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晦庵集》里讲“改过贵勇而防患贵怯。”释义是改正过错以有担当为贵,预防祸患以能畏惧为贵。
孙中山先生曾讲,人分成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其中,先知先觉,接近于先知、神、佛菩萨。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后知后觉。
既是后知后觉,就难免会犯错误。如何少犯错误,如何犯小错误,避免犯大错误;如何在发现错误后,及时认识,及时纠偏纠错,重新步入正轨,我们需要的就不仅仅是方法,更是智慧,是大智慧。这就是朱子教导我们的“改过贵勇而防患贵怯”。
要改正过错,必须勇于正视问题,勇于直面过错,勇于面对朋友或同事。只要有勇气改过,才能有担当干事。而预防犯错,必须从小处、小事着眼,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样才能杜绝犯错。
譬如,在1956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自己讲,他可不是什么“战无不胜”。他细数了一生中打过的五次败仗,主要有长沙战役、水口战役、高兴圩战役、土城战役和茅台战役。可见,毛泽东同志勇于破除迷信,勇于面对自己的问题和错误,实事求是,勇于纠正错误,才使错误没有继续,问题没有增多,损失得到及时控制,方向得到及时校正,才能带领党和红军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同志不仅“改过贵勇”,也能“防患贵怯”。
1927年,针对刚上井冈山的红军队伍,毛泽东同志及时发现了队伍中的隐患和问题,为了防患于未然,于1927年10月在荆竹山宣布了“三大纪律”,即“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紧接着,又于1928年1月在遂川又宣布了“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的“六项注意”。并在1928年4月将之完善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始终坚持,一以贯之,从细节上、源头上、制度上保证了党和红军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而我们再看蒋介石。在1948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年来戡乱检讨会”上,蒋介石把损失兵员300多万归咎于前方将领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蒋介石既不能自省其身,反求诸己,不敢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查原因;又对存在的现实问题一推六二五,极力撇清,表明都是属下的错误,别人的错误,自己是“英明”的。仅此一例,窥豹一斑,蒋介石和国民党又怎能不败!
“改过贵勇而防患贵怯。”
至理名言,儒家智慧,学思践悟,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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