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借我一生》一书里，开篇是《长辈的山》，第一段第一句郑重地写到：我的父亲余学文先生，于今天中午去世。在上海同济医院的二号抢救病房，我用手托着他的下巴。他已经停止呼吸，神色平静却张大了嘴。好像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却突然被整个儿取消了说话的权利。
这篇《长辈的山》最后是这样结尾：按照古人的说法，我应“守制”。我在守制期间要做的事，是努力回想他和其他长辈的事。但是我的记忆十分有限，只能一次次追问妈妈。妈妈说：“你不问，差一点儿全忘了。”
这两段话让我禁不住泪如雨下，再一次想起去年秋天离开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九四七年农历二月二十三，那时候大概算是民国末年，农村的二月正是青黄不接天寒地冻的季节，奶奶说，父亲出生时，天上响着很炸耳的雷声，于是就给爸爸取了名字叫：雷只。父亲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两个弟弟。
现在想想，父亲的一生注定是操劳的一生，在我们兄妹四人里，父亲对我这个上学时间最长“文凭”最高的女儿一定寄予了厚望，却没想到我会是他临走时最大的牵挂。
当父亲和母亲的坟茔并排埋葬在爷爷奶奶的偏东方的脚下时，那时只顾着嚎啕大哭的我尚未理解死别的含义，这八个半月来，每当我在稍微闲下来的空隙，关于父亲的事情总是从脑海里浮现出来，我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们都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向前走着，父亲离我逐渐远去，连带着记忆里事情也模糊起来。
余秋雨先生还有母亲可以问关于父亲的细节，我是连母亲也没有了，我又去问谁呢？
父亲没有伟大的事迹可以记录，就像农村千千万万他的兄弟姐妹街坊邻居一样，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最后又埋葬在一抔黄土里，埋葬在他辛苦劳作一辈子的黄土地里……
我常常地想，父亲难道就像土地上一茬又一茬的玉米或麦苗，成长了收获了又无影无踪了吗？是这样吗？
母亲弥留之际，我曾跪在母亲床前给母亲说过，让母亲放心 我们会照顾好父亲的。那时我心里在想一定要给父亲治好病，带他出去转转，让辛苦劳作了大半辈子的父亲也感受一下幸福，等有一天父亲再见到母亲可以给母亲讲讲他的幸福事情，我就可以弥补一下母亲的遗憾。
父亲给了我们不到一年时间，还是带着遗憾走了，他没有等到我给他许诺的幸福……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记录，记录一下我印象里已经模糊的无从考证的事情来纪念我的父亲，还有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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