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毛泽东1920年在上海给别人洗衣服：说明“欲成就大事者，必从小事做起”

今天，如果说，一个孩子大学毕业，一时间，找不到工作，去给别人洗衣服？

不知道，有几个父母赞成？

估计80%的父母，感觉到，这个孩子的大学是白上了，还不如文盲有出息，并且，感叹道，唉，真是一个没出息的孩子。

事实上，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大学生洗衣服，一定比没有文化文盲的洗衣服要有水平。

实际上，工作没有贵贱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今天，说的一个学生大学毕业以后，在困难的时候，在一时间没有找到工作的情况下，就是——靠给别人洗衣服谋生；后来，他找到一个适合的工作，这个工作，让他成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一个伟大的人物！

他是谁？

他是——

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1920年5/6份，毛泽东在上海工读互助团时，靠在洗衣店给人家洗衣服谋生，毛泽东，当时也曾想过进工厂，但不久就放弃了。知识分子去帮人家洗衣服什么，是很难坚持的，他只是他想到的是去帮助他们，而不是说我应该这样去生活。

毛泽东，经济上，虽然穷困潦倒，可是，他没有唉声叹气、埋三怨四，他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不屈不挠，知难而进，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并且时时刻刻关心中华民族的未来。

这是，多么伟大的—— 洗衣工 ！

如此，洗衣工，多多益善！

谨以此文：来纪念毛泽东诞辰125周年！

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劳动者！

毛泽东一辈子不关心钱，甚至可以说，他很讨厌钱，但这并不代表着他没被钱烦恼过。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向人“借”过钱。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从1917年始至1920年底，这段时间中国正处在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时期，社会激烈动荡，革命运动此起彼伏。

一、毛泽东借款两万银元背后的真相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毕业之后，他与张昆弟、蔡和森等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为继续探讨社会热点问题，经常在岳麓山野餐露宿。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接到杨昌济（原湖南一师教员，此时已是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的来信，信中谈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事情。但是，组织者很快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出国留学需要一大笔资金支持，即使采取半工半读的最省钱方式出国，仍然让这批年轻人在经济上倍感压力。

1920年，毛泽东、蔡和森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又出于“建党”和“造反”的需要，缺少经费。

经济上的拮据并没有阻止毛泽东等人前进探索的脚步，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怎么才能解决这一难题。后来还是多亏了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将毛泽东和蔡和森引荐给当时颇有影响的章士钊。

杨昌济在病危之际，专门写信给章士钊，希望他能对毛泽东和蔡和森予以关照。

杨昌济在推荐信中写道：“吾郑重语君：毛、蔡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须先重二子。二子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毛泽东拿着杨昌济的信只身赴章士钊处，简短寒暄之后，便直接说明来意，希望他能帮助筹借款项，资助湘籍青年留法以作路费。章士钊当即许诺帮忙，随后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他利用自己当时的社会地位及影响，不久便在商界募集了两万元大洋。据毛泽东在《自传》里写道：“1920年5月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章士钊）已募有一大笔款子（两万银元）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章士钊将募集来的两万银元如数交给了毛泽东，协助他把第二批湖南学生送到法国去。毛泽东将大部分钱交给赴法留学的学生，余下来的一些钱带在身上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使用。

毛和蔡持信往见章士钊，意图章能帮助筹措经费。章士钊虽政治主张不同，然同为湖南乡谊，义之所趋便立即发动社会名流募捐2万余元银元巨款相赠。

2万余元银元，是什么概念？

我们看一看，北京四合院，在民国多少钱一套，就知道2万余元银元的含金量。

民国买座四合院房价:800-3500块大洋。

民国时，即使是北京区位最好的普通瓦房，均价也只有1345元/平方米，是今日北京同地段房价的几十分之一。

鲁迅在北京买过两回房。

第一回买房是在1919年，鲁迅跟弟弟周作人合伙，买下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一座四合院，不算契税和装修款，花了3500块大洋。

第二回买房是在1924年，鲁迅从八道湾胡同搬出来，去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另一座四合院，不算契税和改造费，花了800块大洋。

按银元在民国前期的购买力，按一块大洋折合50元计算，3500块大洋不到18万元，800块大洋刚刚4万元。

其实，鲁迅还买贵了呢。 1915年曾有人捷足先登，在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西段路北，买下正房3间、厢房4间、南房2间、耳房1间、门楼1间，共计11间房，占地半亩，才花了 150块大洋。当然这个案例有点儿特殊，特殊的原因是卖主儿急等钱用，把房子贱卖了。但即便不贱卖，民国初年的房子也卖不到好价钱。（民国北上广生活：物价偏高 800大洋买座四合院 2015年01月11日 大河报 作者：张茜）

