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社会的浮躁非常严重！三四十岁的精英分子，英文非常好但是文化底蕴非常差，而且很傲慢。有一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邀请中国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去研讨，他张口就问：是我跟他们学还是他们跟我学？还有一次在联合国做演讲，每个人发言的时间都限定了，国际上的著名学者都提前写好发言稿，把握时间。可是我们的一位年轻学者没有做任何书面准备，上台先花五分钟‘热身’，到他真正要讲的时候没有时间了。更让人担心的是，真正想在文化上有所创见的年轻人太少。在美国曾经有一个调查，金钱、权力、名誉、公益、智慧，让大学生们选择这些要素在人生中的排序，美国是公益、智慧在前。中国大学生的答案什么样，大概我们猜得到。”——《先生们之杜维明》
这种价值观也许跟我们的父母辈也有关系。因为父母们总盼望着孩子成龙成凤，而中国人对于成功的定义要么是有钱，要么是有权。孩子从小耳濡目染，所以长大了也就一门心思地想挣更多的钱，想站到更高的地方，为此可以违背良心道德，不择手段。
我想起高三的时候曾看过一篇文章。文章里说日本人的孩子如果梦想是当一位面包师，父母只会开心并鼓励，而不会有任何的责骂和看不起。然而在中国，如果你的梦想是想当个面包师，父母肯定会说你没出息，要你重新定一个目标。甚至我们自己，年少的时候梦想都是当老师，当科学家，当医生。而等我们长大，所谓的梦想则化成很笼统的“挣很多很多钱”。
看《先生们》，那些已经老去或者逝去的大师们穷尽一生刻苦钻研，一辈子扎进文化和艺术当中。可就像先生们忧虑的，当他们故去，很难从现代人里找到继承下去的人。就好比汤一介先生想要编纂《儒藏》，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共330册，约10亿字。可是时间和病情不给这位老人完成这个大工程，在编纂正式启动不久，汤一介先生就被查出有肝硬化，而后辈人里，几乎找不到人接他的班。
前几年“国学热”兴起的时候，曾以为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再次被重视，从而引起国人真正的兴趣，然而这终究只是奢望，所谓的“国学热”，不过被某些机构和企业利用，成为又一种挣钱的手段。于是我也心有忧虑，什么时候，国人对于成功的定义能够有所改变？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去找回我们丢失了的那些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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