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17天《中匡 第十九》第4～5段

《管子》学习第117天《中匡 第十九》第4～5段

原文阅读

      桓公谓管仲曰：“请致仲父。”公与管仲父而将饮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执爵，夫人执尊，觞三行，管仲趋出。公怒曰：“寡人斋戒十日而饮仲父，寡人自以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鲍叔、隰朋趋而出，及管仲于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与言。少进中庭，公不与言。少进傅堂，公曰：“寡人斋戒十日而饮仲父，自以为脱于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对曰：“臣闻之，沉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缓于政，害于国家者危于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为修也，仲父年长，虽寡人亦衰矣，吾愿一朝安仲父也。”对曰：“臣闻壮者无怠，老者无偷，顺天之道，必以善终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宾客之礼再拜送之。

        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愿闻国君之信。”对曰：“民爱之，邻国亲之，天下信之，此国君之信。”公曰：“善。请问信安始而可？”对曰：“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公曰：“请问为身。”对曰：“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公曰：“请问为国。”对曰：“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宽而不凌。菀浊困滞，皆法度不亡，往行不来，而民游世矣，此为天下也。”

字词注释

[1]请致仲父：请仲父来饮宴。一说“仲父”下脱“其桓”二字，桓，为盘桓，指酒席间推杯换盏。

[2]掘新井而柴焉：挖了一口新井，用柴盖在上面，这么做是为了以井水的清洁，显示主人对来客的尊敬。

[3]修：修饰礼仪。即“有礼”的意思。

[4]反：同“返”。返回，回归。

[5]倍：通“背”。背靠。

[6]傅：可作“薄”解释。靠近之意。

[7]三王：此处指的是夏桀、商纣王和周幽王。

[8]萃：读为“猝”。突然之意。

[9]成：终。

[10]道：治。一说“道”为“导”之借字。

[11]继绝世：将断绝了的族群世系恢复起来。

[12]起诸孤：赈救众孤。

[13]赦：滥赦。

[14]凌：凌暴。

[15]菀（yù）浊困滞：指各种地位低下、处境困难的人。菀，郁积。浊，“独”字之误。

[16]游世：自由自在地生活于世。

译文参考

      桓公对管仲说：“请仲父来饮宴。”桓公预定了宴请管仲的日期，挖了一口新井，用柴草覆盖着。斋戒了十天，召见管仲。管仲来了，桓公拿着酒爵，夫人拿着酒杯敬酒，但是喝了三觞之后，管仲就快步而去了。桓公发怒说：“我斋戒十天来宴请您，自以为算是礼节备至了。您却不和我解释就离开，是为什么呢？”鲍叔与隰朋小跑着出来，在半路上追上管仲说：“桓公发怒了。”管仲回来，进到院中，背靠着屏风而立，桓公不与他说话。再往前走进到庭院中间，桓公还不同他讲话。再往前走到接近堂屋的地方，桓公说话了：“我斋戒十天来请您赴宴，自认为没什么对不住您的地方了。您不和我告辞就走，我不知道个中原因啊。”管仲回答说：“我听说，沉溺于享乐的人会招致忧患，着重满足口腹之欲的人会逐渐不作为，怠慢于处理政事的君主会逐渐让朝政懒散，如果您也这么做，会对国家有害，对社稷无益，我因为这些才有胆量离开。”桓公立刻下堂说：“我不敢对自己实行这些礼仪，实在是因为您年纪大了，即使是我也衰老了，我也希望慰劳一下您。”管仲回答说：“我听说壮年人不懈怠，老年人不苟安，顺天道办事，一定有好结果。夏桀、商纣、周幽王这三王之所失，并不是一个早晨突然造成的，您为什么要偷安呢？”管仲走出，这回桓公是以宾客之礼再拜把他送走的。

        第二天，管仲上朝，桓公说：“我想听一听关于国君威信的问题。”管仲回答说：“民众爱戴他，邻国亲睦他，天下信任他，这就是国君的威信。”桓公说：“好。请问威信是怎样开始建立的？”管仲回答说：“建立威信开始在治身，其次在治国，最终完成于治天下。”桓公说：“请问治身的方法。”管仲回答说：“导引血气，来求得寿命长、谋虑远和德行广，这是治身。”桓公说：“请问治国的方法。”管仲回答说：“充分地举用贤人，爱护百姓，对外保全灭亡的国家，接续断绝的世家，起用诸多遗孤，少收税，减轻刑罚，这是治国的大礼。法令能够推行而又不苛刻，刑罚精简而又不妄赦罪人，官吏宽厚不暴虐，处置那些卑微困窘的人也不失法度。（依上文例，句首当有“公曰请问为天下对曰”九字。）过去的坏现象不再发生，人们能在世间自得地生活，这就是治理天下的方法。”