我感觉到，150-800块大洋，就买下一座四合院，一方面，是当时的物价不稳定；另一方面，估计是四合院买的不多，没有人要，就好像现在的房价崩盘了。

其实，那个时候，房子是真正的用来住的，不是像现在“炒”的，发财的。

章士钊慷慨资助的义举，毛泽东一直铭记于心，但由于条件所限，他一时无法还清这笔借款。直到20世纪60年代，条件逐渐好起来后，才开始偿还。

据章士钊女儿章含之回忆：“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深造而募集的，……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债，一年还2000元，10年还完2万。’”就这样，毛泽东一直用自己的稿费偿还，直到章士钊1973年去世。（《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章含之著 文汇出版社6月版 2002年版第6页）

“主席同我父亲有着半个世纪的友情。早在1919年前后父亲挚友杨怀中先生（杨开慧烈士之父）就把毛主席介绍给父亲。1921年主席找到父亲请他帮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欧洲留学。父亲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而且在社会名流中集资，共筹措两万银元。1963年，主席对我说其中一部分资金由主席带回湖南，成为支持革命的重要的财政来源。”（《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章含之著 文汇出版社6月版 2002年版第100页）

这笔钱当时对毛泽东来说，一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没有这笔钱，毛泽东很可能会去打工。

二、毛泽东向老友李中借钱买鞋子

毛泽东，在一师毕业后，去北大图书馆打工，这位“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有志之士，为了与陈独秀教授讨论马克思主义，毅然决然卖掉过冬的外衣，又借了别人的10元钱，买火车票，去了上海。

“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接着毛说他登了泰山游了曲阜，“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西行漫记》 斯诺 三联书店 1979年出版的第128-129页）

据报道，这位慷慨解囊的湖南老友就是李中，他是毛泽东在长沙一师的同学。因在浦口解了毛泽东的燃眉之急，李中在毛泽东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1年毛泽东曾三次写信邀李中去北京，但李中却不幸于1951年7月9日病逝于赴北京途中。

在上海为了生活，反对哪些说而不行的坐而论道者，于是，这位长沙一师的高材生，他放下面子、放下身段，开始了洗衣店的打工生涯——为的是要生存，就要付诸行动！

现在，我们每天花的50与100元钱上面，都是毛泽东的头像，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可是，谁知道，毛泽东，在没有钱的时候，给我们一样，也要给人家打工挣钱，下面我们接着再看毛泽东艰难度日:靠洗衣服为生——

三、1920年毛泽东艰难度日: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洗衣服为生

毛泽东主席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领袖，能征善战、能屈能伸，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一方面还得益于他早期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毛泽东主席在儿童时期、少年时代都不程度帮助家庭干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自传中看岀：“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美国 斯诺 笔录《毛泽东自传》 汪衡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年8月第1版 第6页）

实际上，毛泽东6岁就开始了田间劳动，并帮助家里放牛、放羊。

少年时期毛泽东所从事的这些工作都是子夏的学生干的“洒扫、应对、进退”末节的小事。但是，他为什么并没有影响少年毛泽东的学习？反而促进了他的学习呢？

众所周知，少年时代毛泽东是最爱读书、学习，而偏偏他的父亲是反对，认为读书无用，晚上学习浪费煤油。好学的毛泽东恰好相反，与父亲对着干，你不让我学，我偏要学。“深夜里读书时，为不使父亲看见灯光，毛泽东就将窗户遮住。”（贾章旺《毛泽东传》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年1月北京第一版 第7页）

现在我们的学习条件那么好，为什么逼着孩子学习反而不学习呢？还要逃学？厌学？辍学？

毛泽东的父亲不让他读书，他却更加刻苦地读，不但白天干活读，晚上还要偷读，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只所以爱读书、学习，这是他在外婆家的时候，幼小的心田播下一粒读书的种子，就是这一粒无痕的读书种子，无心种的读书种子，让日后毛泽东成为一个嗜书如命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湖南长沙求学期间，他在路灯下深夜看书；在最热闹、最嘈杂、最混乱的地段“闹中求静”的读书；假期又身无分文的与同学步行千里读“无字的书”到农村去“讨饭”，这是他的“讨饭”生活吗？这是他的在农村的所完成的“炼金”之路、专闻“泥土香”，这位他日后写《湖南农民考察报告》打下坚实的基础。

所以，在他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能够毅然决然的打工——洗衣服。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实干家。

