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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从黎明到黄昏》
人必须根据自己的知识和判断采取行动，因为如同 20 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所说，人是积极参与的。要有所作为，热情就必须战胜漠然或绝望，冲动必须遵从想象和理性。
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沉思，认识到人既伟大又可怜。但是，英雄是实实在在、不可或缺的。他们来自人民，而人民的灵与智是构成高级文化的基础材料。英雄和人民历经坎坷找到了知识、宗教和艺术，人生本身就是一出壮丽的悲剧。
不久之后，投机土地的人们（其中包括巴尔扎克）将竞相争夺周围的地皮，因为从巴黎至圣 - 日耳曼的第一条铁路即将开通，他们都认为将要在那里建造火车站。
人口在 30 年内几乎增加了 50% ，达到 78.6 万人，这个城市越来越需要现代式的住房 —— 高大的公寓楼。虽然楼里的房间布局很差，但总的来说已经是一大进步，各社会阶级在其中混居，就像在大街上或者市里的 14 家剧院里一样。
从《英雄交响曲》开始，贝多芬的各部交响曲听众初听时都觉得深奥难懂。于是，能听懂这种音乐形式的内行就撰写评注，帮助茫然的听众理解音乐。既然贝多芬的交响乐目标宏大，效果感人，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编出一个有人物有情节的故事，如同人们所熟悉的歌剧一样。为一部交响曲提出的“情节”不必同音乐完全吻合，只要暗示某些章节的意思，就能让听众尽情发挥想象力了。
接着，舒曼、李斯特、柏辽兹、瓦格纳和许许多多的后来者都为自己谱写的音乐编配上剧情。到了 19 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期，公众已经完全习惯于在听一首器乐曲的时候，根据它的标题进行联想，或先听作曲家介绍创作该曲目时自己的想法、参考的书籍，以及创作的场所或缘由。
除了其他作曲家（尤其是瓦格纳）所借用的一些主题与和声之外，真正对研习者影响至深的并不是乐谱和配器，而是柏辽兹进行创作的方式，他利用音乐要素创作出象征性的艺术语言，那些表意丰富的转折和附加旋律诱使别人忍不住自己也一试身手。
花花公子常被人与 18 世纪的纨绔子弟混为一谈，实际上正好相反。花花公子毫不炫耀招摇，穿着朴素低调，但又十全十美：一针一线、每一个衣褶都恰到好处，头发一丝不乱。他并不以妙语连珠、风趣诙谐的表现让周围的人为之倾倒，而是寡言少语，沉默庄重，好像生怕过于活跃会弄乱他的领巾似的。
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曾在法国国家音乐学院的音乐厅里演奏过。别处的听众，如歌剧院的听众，也许会说， 1830 年真正的音乐大事是奥柏在布鲁塞尔上演的新歌剧。这部歌剧讲述的是 17 世纪那不勒斯一位名叫马萨尼尔罗的叛逆者的悲惨故事，上演之后，它在比利时激起了叛乱的燎原烈火，最终使比利时摆脱了荷兰人的统治。正巧，歌剧的最后一幕表现了维苏威火山的爆发。
室内乐在巴黎不大受人青睐，除了一位小提琴家拜洛特还对它孜孜以求。歌德却对室内乐大为欣赏，他把这种乐趣描述为聆听四个文明人的谈话。如果其他人也有同感的话，也许是因为它的氛围太像 18 世纪的沙龙了。此外，贝多芬的四重奏还无人知晓，试演的新作品让听众感到迷惑不解。
生物进化的思想对他具有吸引力，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它同“一切事物具有生命且不断运动”的浪漫主义观点不谋而合，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宇宙充满活力”。
刚从剑桥毕业，不打算从事神职的年轻的查尔斯 · 达尔文于 1831 年出海（ 503 ＞），参加了一个包括这类研究内容的探险。洪堡同邦普兰特漫游中美洲，采集了 6 万种植物标本，其中 10% 是欧洲所没有的。
对事物发展的研究必然会包括语言史。 18 世纪对语言的起源和语法形式进行了大量思考，因为这两者对理性的崇拜者来说都十分重要。
东方，不管是近东、中东，还是远东，对西方一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西方而言，前往耶路撒冷的远征军带回了文明的生活方式；文艺复兴时期向东方派遣传教士并从那里进口货物； 17 和 18 世纪对东方文学已有相当的了解，足以模仿其文体写成游客札记，作为破坏基督教神学和君主论的一种手段。浪漫主义派中的拜伦、拉马丁、夏多布里昂、金莱克等人亲自前往东方，记述了那些生活在基督教王国之外的人们完全不同的生命观。
像《梨俱吠陀》这些古代手稿和著作证实了旅行家介绍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时间并不急迫，因而不会使人把运动和变化当作首要关心的问题。因此，在这个宇宙中，时间有意义但没有力量，而是周而复始，永远循环。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个人在永恒不变的大千世界里只是微不足道的尘埃。
