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三国时期谯周的《仇国论》，觉得很有意思，于是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蜀汉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魏国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在淮南起兵，想要反抗司马氏。蜀汉大将军姜维准备抓住这个机会，北伐魏国。从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夏天开始，姜维年年出兵北伐，并在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被魏国邓艾击败，蜀军伤亡惨重，朝野上下对姜维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重。因此，当姜维再次提出北伐魏国的想法时，时任中散大夫的大儒谯周，为了反对北伐，写出了这篇被称为《仇国论》的文章。
《仇国论》中介绍了两个国家：因余之国和肇建之国，前者是因为某种原因而存在的小国，后者是新兴的大国，两个国家之间有世仇，一直相互争斗。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因余国的高贤卿和伏愚子关于“以弱胜强”的讨论。
高贤卿抛出问题——按照因余国目前的状况，用什么办法能够做到以弱胜强？
伏愚子的答案是：像周文王一样，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不断积蓄民力，才能以弱胜强。
高贤卿似乎不以为然，他用汉高祖刘邦战胜项羽的事例，说明通过战争也能做到以弱胜强。况且，现在肇建国正在发生动乱，这是一个好机会，不能错过。
伏愚子认为，周文王时期，殷商的统治根深蒂固，不能轻易推翻，所以要蓄养民力；而秦朝末年，天下纷扰，动乱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是能够手段和智慧战胜对手的。但是现在因余国和肇建国的都已经传承了几代人，不是秦朝末年的情况了。所以只能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并耐心等待机会，才能以弱胜强。
谯周把蜀汉比作“因余国”——一个因为坚信这天下依旧是大汉的天下，所以才存在的国家；把曹魏比作“肇建国”——一个新兴的国家，而不是看做反动的势力。虽然这两个国家同样是有仇恨的，但是谯周刻意淡化了曹魏是“窃国之贼”这一点。然而，这一点一直是支持着诸葛亮北伐的信念，是先主刘备建立蜀汉的根基。
对话的两个人，高贤卿和伏愚子，名字就是对比。高对伏，贤卿对愚子。高贤卿反而要向伏愚子请教，这其中的反差意味就很明显了。借伏愚子之口，谯周提出警告：现在不是天下大乱，可以趁乱获益的时候。只能与民休息，等待机会。否则兵民疲惫，上下离心，离祸患也就不远了。
说完观点之后，伏愚子还不忘嘲讽一番，如果你不乘船也能渡河，能化腐朽为神奇，就当我这个愚蠢的人，没说过这些话吧。
谯周用一种对比强烈的方式，把反对北伐的思想表达了出来。在当时的情境下，这番论调很符合蜀汉大部分君臣的心思。自从建兴12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后，他的继任者蒋琬和费祎，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不再进行北伐，但是蜀国实际上确实没有再进行过北伐，只是防备着曹魏的入侵。等到姜维执掌蜀汉军权，已经是19年过去了。孩子们长大了，曹魏都换了三四个皇帝了。这时候再想要北伐已经很难了，因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
谯周的《仇国论》发表以后，结果如何呢？谯周升官了，成了光禄大夫——这是当上九卿的最后一个跳板。姜维呢，依旧出兵北伐了，只不过诸葛诞很快就兵败身死，姜维也就撤军回成都了。不过《仇国论》到底还是发挥了作用。因为直到五年后，也就是蜀汉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姜维才再一次出兵北伐。这一次，姜维又被邓艾击败，他的个人声望也是一落千丈，只能带着士兵到沓中屯田避祸。
景耀六年（公元263年），魏国司马昭派遣邓艾、钟会和诸葛绪三路大军伐蜀，姜维守住了剑阁，阻碍了钟会和诸葛绪的大军。然而，邓艾却带领小股士兵，通过阴平七百多里小路，准备奇袭成都。成都的蜀汉君臣顿时慌了，有人主张到东吴避难，有人主张逃亡南方。这时，谯周站了出来。
谯周反驳了这两种观点：如果逃到东吴，肯定要向东吴称臣的，到时候东吴被魏国灭了，又得向魏国投降一次，不如直接向魏国投降；如果逃到南方，现在时间紧迫，肯定已经来不及了。最后谯周给后主喂了一颗定心丸，“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如果陛下您向魏国投降后，而魏国没有给陛下封地封侯，那么我一定会前往京城，用古人的道义为陛下争取到。就这样，还在赶往成都的路上的邓艾，收到了成都君臣的投降文书，此时的姜维，依旧坚守在剑阁。
写出《仇国论》的谯周，为什么成为了一个这么坚定的“投降派”呢？《仇国论》是对当下时局的思考，得出不应该劳民伤财、穷兵黩武，而应该休养生息、伺机而动的结论。虽然《仇国论》当时并完全没有奏效，但是这一番话坚定了反战派的信念。
因余国和肇建国的比喻，已经挖掉了蜀汉的立国根基。这天下早已不是大汉的天下，蜀汉何必还要存在呢？伏愚子说“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如果继续穷兵黩武，土崩瓦解的形势出现了，一旦再碰到灾难，即使再有智慧的人也不能想出解决的办法了。或许，那一年姜维没有放弃北伐，就已经是极武黩征了。等到了邓艾渡过阴平，就是“不幸遇难”，已经“不能谋之”，只能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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