青年毛泽东即颇具实践精神。他早年曾参加著名的少年中国学会。参与主持这个团体的李璜曾回忆说，有一段时间，他“每周必与毛会晤，会见十余次之后，深深了解到，以毛之性格而论，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实干家。……光祈主持‘少中’，即提出‘工读互助’的一题，来要大家讨论。我们在愚生家聚餐时曾讨论两三次，议论甚多。到了第三次，毛泽东便不耐烦了！他忽然发言，说，‘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你们诸位就把换洗衣服拿出来交与我去洗，一个铜子一件，无论大件小件，一样价钱，三天后交货拿钱。’后来他果真就这样做了”。王光祈也说，毛泽东“颇重实践，自称慕颜习斋之学主实行”。这件小事，说明青年毛泽东不喜空谈议论，而是注重付诸行动，在实践中去推动问题的解决。（少年好友如何从毛泽东洗衣服中看出他日后必成大器2016年02月26日 人民网 作者：陈丽红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下面，我们接着看是毛泽东如何给别人洗衣服的？

1.毛泽东：把你的衣服给我，我来洗，大小不论，价钱一样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传 名著珍藏版》中看到：“毛泽东手头拮据，所以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办们洗衣服、熨衣服、送衣服。在这个港口城市当一名洗衣店帮手，他一个月能挣12到15元钱。其中约八元要用于乘电车把洗好的衣服送回顾客的公寓或酒店。”（[美]罗斯.特里尔 著《毛泽东传 名著珍藏版》何宇光 刘加英 译 2010年8月第1版 笫59页）

对于毛泽东的生活拮据，我们还可以从特里《毛泽东传》看出：“总是坐着空谈没有用，应该付诸行动。把你的衣服给我，我来洗……大小不论，价钱一样。三天以后你就可以交钱取货。”在场的人没有反应。后来，一位学生的妻子发了言，她嘲笑毛：作为绅士，不应当干洗衣服的行当。另外一位学生认为毛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对毛说：“那好吧，明天你就来给我洗衣服，我要看看你会不会做。”毛真的干了，当然也就得到了钱。（[美]K.特里《毛泽东传》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年3月版 第39－41页）

2.毛泽东在上海工读互助团帮人家洗衣服

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们赤手空拳，竟能使无政府妥协，这更让很多政治团体都看到了青年学生的巨大力量，有人就提出了谁有青年谁就有将来的口号，而这个时候在青年中流行两个社会运动， 工学互助团和勤工俭学，这两个运动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是改造社会的起点，毛泽东就参与其中。

“在上海工读互助团，毛泽东靠在洗衣店给人家洗衣服谋生，他也曾想过进工厂，但不久就放弃了。”

“顾则徐: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去帮人家洗衣服什么，对他来说是很难坚持的，他只是他想到的是去帮助，我去帮他们，他而不是说我应该这样去生活，这是我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和目标，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他不是，中国是种救世主想法，我知识分子去跟工人，去一个洗衣服，一起去洗衣服，哦我是帮他，他不是我就应该是这么生活的。”（凤凰卫视2011年6月29日《凤凰大视野》）

3.在上海，毛泽东承接了洗衣服、送报纸的工作，以此帮助付房租

还有关于毛泽东在上海洗衣店打工这段经历，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肖特在他的《毛泽东传》中也写到“在上海，毛泽东承接了洗衣服、送报纸的工作，以此帮助付房租，那是他与三个湖南学生共同租的房子。他告诉朋友，洗衣服不是很难，但他不得不花许多工资副电车费，为的是取衣服、送衣服、送报纸。”（英国 菲力普.肖特 《毛泽东传》仝小秋 杨小兰 张爱茹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年北京第1版 97页）

关于毛泽东在上海洗衣店打工这段经历，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引用三个外国传记作家写法？

目的，只有一个，说明毛泽东的道德品质是多么的高尚、思想境界是多么的远大，他的抗挫折能力、逆境能力又是多么的强大，他用“穷在抱怨，富在行动”，从小事做起，从给别人洗衣服做起，验证了一个“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有志青年“先扫一屋，后扫天下”的成功之道！

下面，我们在接着看《湖南日报》2014年2月1日 刊登“青年毛泽东之路：沪上打工日 ”的文章，进一步了解，当时毛泽东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奈——每人每月才3元零用钱，常常吃蚕豆煮米饭和青菜豆腐汤。

四、毛泽东在在上海做洗衣工的——时间与地点

当“驱张”胜利在望时，毛泽东带着“湘事善后”的问题奔赴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的活动丰富多彩：送别会友、工读互助、写稿投稿、“设计”湖南、拜访名人……在上海一呆两个多月。毛泽东在半淞园送别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友时，说出了一个要害问题：“发动驱张运动时，我们就遭到了多次迫害，被迫离乡背井跑到上海、北京来了。”

　　不管他是什么原因滞留上海，也不管他在上海另有什么收获，但比起他在这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承担了回湖南建党任务，其他一切并不重要了。

