的伤痕。

5.小结

在当今的全球国家，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一直以来都是备受瞩目的话题，即便是在美国这样富强民主的发达国家，也无法避免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日渐向少数人手中聚拢。更引人忧思的是，贫富差距仅仅只代表物质层面上的多寡，以教育为代表的精神层面，也在不断拉大差距。古往今来，“风花雪月”与“舞文弄墨”向来只是有钱的士大夫阶层才能玩得起，即便是到了信息爆炸的21世纪，人们也蒙蔽在一片信息的汪洋之中，分不清谎言与真相。那些优质的知识与技能，那些卓越的真理与见识，永远都是珍宝而只为少数人所有。尽管我们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尽管我们相信天道酬勤，尽管我们相信未来会更美好，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改变命运对少数人讨好。

而这个知识主权的时代也似乎更加对穷孩子不太友好，优质的教育资源汇集于富孩子手中，培养出一个个高素质、高能力的上层精英，掌控着社会的绝对命脉。穷孩子越来越难以享受优质、高等的教育，他们越来越难以胜任那些收入较高的工作，只能干着简单重复的体力活。随着社会日渐自动化、智能化，这些简单的岗位也将被机器取代，这些穷孩子也将丧失他们仅有的被剥削的价值。阶层不断固化，鸿沟越拉越远，穷孩子在日复一日之中，看不到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