核心内容解读

      这两段内容，讲述了管仲以高明的行为巧妙地向齐桓公进谏，君主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避免不知不觉中沉溺于享乐，慢慢地陷于懈怠偷安。之后，又以齐桓公与管仲对话的方式阐述了“国君之信”的治国思想，提出了“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让国君梳理清楚治身、治国、治天下的关系，强调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取信于天下，不能偷安于一时。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管子的治国思想，表现出对“法”与“礼”的重视。“国之大礼”所涵括的项目包括“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薄税敛，轻刑罚”，其中对于选用贤人、爱护百姓、重视外交、薄税轻罚等主张，都纳了入“礼”的范畴。

        关于“国君之信”的“信”，儒家孔子和法家商鞅的理解有所不同。在《论语 颜渊》中有“子贡问政。”孔子回答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问孔子，足兵足食民信之，如果不得不拿掉一个的话，拿掉哪个？孔子说：“去兵。”把军事拿掉。子贡又问，再拿掉一个呢？孔子说：“去食。”经济拿掉。然后孔子说了一句：“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自古以来，人终有一死，但是，如果君主和民众之间无法建立信任的话，那么国家是无法存在的。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民无信不立”，不是在对民众提要求，不是说你一个老百姓，不相信国君，你就无法立足；而是在对君主提要求，你一定要让民众信任你，如果民众不信任你，那么你就算有军队，就算有粮食，你也完了。也就是说，孔子重视的，是民众发自内心的拥戴，在没有兵也没有食的情况下，仍然能让民拥戴你。但在商鞅等法家人物看来，这个无疑过分理想主义了。商鞅让人搬木头，前提是他真出得起那五十金。法家说的民信之，民众信的不是君主的人格，而是君主赏罚的权力。

      后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显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司马光认为，国家要靠老百姓来保护，而老百姓的拥护则靠“信”来维系。不讲信义就无法使唤老百姓，没有百姓就无法守护自己的国家。……春秋时代有齐桓公、晋文公，战国时代有魏文侯、秦孝公，即使他们所奉行的治国之道不一定完全值得赞美，但他们都是讲求信义的明君。商鞅治国虽然刻薄寡恩，又处于讲求诈力的战国时代，尚且不忘以信义来治理百姓，更何况在太平之世治理国家的人呢？

      尽管管子、孔子和商鞅等先贤对“信”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取信于民的思想，对后世两千年的中国政治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下）

        万历多年不理朝政，但国家依旧在运转，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自我维持能力确实令人惊讶，它像是一部机器，只要摁下按钮，就能按部就班地运转起来。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究竟是如何保持稳定运作的呢？显然，这跟中国官僚政治的组织结构和再生能力有关。先说组织结构，分成两个层面来讲，一个是中央政府，一个是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的组成，最上面的是中枢机构，也就是前面介绍过的丞相、内阁或者军机处，它们为皇帝出谋划策，传达皇帝的旨意，督促百官执行。它们下面，按照不同功能设立了“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六部中最重要的有吏部、户部和兵部。吏部，负责官员的考核、任免跟升迁，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中下级官员的命运，它在官僚政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户部掌管财政、户口等事项，相当于财政部加民政部，地方的各种税费、摊派都归户部管理，一旦有军事行动，军费也要由户部筹措和发放，它堪称官僚政治的钱袋子；兵部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把军队视作命根子，要牢牢抓在手里。

      这样一个中央政府，领导着整个官僚政治的运作，那么地方政府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主要看县级政府，也就是县衙。在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里，县衙是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县官直接统治民众，所以被称作“亲民官”。县官的职位虽然小，却是国家正常运行的基石，非常重要。县官的职责，可以归纳为四条。一，鼓励农业生产。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是国家维持运转的根本，所以，这也是县官最重要的任务。二，征收税费。朝廷规定的常规税收、临时加的摊派费用，都要由县衙征收后上交中央。三，维持治安，审理案件。县官要抓捕辖区内的犯罪分子，保护社会秩序。对于县里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通常也都是县官先处理，再上报给上司做决定。四，救荒赈灾。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变，每年都有地方遭灾，遇到灾荒，县官就要负起责任，筹措粮款，安置灾民。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介绍完了，现在说一下监察机构，它也是官僚政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贪污腐败一直是官僚政治的顽疾，它一方面会侵害百姓利益，搞得民不聊生，严重的酿成农民起义；另一方面，贪污对于皇权也是一种危害。所以历朝历代都设有监察机构，对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惩罚。这方面，明太祖朱元璋称得上是登峰造极。在中央层面，他设立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专门监督中央官员；地方上，他在每一个省都设立了按察司，并且派监察御史常驻，严格监督地方官吏。对于被查获的贪官，朱元璋毫不手软。按照大明律，哪怕只贪污了一贯钱，就要打70大板，贪污80贯，死刑。在朱元璋的高压政策下，明初的官场相对比较清廉。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组织结构清楚了，我们再来说它的再生能力。所谓再生能力，通俗地讲，就是官员的选拔。任何制度要运作下去，必须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官僚政治同样如此。古代选拔官员的方式有很多，大致来说，从秦汉到隋唐以前，主要采用察举征辟制，延续了六七百年；从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延续了1300年。