毛泽东第三次去上海，到达的时间是1920年5月5日。

由于，一时间，没有合适的工作，他民厚里，曾经做了一段洗衣工的打工生涯。

下面是《湖南日报》，在2014年2月1日 刊登“青年毛泽东之路：沪上打工日 ”的文章部分内容——

毛泽东这次在上海，两个月就一直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这是一幢两层楼砖木结构的房子，大门为普通的排门，底层前半部是店堂，后半部右侧为灶间，左侧为小天井。店堂与灶间之间是楼梯。顺梯而上，前楼是宽敞明亮的正房，房外有一个小阳台，后楼为一小亭子间，上有晒台，有尖头木栅栏与邻居相隔。

据李思安回忆，毛泽东到上海以前，这个房子是她出面租赁的，用来作为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到上海活动时的住处。她还回忆说，毛泽东和随同来沪的15岁的张文亮住在前楼正房，房内有两张单人木板床，毛泽东的床铺横放在落地长窗下，床头有一张方形茶几，上面堆放着各种报刊。小阳台上放置一张藤睡椅，毛泽东常坐在上面看书。不久，她也搬了进来，住在灶间。楼下店堂不住人，供吃饭和会客、开会之用。靠近楼梯的地方，有一圆形柴炭风炉，炭篓放在楼梯底下。所有家具，都是东租西借凑合起来的。

他们的生活十分简朴和艰苦，每人每月才3元零用钱，常常吃蚕豆煮米饭和青菜豆腐汤。

生活难以为继，解决得靠自己——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参加的项目是为人洗衣服。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如此诉说自己工读生活困境：“因为接送（衣服）要搭电车，洗衣服所得的钱又转耗在车费上了。”

6月7日,毛泽东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青年毛泽东之路：沪上打工日 2014年02月01日 《湖南日报》）

毛泽东，在那种条件下，尽管物质生活艰难，都没有挡住这个“身无分文”年轻人，要“以天下为己任”的脚步。

在上海期间，毛泽东常去《天问》周刊社，继续宣传“驱张”。

并且，毛泽东还亲自为该刊撰写了《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

　毛泽东在这些文章里，“设计”着湖南的未来——成立湖南人民自决会，推进湖南人民自治；同时，还提出了在驱逐张敬尧后改造湖南的方针策略——废督裁兵，实现民治；指明中国的出路，必须推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南北军阀的统治。

看，毛泽东，经济上，虽然穷困潦倒，可是，他没有唉声叹气、埋三怨四，他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不屈不挠，知难而进，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并且时时刻刻关心中华民族的未来。

这是，多么伟大的—— 洗衣工 ！

如此，洗衣工，多多益善！

毛泽东，这位未来的共和国领导人、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诗人、哲学家、教育家，真乃能大能小、能屈能伸，顶天立地的人中豪杰！

为我们的国人树立了楷模！

为我们的天之娇子树立了榜样！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孩子做点家务？

不让孩子锻炼一下？

实践一下？

众所周知，毛泽东主席的最高学历是长沙师范，他即没有上过军事院，更没有出国留洋，可是，却把留洋的军校校长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这种本事，并不是看多少本军事专著，所具有的，而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主要是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

这是为什么？这是毛泽东教育一刻也没有离开“泥土”，在“泥土”中他嗅探到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必走之路。

写到这里想冒昧地问一下，我们的大学生，假如有一天你的生活出现困境，你能在洗衣店打工吗？

五、结束语：“欲成就大事者，必从小事做起、从劳动开始”

古人云：“欲成就大事者，必从小事做起、从劳动开始”。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就是从火车上卖报这点小事开始起步的。在卖报中，不仅悟岀了“道”，而且还得到了“道”。这位被老师骂为“笨蛋”的“差生”，11岁的时候，就开始了打扫一屋，就在外奔波，在火车卖报，挣钱养家糊口。

这么一件普通的小事，却让他成为天才级的大师！

他的“天才就是99%汉水，加1%的灵感”这句话，道岀了天才是从哪里来的。

看到此处，想必有的人会问？

我也天天劳动，为什么没有成为天才？

一方面说明你没看书，戓看书少，没有悟“道”；或看书多，没有思考，没有1%灵感，把书读得太死，跳不岀来了，成了书的奴隶。

胡适说“中国有句话，叫‘无微不成镇’”，为什么？在微州有这样的微谚“前世不修，生在微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而这一丢，竟丢出了明清之际，中国商业台上的第一大商帮。（潘小平 《正说明清中国第一大商帮 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年12月第1版 第7页）

