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第二章第二部分“身体化”的倾向的思想要点，第一个思想要点，承接前文“身体化”倾向与“人情化”倾向，所谓“身体化”倾向，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实际上就是“身”之延续，所谓“人情化”倾向，比如自己心中有问题而又与人谈论时，往往会把西方人属于个体情绪领域的内容外在化为有关人事纠纷、工作上的烦恼的倾诉。
第二个思想要点，中国人常常用请客吃饭的方式来笼络对方之“身”，却显有顾及个体“灵魂”之需要，在作者看来，这种用食物去笼络“人心”，却是一种贿赂儿童的方法，表现了中国人“儿童化”的倾向，同时，这个倾向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人“个体”的单薄，它有被安置于人情的磁力场中的需求，而当他的“身”受到别人“有心”的照顾后，就很容易“听话”于对方。
那么扩展而言之，扩展到正直领域，那么只要整付能够给老百姓有口饭吃，身有所养，就能实现天下民心归一，虽然，世界上人人都必须食才能生存，但是在美国，作者发现美国人的饮食是很简单，给自己加燃料，以便使自己这部机器可以继续开动，去做自我发展和自我完成之事，因此给人的印象是：“食”是为了生存。然而，中国人“有一口饭吃”“揾食”“为个口”的生活意向，却给人一种颠倒的感觉——似乎生存是为了“食”。
第三个思想要点，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不能简单的从生产方式这一单一维度去审视，本书作者认为应该溯因于中国人肉体化，也就是关注于“身”的宗教观，不朽观，养育观，在作者看来像中国这样的农耕文明，其只偏重肉体化的存在与延续，就必定会不断制造对有限的资源产生过大压力的人口。
因此，无论是社会的行动抑或锅家的行动，其意向也只能是尽量做到使人人“有一口饭吃”——历代笼名战争的纲领都是要将社会资源的分配平均化，而锅家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民食”（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
于是，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是朝着越来越平均，也是越来越支离破碎的小生产地盘的方向进发，社会既然越来越平均，压在头上的锅家自然也变成越来越转置，而这一整个结构的意向也只能是解决“民食”这个根本问题以及“镇止民心”，基本上不能导向超越与变化，也是中国所独有，而不能被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
第四个思想要点，在中国文化中，是没有合法的“个体”观念的——而道家式的“一人”或“不仁”立场，必须从人情的磁力场中退出才能实现，否则就变成是在人情的磁力场中遂其“私心”的伎俩；而从其追求长生不老的冀求来看，这个“个体”也只是“身体”。因此，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将“人”设计成“二人”或“仁”的。这种没有了“个体化”的“二人”关系也必然是“名正言顺”的渠道化关系（例如五伦）。
任何一方的“心”既然被纳入这些由社会保障的渠道，因此，双方的心意在交接之后，就产生互相制约作用，而达到被中和的效果，于是，这个“心”也就不是什么热情奔放的源泉。
其次，中国人的“一人”只是“身”，而“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活动才成为“心”，因此，被渠道化的“心”，其主要活动就是照顾对方的“身”。中国人“二人”之间的“心”是必须为“养”对方——父母、妻子、孩子——的肉体服务的，而其主要的意向则仍然是“传宗接代，其内容则为不要太表现自己地去“做好人”，因此，仍然是训练它保持“二人”关系。
第五个思想要点，“安身”与“安心”，关于这部分内容在前面谈及“身”与“心”的问题时，已然阐述，在这里，仅简单说一下，中国式婚姻，其标准不是“灵”与“肉”的结合，一般来说，这个标准只可能是视对方有否令自己“安身”的物质条件（“门当户对”，事业基础），以及对方身上是否具备能令自己“安心”的因素（亦即是说，对方必须是世俗眼中的“好人”，尤其必须是能够照顾自己的那种“好”法。
本书第二章第三部分中国人的“人心”逻辑，第一个思想要点，还是回顾之前提到的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必须用“二人”去定义“一人”才符合“天理”，“一人”只是“身”，“二人”之间才衍生“心”，因此，“一人”之“身”就不是由自我去组织的项目，而必须彼此由对方的“心”去镇止。
一旦越出了由众多的“二人”之“心”的交叉网组成的人情的磁力场，“个体”就很难对自己下定义，也容易趋于“乱”。中国人“二人”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人情”，而且，也只有在双方都具“体”地感觉到对方的心意“有到”自己“身”上时，才需要去“做人”。如果越出了这个具“体”地感觉得到的“和合”圈子以外，就毋须“做人”。
在回顾这一点后，我们可以去看看周边的一些现象，比如：靠亲戚走后门，大客人远道而来，就要自我压缩贬低，家里小孩或者什么不上桌吃饭，或者说只吃剩菜，这一点也特别有意思，就是中国人对心意“无到”的“自己人”圈子以外的人——陌生的同等级的本国人——是很没有礼貌的，但对待远的“客人”却事事优先照顾。
第二个思想要点，在中国文化里会出现这样的两种极端的人格：第一种在社群与集体的召唤下可以做到“舍生取义”；第二种则完全让自己的“私心”泛滥，达到损害公家利益、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的地步，这两种人格甚至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中国人的“人情的磁力场”的一种运作方式：如果它仍在发挥作用的话，就可以对“个体”产生制约作用，甚至能要求它抹掉自我去“舍生取义”；一旦作用失灵，亦即是在集体失去威信之时，大家就会将强调放回“自身”这一端，结果就使损人利己的“私心”泛滥。