尽管这种刻画太粗线条了一点儿，但是， 19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知识界越来越少向英国和法国寻找思想，这倒确有其事。为他们提供思想的是德意志。即使在美国人阅读英国先进思想的先导柯勒律治和卡莱尔的著作时，他们接受的也是德意志的一些思想（＜ 409 ）。
梭罗比爱默生走得更远，他在每一代人心中都唤起了“非暴力反抗”的欲望。他以此为题的小册子是有史以来论述政府的文章中最吸引人同时也是最没有条理的一篇。文中提出的非暴力反抗的各种理由有的言之成理，有的则站不住脚，所作的论述充满了自相矛盾，最后却令人吃惊地冷静指出要遵守国家的正当要求。这篇短文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它迂回曲折、漫无中心的风格同即将进入大千世界的青年人和各种年龄的艺术家所共有的那种反叛情绪很合拍。梭罗是个诗人。他的旅游丛书和散记应当作为围绕一根哲学叙述主线的散文诗来阅读。他的描述更倾向于寓言性的比喻，而不是像吉尔伯特 · 怀特或约翰 · 缪尔那样勾画大自然
在知识分子当中，对德意志文学和思想的了解带来了一种替代性的宗教，那就是康德为解决休谟遇到的问题所提出的古典唯心主义（ Idealism ）这一哲学。
休谟的难题是这样的：如果推理表明我们所谓的因果关系仅仅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后而已，而这样的顺序又并非绝无例外，那么，我们大事吹嘘的科学又如何呢？人的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而经验并不确定，因人而异；因此，任何要建立体系的希望都只能沦于幻想
他进行了“对纯理性的批判”，将两个范畴加以区分：一个是事物的本身，另一个是事物在人心中的呈象。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了解事物的本质，而当我们凭经验来观察事物时，我们的思想对事物模样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是在时空里看见它们的，它们由于被时空隔开才能被计数，等等。思想的贡献之一就是因果关系，这不是幻想出来的东西，而是像时间、空间和数目一样实实在在的东西。有了这种理论，科学家又可以安心了，可以相信自己的调查研究揭示了一种真的联系。常识也再次站稳了脚跟。
黑格尔最易读懂的著作《历史哲学》通过运用一种新奇的“逻辑”解决了这种矛盾：各种思想的斗争最终造成两种相对的“主题”，即正题与反题之间的决战，通过斗争形成统一，保留了两者的精华。历史就是通过这样的发展演变而成的。思想不是静止不动，而是不断前进的。而且，黑格尔断言，思想的前进就意味着自由的不断扩大。卡尔 · 马克思为了建立自己的历史观和前进的目标，全盘照搬了黑格尔的逻辑（ 549 ＞）。对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黑格尔来说，西方人显然得到了自由。
黑格尔确实明确表示过赞成国家强大。哪一个对德意志 200 年软弱无助的历史记忆犹新，有头脑的德意志人会想要一个弱小的国家呢？在黑格尔的年代，由于普鲁士的觉醒而创立的德国只有短短不到 20 年的历史（＜ 395 ），绝不能让它再次衰败。如果无视这些历史条件的话，也可以说美国宪法的缔造者也鼓吹建立强国。黑格尔也的确说过国家比个人更重要。
黑兹利特为人们所熟悉的散文如同蒙田的文章一样，给人带来愉悦和智慧。他也同样把自己说成是目击者，而且几乎与蒙田一样经常地引经据典，所不同的是他用的是英文，且更紧密地围绕他所宣布的主题：《论有一个主张的人》《论印度杂耍人》《论为己而活》《遥远的物体为何赏心悦目？》《论青年的不朽感》《演员应否坐在包厢里》。他的题目可分为两种：难以预料的和根据平常经验形成的。
浪漫主义在两个领域没能创造出流芳百世的杰作，只有一大堆荒诞的尝试和失败。这两个领域就是建筑和戏剧。 18 世纪中叶，“浪漫”倾向尚属一种情绪的时候，倡导者决定向哥特式的废墟寻求灵感，从此即深陷其中
人们终于看到，莎士比亚是首位将完整的人物而不是人物类型搬上舞台的诗人，我们对这些人物的了解甚于对生活中的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莎士比亚把这些人物放在扣人心弦的行动和情景之中，这些行动和情景是现代的，不是古老的，是来源于国家、君主制和基督教的。此外，为了表述生活中进退维谷的境地和由此产生的感觉，莎氏创造了上百个定义性的短语；当然还有一篇篇词语优美、感人肺腑的诗句。
《浮士德》具体表现了浪漫主义的向往和信念，而莎士比亚的话剧，无论哪一部，则认可了浪漫主义艺术的基调和因素。莎士比亚的戏剧无所不有，从一般散文和粗言秽语到高雅飘逸的抒情诗，从逆来顺受的绝望到不可一世的暴力，因而满足了浪漫主义者拥抱一切，表达一切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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