这么往外一丢，为什么却能创造岀“中国商业台上的第一大商帮”？

根源在哪里？

就是从小事起步，勤劳动，多学习、多思考，如此，则比别人多出一个“第三个头脑”，如此一来，怎么会不成功。

现在的孩子13-14岁，岂敢往外一丢？

一个是法律不允许，正是学习的好年龄。

另一个，现在有很多的孩子10多岁，鞋袜不会穿，鞋带不会系，书包还要让长辈代为背着，出门心打的，吃必肯德基，喝必高级饮品，穿必世界名牌。

还有诸如——网聊、偷菜、玩游戏，吃饭、睡觉、发脾气；吃一碗，端一碗；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既便允许外出闯荡，又能怎么样呢？因为没有生存的能力，生活的勇气。

这一皆源于父母太“爱”孩子，从小到大，什么家务都不做，不闻“泥土香”，这样的孩子能挑起重担吗？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何以成大业？

何以济沧海？

要想成就大事，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给别人洗衣服等。

大丈夫当扫天下，而始于扫足下。

正如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他的足下没有“泥土”，他能够走岀多运？

清朝的刘蓉在《习惯说》中讲道一个人“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

前苏联革命导师列宁也说过“人要成就一件大事，就得从小事做起。”

以上这些至理名言，都充分体现了“扫天下”与“扫一屋”的关系，说明了任何大事都是由小事积累而成的道理。

毛泽东爱劳动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泥土香”气息，及其本人后天的努力奋斗，并将理论跟实际真正的相合，他的“活到老，学到老”精神，让他人生“自信300年”生活着！

我们从毛泽东给人家洗衣服这件小事，可以说明青年毛泽东不喜空谈议论、坐而论道，而是要干就干，注重付诸行动，在劳动实践中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我们伟大的毛泽东主席，在1920年困难的时候，给别人洗衣服说明一个真理——“欲成就大事者，必从小事做起、从劳动开始”。

附录——

建党前的毛泽东：曾在洗衣店为人洗衣服谋生

2011年06月30日

凤凰网历史

核心提示：毛泽东在上海工读互助团时，靠在洗衣店给人家洗衣服谋生。他也曾想过进工厂，但不久就放弃了。知识分子去帮人家洗衣服什么，是很难坚持的，他只是他想到的是去帮助他们，而不是说我应该这样去生活。

凤凰卫视2011年6月29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五四”之后中国热情拥抱马克思主义的人群当中，以小知识分子居多，如果放在科举时代，他们是根本无力决定，甚至根本无力过问国家命运的，但民国以后民权意识的觉醒，言论的宽松都让他们有了过问政治的勇气和可能。

“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们赤手空拳，竟能使无政府妥协，这更让很多政治团体都看到了青年学生的巨大力量，有人就提出了“谁有青年谁就有将来”的口号，而这个时候在青年中流行两个社会运动，“工学互助团”和“勤工俭学”，这两个运动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是改造社会的起点，毛泽东就参与其中。

解说：1918年4月4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瑜，在湖南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他们三人都来自湖南第一师范，是毛泽东后来岳父杨昌济的得意弟子，当时被人称为“湖南三杰”。

“新民学会”当时并不激进，其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而毛泽东等人受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深刻，毛泽东日后这样回忆。

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王外马甲（民间学者）：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理想，都是消灭国家和消灭政府的，因为大家选择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如何达到那个目标，它有先后之分，无政府主义者呢他是主张用这个分权的自治的独特的方式，人格独立的方式达到消灭政府的目的，共产主义是强调联合起来去消灭政府。

解说：“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虚无和无法无天，而是互助、自治、反独裁，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石曾、蔡元培和吴稚晖，他们一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青年留学欧洲，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来维持生活和学业。

当时，科举已废除了十余年，大量无进学机会的青年闲置在乡，“勤工俭学”的号召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一条摆脱困境的捷径，湖南“新民学会”的萧三回忆。

湖南一般愿意上进的青年，在中学毕业后就都以无力升学为愁，看到了“勤工俭学”的宣传品，穷措大也能出国，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顾则徐（民间学者）：组织去法国留学的时候，启动比较早的是四川，但是在湖南，就是那个杨开慧的父亲，他知道了以后很着急，所以他就写信给蔡和森，叫蔡和森组织人，快抓住这个机会。

解说：随后，“新民学会”便开始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即是送这些准备赴法的青年来学法语的，而他本人也曾一度想一起去法国，但却阴差阳错地错过了，萧瑜这样回忆。

首先是路费问题，毛泽东一文不名，船费虽然减低到一百大洋，但对他来说仍然是非常庞大的数字。

毛泽东无钱赴法，只有送同乡从北京到上海，一路上再找别的机会。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可是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随时留神着我的新鞋。