所以，在中国人的“人情的磁力场”中，既然你的与我的、公的与私的从来就分不清楚，因此，一旦“利吾身”起来，就会损害别人、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的确，中国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只有在“二人”之“心”互相“有到”彼此“身”上时，才出现的。
关于本书第二章，第四部分“心”对“身”的照顾的思想要点，第一个思想要点，中国式家庭把“个体”当作是一个“身”，所以，养育与照顾“身体”就会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要内容，而西方式家庭认为“个体”除了“身”之外，还有一个“自我”原则那么，除所以了照顾其“身体”之外，还会注重培养“个性”。
所以，对于中国人而言，其对子女只“养”其肉体，目的则是“养儿防老”，而子女孝敬父母，则是其表达“心意”，父母还要对其施“教”，这种“教”也不是培养“个性”，而是如何去“做好人”，亦即是处处以对方为重去维持“二人”关系。所以，中国人是不重“个体”的，它不像西方人那样强调“是”（to be）一个“人”，而是必须在“二人”之间才能“做”一个“人”。
第二个思想要点，从“口腔阶段”“肛门阶段”“阴斤阶段”“生殖器阶段”四个阶段来审视中国文化对中国人人格成长的设计。第一个阶段，口腔阶段，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是吃，类比到中国人吃文化的发达，表达心意，无外乎请客吃饭，第二个阶段，肛门阶段，在作者看来，中国父母对孩童的排泄训练很随便，在传统时代（今日的农村中可能仍然如此），一般让孩子常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便，根本不是像西方人那般，训练小孩由自己控制，按时按地大小便，养成有律性的排泄习惯。
而且，在排泄训练方面，中国人除了造成孩子“一人”缺乏自制自律习惯之外，还往往加多了一个由“二人”去从事他制他律的措施，那就是由一位“阿姨”用嘘声催促孩童大小便——这显然是不按个人内在的需要，不由个人决定的排泄。
这种措施，除了养成“他制他律的人格”之外，还在成长之后造成公私不分的概念——自己最“私”的事也必须由别人去管，同时个人分内应做的事也靠别人，靠集体、群众或组织。当一个人养成自制自律的肌肉动作时，就是他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之时。
可以发现中国人对在这个阶段上的孩童所要求的，并非是自治、自制和自律，而是如何与人保持“和合"，不被要求守规律、排队、控制身体排泄物等习惯，却被训练如何与他人保持适当之关系，那就是按照长幼之序、亲疏之别去“做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人也很讲究规则与秩序，只是不在“一人”守时、守则、维持洁净方面，而在如何保持“二人”之间的秩序与关系方面。
显然后者是将人的情感渠道化之措施，因此，在这个阶段上，孩童被训练的显然是另外一种控制，这种训练，一方面使中国人养成抹掉“自我”的倾向，于是，在自己必须“人”的场合中，出现处处以对方为重，由“鉴貌辨色”觉察到对方的需要，以及急人之难诸般“美德”；在另一方面，则造成没有棱角的个性，因此，在“做好人”之时表现的“好”也是没有七情六欲的、无知无欲的“好”。
以上两个阶段，归结起来，就是其口腔化的内容即表现为：个人的单薄感，并且常常需要“吸食”别人的照顾，因此，对中国人来说，“人情”才会表现为一种“味”，至于肛门化的内容，则一方面表现为“他制他律的人格”，亦即是在能制约自己的人面前十分礼让，十分会“做人”，并且往往会逆来顺受，以至没有“个性”。
第三个阶段，阴斤阶段，与第四个阶段生殖器阶段，作者实际上是综合起来阐述，在作者看来，一个完全盛开的“人”，是必须发展至生殖器阶段的，亦即是正面承认自己身上“行”的因素。这并非说成年的中国人在生理上“行”没有萌发。只是说在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中，在心理方面是尽量抹杀这个阶段的，因为它把“行”当作生男育女的手续，从来无法理解“性”可以是一个到了全面盛开阶段的“个人”的人格内容。如：中国式相亲。
而在生殖器阶段”上表现之“行”，却是一个过程、一种组织——唯有在这个组织过程中，才能使清晰的“个体感”在一个人身上浮现，使他具有了一个超越身体各部位互不相属之需要的生命力组织原理，亦即是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的原理倒过头来成为身体各部位的主宰，不再让它们各自为政，而是按自己这个完整形态的组织需要去加以控制与调配。
第三个思想要点，中国人“成长”的内容，只是“一人”之“身”的“快高长大”，以及在“二人”关系中如何懂得去“做人”。虽然，一个人生理上的茁长势必带动他向成年迈进，但是，因为文化设计之拖后腿，在中国人“身”上，“固置”在人格发展初期的“口腔阶段”上的情形特别严重。在“肛门阶段”上应该受到的对身体排泄物与身体动作的控制，基本上也未获解决。至于成年人“身”上应该装载有“行”之内容，则处于窒息或半窒息状态，或无形状、无焦点的泛滥状态。
第四个思想要点，中国人的“身”无力做自我组织，必须由他人的“心”去组织——这个“心”与“身”的“文法”规则也出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中国社会也无力做自我组织，必须由国家去组织。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身”，国家则是“心”。其次，中国人的“心”对“身”的组织之“文法”规则即表现为：老百姓克服个别存在的“身”之心意活动，是“只及其家”，士大夫的“心”则是“兼善天下”，亦即是希企将分崩离析的各部分组织起来，和合之而成一个大一统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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