      先说察举征辟制。察举跟征辟其实是两个词。察举，考察和举荐，意思是高级官员对平民或者基层官吏进行考察，如果发现才能突出的人，就举荐给朝廷。怎样算才能突出呢？有几个指标，一个是孝廉，即孝顺长辈，清廉正直；一个是贤良方正，即品学兼优，为人正派；还有一个叫茂材异等，就是才能特别出众。接着说征辟，征，就是授予官职，辟跟征是一个意思，所以征辟的解释很简单，就是皇帝或高级官员看中谁，就直接聘请他做官。察举征辟制确实发现和选拔了一些人才，特别是它打破了贵族对官职的垄断，使得平民百姓也有机会做官，但发展到后来，它暴露出许多弊端。比如，一个人到底算不算有才，由高官显贵说了算，这就给了他们安插亲信、培植个人势力的机会。弄到后面，推荐上来的人越来越不像样。东汉时期，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被推举为秀才的人，连书都读不懂；被推举为孝廉的人呢，把父亲赶出家门，根本就不孝顺。更严重的是，高官显贵逐渐把持了推举人才的通道，借机垄断高级官职。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征辟制被改造成九品中正制。这里的“中正”，是一个官职，专门负责发现人才，然后推荐给朝廷，朝廷再将人才分成九个等级授予官职。听起来这是一个公正的选拔制度，但实际操作中，评价标准是由出身决定的：权贵子弟，等级就高；没背景的，等级就低。通过这种方式，权贵把重要的官位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上，代代相传，成了变相的世袭制，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就是说高官中没有寒门子弟，而基层官员中没有权贵子弟。继续这样下去，官员的选拔就会沦为近亲繁殖。一方面，这将导致阶层固化，底层永无出头之日；另一方面，官僚政治会出现机能退化，越来越不成样子。更严重的是，如果满朝大臣都是亲戚，他们就很容易形成强大的势力，对君主产生威胁，这是君主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打破这个怪圈，从隋唐时期开始，科举制得到推广。跟察举征辟制比起来，科举制最大的优点就是公平，它不看出身、财富、社会地位，只要身家清白，不论年龄都可以参加科考。这就对考场纪律提出了严格要求，在唐代，考生还可以事先拜访主考官，请他看自己的作品，以此获得高分，到了宋代，这种做法就被禁止了。考官一旦上任，就要被隔离，不得与外界接触；开考后，考场要封锁，与外界隔绝；试卷上的考生名字要封住，以免考官开后门；夹带小抄、代考更是不允许的。到了明清时期，考场纪律执行得更细致、更彻底，一旦发现营私舞弊的行为，从考生到考官都将受到严厉处罚，甚至丢掉性命。这些做法，都是为了考试能够公平地进行。当然，作弊不可能完全杜绝，在古代中国，几乎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科场舞弊案，但是应该说，在科举制实行的1300多年时间里，还是做到了相对公平，中高级官职不再被权贵垄断，寒门出贵子的机会大大增加。

        而且越到后来，科举就越重要，从七品知县到一品大学士，都得是科举出身。在明代，做过内阁大学士的161人里，157人是进士；在清代，汉人要想做高官，进士是标配。科举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据统计，在实行科举制的1300年间，总共只有11万进士，平均下来每年只录取85人。考虑到明朝中期开始，中国人口大幅度增长，竞争就更加激烈。但是应该说，科举制总体上还是成功的，它保证了官僚政治的再生能力，不管怎么改朝换代，官僚政治都被保留下来，成为君主专制的统治工具。

        可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有着无法克服的弊端。首先，是权力过分集中，降低行政效率。其次，官僚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不管国家存亡。再次，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官员缺乏专业技能跟实际经验，不得不依赖胥吏，造成了严重的腐败。这些弊端导致了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会出现周期性动乱。就是说，一个王朝刚刚诞生的时候，君臣励精图治，使官僚政治能够良性运行，拥有很高的效率，官员也比较清廉，越到后面，效率越低、腐败越严重，最终旧王朝灭亡，新王朝建立，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清王朝灭亡，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才走到了尽头。

（完）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李志安；杜家骥，中华书局，2015年9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