在上海码头，毛泽东只能怅然地看着自己组织的同乡们登上法国邮船，这船上有他在“新民学会”的挚友蔡和森、萧瑜和萧三兄弟，萧三这样回忆：“毛总到码头上来送行，高高的太阳照着黄埔江的水浪，使得即将远离祖国的人们和送别的人们都不能抬起头来，久一点互相凝视，只见穿着浅蓝布大褂的毛泽东，向船上的人招招手，不等船开便折身上坡，投到叫闹拥挤、万头撺动的人海中去了。”

王外马甲：他没有去留学，但我们说直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穷，他跟一般的底层的比，他算是富裕的，但是他达不到有能力出国的那个条件，我还是坚持认为，他有他主观的原因，因为以毛泽东的能力来讲，下定决心要想去，他还是去得成的，去法国总比上井冈山容易吧。

他选择没去，他并没有选择回到的，或者生活更有保障的湖南老家，当他把这些朋友送上船之后，他甚至也没有留在上海，他在上海送他这些朋友上船的，他选择的去哪里呢，他选择去北京，那么北京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一个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这个思想爆炸的这么一个爆炸场。

解说：毛泽东最终留在了北京，准岳父杨昌济当时在北大任教，便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工作，李大钊当时掌管着北大图书馆，毛得到了一份助理员的工作。

毛泽东当时在北大的月薪是八块大洋，而李大钊是一百八十块，教授胡适是二百八十块，文科学长陈独秀是三百块，这还不包括他们的稿费收入。

王外马甲：毛泽东每个月拿八块钱的这个工资，这个工资基本上就是当时北京的一个保姆的工资。

解说：毛泽东日后这样描述当时自己每月八块钱的生活。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顾则徐：在中共组建时的人群来说，主要分三种类型，一种类型就是像陈独秀、李大钊这种，那么这些人呢比较小康，甚至比较富裕的生活，第二种类型呢，以张国焘他们为代表的，这批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那么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当时是机遇太多，大学生太少了。

那么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像毛泽东他们这种类型，是知识青年，但是他的文凭很低，发展呢，他可能有机会，但这种机会是没有任何把握性的，特别是对一个比较有雄心的人来说。

解说：当时，大知识分子们的自傲，常令毛泽东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他自己日后这样回忆。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顾则徐：就是一个中学生他所读的书，并不见得比一个大学毕业的人读的书少，无非是你读得深点我读得浅点，形成一种思想的时候，大家没什么大的区别的，那么你毛泽东之所以只能师范毕业，因为你数学读不好，那毛泽东他是典型就是文章是好的，但其他不行啊，那么如果光靠文章的话，那他的出路很局限，已经不是古代了，可以走谋士道路啊，你再文章好文章治天下，但那是现代社会了。

王外马甲：但是他写文章在湖南长沙那些地方写文章算写得好的，到了北大这种精英荟萃之地，写文章他可能写得过物理系的学生，他绝对写不过文史专业的这些学生。

解说：社会地位的卑下，工作中的失落感，时刻包围着毛泽东，他的挚友萧瑜回忆。

因为毛泽东当时仅系图书馆的一名工人，而且未在北大注册，他们甚至都没有注意他的存在，这样毛泽东便以他的处境看，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位置，于是几个月后他决定离开。

王外马甲：整个北大的圈子都没有让毛泽东融入进去，它虽然是个新式大学，在里头的人他还是按照过去传统的文人的概念来决定自己的圈子的，当时毛泽东的内心有多么的委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必须要寻找到自己的长处，他从这里离开以后，他找到了自己一个最强的一点，就是他的组织能力，毛泽东他是一个一定要由他来组织，由他来谋划，由他来领导别人的人，有些人是天生协助别人的。

解说：就在毛泽东离开北大时，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推动的社会运动，正在中国展开，当时很多无政府主义青年，都向往着成立一个共同生活的组织，消除私有财产，让每个成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1919年冬天，这种假想成为了现实，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人物的鼓励和资助下，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纷纷出现了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在1920年五六月间，也在上海参加了工读互助团。

顾则徐：那么我们中国呢，文化血液当中又缺少一种社团性质的苦行僧行为，在欧洲它具有这种文化传统，基督教的传播它就是一种社团形成的，大家具有共同理想，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兴起，也是由社团慢慢来的。

解说：但从校园走入社会，反差是巨大的，台湾学者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一书中这样描述工读互助团的生活——

他们开始实践新生活后，迅速发现自己赚钱的本领实在有限，只能洗衣服、做女红、放电影、开饭馆，由于未具备专业水准，工作比不上专业工人，有时反而变成抢贫苦工人的饭碗，有的工读互助团坚持时机比较久的，但顶多也不过一年。

