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与阳明先生的讨论中,弟子陆澄问了一个问题:后世拥有那么多对于孔子的大道进行延伸和解读的,这是否会对大道的本源意思产生影响?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从孔子开中立派到阳明之时, 最初的论语,四书五经都已经被后世的诸多儒家人士进行注释,就像在明朝和宋朝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的朱熹,正是亲自将基本儒家的大著作都逐一翻译和讲解。但是解读着解读者,也往往越发框定几本著作的意思,越发的往外部和教条上行进而偏离本质了。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阳明先生是怎么回答的呢?他回答道:“天道本来就是那种人心与天理不可分的存在,其实是根本不能真正描述出来的,圣人为了让大道能够被更多人知道,这才用几本著作将其大致的描绘了一下。而那些后世对这些描绘进行解读的人们,就像把那些模糊的事情通过自己的主观臆断变得清晰,当然就以本来的意思不相干了。
事实上,这也便是儒家在传道过程当中所遭遇的最大的问题:因为天道本来就是不可言说的呀!它并不像那些数学定理几何证明那样是能够推理而得,更不可能像我们对平常事物那样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而正像阳明先生所说,是一种关于人,隐藏在人心当中的道。每个人的人心都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大道也往往只能通过每个人的感受和体会得到,因此在古代我们才常常会说某某在儒家上面的集大成者会以身正道,便是因为这位集大成者唯有通过自己身体力行,才能最好的传达自己领悟到的大道,最好的达到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境界(当然这些定义的名词时到了王阳明这时才出现的)。然而,儒家是讲究向内成己,向外成人的,再通过自己的内心找到那条大道之后,也还需要将这条找寻的道路,甚至大道本身的某些影子传达给周围的其他人。如此,光靠身体力行的以身正道,便很明显,只能波及自己身边的一小部分人,而且由于只靠人心进行讲述,就像孔子的充满仁心的性传到荀子那变成人性本恶的心,在传便传到了两位法家大人物韩非子和李斯上一样,便会越来越偏,以至于被人彻底误解。这也是为什么儒家开的三统之一是学统,正是为了著书立说,以传播自己开导他人的道路。
然而如果这样问题就又回到了阳明先生所说:因为天道本身不可以被准确定义,所以想要著书立说的人们只能将天道大概的样子描绘出来,随后在历史的长河中,像怪圈一样又回到了被曲解和被僵化的路途。
到底如何解决著书立说和以身正道之间的矛盾呢?
这也便是王阳明先生,包括徐爱在解决的问题了。
书肯定还是要写的,因此才会有传习录的存在,可是徐爱和阳明先生在其中的创造性便在于,不同于四书五经和论语,传习录在论述道理的同时,是能够一步一步能够将你引导到在心中发现大道的道路上的,由于论述的详细性,这样的著作是很难在在根本的地方出现解读上的巨大偏差的,加之阳明先生也在其中说出了自己对于著书立说的想法,更加双方面的保存了这一点。
但传习录的语言的详细性和道理论述的完整性只是相对于我们现在来说的,如果再过几千年,它也毫不意外的会变成和论语一样的难懂而费解的存在,又会有误解的风险。所以,也许只有一代一代儒家薪火相承,以目前时代的发展性更好的保留和延续立言之大任,使其保证在一种思维探索的框架而非思维固定的框架中,也就是保留我们在学习儒家时的思维的灵活性,方能真正的在不断更新迭代当中不断发展走向大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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