在上海工读互助团，毛泽东靠在洗衣店给人家洗衣服谋生，他也曾想过进工厂，但不久就放弃了。

顾则徐：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去帮人家洗衣服什么，对他来说是很难坚持的，他只是他想到的是去帮助，我去帮他们，他而不是说我应该这样去生活，这是我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和目标，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他不是，中国是种救世主想法，我知识分子去跟工人，去一个洗衣服，一起去洗衣服，哦我是帮他，他不是我就应该是这么生活的。

解说：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失败，让像毛泽东一样的有志青年挫折感极重，他们有澄清四海，改造世界的志向，面对现实世界却有志难伸、四顾茫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差距，让他们对那个时代充满愤恨，他们认为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顾则徐：那么这种道理走不通怎么办呢，我无法用无政府主义这种身体力行“勤工俭学”等等去改造社会了，因为他想到这不是我应该怎么样，而是我去改造社会。

解说：1919年夏秋之际，毛泽东还是一个反暴力、反强权、厌恶、炸弹革命”和“有血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到了1920年，他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韩钢（专家）：早年这一批接受社会主义的这批人，大概只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社会地位相对高一些，这批青年其实构成的主要还是一些小知识分子，或者说底层知识分子，这批人的生活境遇和生活环境，显然都是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他们希望能够有一种释放，所以在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可能对他们来说，有一种生活境遇的压迫在里面。

陈晓楠：在1919年和1920年两年时间之内，有两千多名中国青年学生，志愿加入了“勤工俭学”行列，其中呢以湖南人和四川人最多，很多人呢都是因为“五四”闹学潮而失去了继续求学机会的那些激进的学生，毛泽东本人没能成行，只能目送他的挚友们出洋，那么那些出洋的学生们在法国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解说：早期中共党员留法学生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19年到1920年的留法同学。

勤工俭学生人数很多，约有三千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各地“五四运动”中活动分子或领袖，“勤工俭学”的呼号，绝不是对着旷野喊叫的。1920年秋天似乎停止了或衰微了，衰微的原因是事实打破了理想。

王外马甲：真正去法国的这些人呢，反而我们很少看到他在去之前，就有追求革命理想的这种企图，他的家庭背景都相对来说比一般的或者绝大部分中国人要优越，那么我们知道去法国的最苦的、最可怜的邓小平，邓希贤同学，力气又小，个子又小，年龄又小，他后来总结的就是说，他去法国之前他是过着少爷的生活的。

解说：多数“勤工俭学”的留学一到法国，几个月便用完了带来的钱，留法学生中最小的是只有十六岁的邓小平，其父在家乡做过县团练局长，家境殷实，但为了让儿子出国，千方百计才凑够三百元，邓小平念了五个月法国中学，就被迫辍学，偷偷离校到外面打工挣钱。

刚刚经历了一战的法国，工作很难找，即使侥幸找到工作，留学生们也发现自己体力难以胜任。

其他如捡马粪、收垃圾、削马铃薯等工作，不但斯文扫地，得仅供温饱，只能靠吃面包喝白开水度日。

王外马甲：那么刚好又碰到这一帮人，又是小康人家的少爷，或者类少爷这么样的人，他又不屑于去做这样子，或者也做不了那样的事。

解说：部分学生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借住在华侨协会的院子中，郑超麟回忆道。

地窖里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搭了布篷，布篷里也住满了勤工俭学生，喧哗吵闹引起隔壁邻舍联名请求警察局干涉，某办事人有一次训话说，邻舍告我们中国人不爱干净，谁敢说我们不爱干净呢，抽水马桶板上潮了，后来的人就不肯坐只肯蹲，但蹲破了，后来的人索性站在房门口向里小便，房门口也潮了，现在的人索性在走廊里小便了。

“勤工俭学”学生多是国内闹学潮的健将，现在既然工不能勤，学无从俭，一股怨气自然要找个地方发泄，留法学生曾数度包围中国驻法公使馆，1921年9月愤怒激进的学生们，还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的建筑，结果103名示威学生遭逮捕。

参加里大围攻事件中的一个著名人物便是周恩来，他曾是“五四”学潮的天津学生领袖。

顾则徐：就周恩来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就是他能够把书读得很好的人，他喜欢的是写文章，还是跟毛泽东他们差不多，帝王之学、政治学、伦理学这些东西，出国以后周恩来开始想，想好好地做点学问了，搞研究了，但是呢经济又无法支持，再从英国返回来，加入了“勤工俭学”的队伍，就非常不得志。

解说：留法学生中年纪最小的邓小平，也参与了里大的围攻行动，幸而他与周恩来都未被遣送回国，此后他们的活动转入地下，创办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刊物《少年》，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对这份刊物极为认真，被冠以油印博士的“荣誉”。

王外马甲：生活受了窘迫，这种窘迫就直接把他推到了一个另外一个阶层，他遇到了一个中国从来没有过的阶级，这个阶级就叫做工人阶级，法国巴黎公社是一切共产主义的源头的地方，共同去感受它的动力，是一种刺激之后，强烈刺激，像电击以后一样的启发，这种启发是极端深刻的，而且是会让人脱胎换骨的。

解说：在留法学生中，还有一位代表人物，他便是和毛泽东共同创建了“新民学会”的挚友蔡和森，蔡和森到法不久就改变了自己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被列宁身上那种清教徒的精神所强烈吸引，特别是当他知道列宁只有一万党徒就夺取政权后，更加崇拜得五体投地。

“新民学会”的另一位创始人萧瑜这样形容他。

蔡和森的法文水平虽然甚差，但他却天天手拿着字典来阅读，由于他不能完全看懂，因此在翻译上他便弄出许多错误，但他对这种错误却不承认。

韩钢：对，他根本不懂，就“猛看猛译”嘛，我们引得最多的就这四个字嘛是吧。接受这种理念他很急促，他这个弯啊一下就转过来了。

解说：蔡和森的转向很快引发了留法“新民学会”内部的分裂，萧瑜曾多次与蔡和森辩论，萧这样回忆。

我说我原则上同意应推翻资本主义，但我绝不盲从俄国共产主义的理论，蔡和森说，俄人的整个计划一色具备，且已写在白纸黑字上，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做其他尝试呢，我已经写信给润之（毛泽东），告诉他我的想法，他一定会同意的。

此时，毛泽东在湖南接到了蔡和森的来信，他对蔡和森的转向确实表态赞成。

韩钢：所以你看五四时期这批青年啊，他有个很大的变化，原来崇尚改良的现在崇尚革命，原来崇尚渐变的现在崇尚骤变，原来崇尚这个温和的，现在崇尚暴力，其实都是因为，因为马克思这样一个政治理念，让他们觉得管用，说的通俗点就是管用，立竿见影。

解说：王来棣老人1956年接受中科院历史所的任务，曾采访过三十多位中共早期的创始人，当年参与“勤工俭学”的一些当时人曾这样描述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王来棣（《中共创始人采访录》作者）：当时有五条路，最后选择的是俄国的路，都年轻人嘛，就是越激烈越来劲，也痛快，一下子你看到苏联，一下子把那个旧的政府推翻了，自己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刘刚（《通往立宪之路》作者）：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啊人生而自由，这种冲动，个人主义的冲动，个人本位的追求，每个人的声明一个阶段上都会表现出来不可遏制，国将不国的状态下，它肯定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发现个到处四处碰壁以后，个体像个没头苍蝇，再这样的一种文化里面，到处乱碰，你不能安身立命了，那怎么办呢，它非要找一个东西，要有所着落，帝王将相那个王朝不存在了，这个都不存在了，你说它附到哪去，告诉它“一声炮响”送来了，还有一个“阶级”，有一个明确的东西，这个有这个“阶级斗争”，人这个社会是分成阶级的，它就自觉的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阶级上面去安身立命。

王来棣：“新民学会”里面也有不同的看法。

解说：曾与毛泽东、蔡和森共同参与创建“新民学会”的萧瑜，并不同意蔡和毛的转向，“新民学会”的分裂在所难免，1920年萧瑜因事返回中国，在长沙他与老友毛泽东相见，两人发生了多次争论，萧瑜这样回忆。

我说我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俄式共产主义却使人失去了自由，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权力太强大了，而个人却微不足道，毛泽东十分明白我的意思，但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如果必要的话，他必须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

萧瑜认为苏俄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新式的科学的专制，而毛泽东则认为，领袖的权力多事情容易办，为改造国家国民必须作出牺牲，而萧瑜说。

我告诉毛泽东，我不同意牺牲一部分人，去帮助另一部分人的原则，我也不同意为了未来一代的幸福，而在某种范围内牺牲个人的观点，他回答说，如果我们在这种事情上太注重感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实现不了。

两人各持己见，争论得极其痛苦，萧瑜多年后回忆。

我们常常彻夜长谈，以致忘了睡觉，有时我们的谈话弄得两人都很伤心，甚至潸然泪下，因为我们无法找到相互协调的基调，如此循环，笑笑哭哭，哭哭笑笑，好像一个永不停止的螺旋。

陈晓楠：不久之后毛泽东接到了陈独秀的信，开始在湖南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样受陈独秀的委托，张申府也在1921年在欧洲组织了旅欧中共小组，从“工读互助团”和“勤工俭学”的失败，到接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的吸引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彻底改造社会的方案。

虽然苏俄的革命充斥着流血和暴力，但对一些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它却是唯一的道路，没有一个强调集体、纪律和服从的组织推动，无政府主义的美好理想一千年似乎也实现不了。

那么新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如何结束其成员自行其是的状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