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以来，出现了理学之争，大致分为两派，以程（程颐、程颢）朱（朱熹）为代表的“格物致知”派，以陆（陆九渊）王（王阳明）为代表的“明心见性”派。
两派争论得很激烈，因为这关系到政治，关系到科举考试。谁出题，谁阅卷，出什么题，以什么标准阅卷？科举可是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前途。所以士人们不得不抱团儿、站队。
无论两派如何争论，他们的理论源头都是孔、孟。就是怎么研究、解释孔子、孟子的学说。所以大家都钻进古书里去追求孔孟的本义。
到了清朝，几轮文字狱下来，知识分子被扒了几层皮，终于知道啥话能说，啥话不能说。
由于这两个原因（研究孔孟的传统和文字狱），清代兴起了“考据学”。清统治者是遵奉孔孟的，研究孔孟就比较安全。
现代的官员天天开会，官越大开会越多。清朝的官员则是天天读书，拿着各式各样版本的古书，不断对比，如果能提出意见并且让人信服，就可以在官场步步高升。而那些具体、琐碎的事情，由“吏”来承担，不是“官”的工作。
考据学最大的成就，是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完整研究。
他证明《古文尚书》是后代伪造的。这下可不得了，一下子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尚书》那可是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记载了上古时代的历史，读书人学习了那么多年，这要是假的，那还有啥是可信的？
这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如同星星之火，而鸦片战争，又给添了一把柴。
西方的科学技术一下子涌进来，中国读书人受到了十万点暴击，咱哪儿见过这阵仗？
读书人一下子被打趴下了，认为西方科学的精髓是“求真”，而咱中国的官场和书籍充满了虚假、虚伪！
他们没有能力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科学，只好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
到民国时期，“疑古”风盛行。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了“古史层累构成说”，认为春秋以来的历史还是可信的，但春秋以前的历史就不可信了。
他的依据是什么呢？
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了增加自己学说的说服力，就要假托古人，上古历史就是这么被造出来的，而造史的代表人物就是----孔子。
哎哟，这段鸦片战争对咱们的影响，像不像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咱们的影响？当初咱跟朝鲜似的，乍一看西方那么好，一下子就把一代读书人干趴下了，成了贬义的“公知”，月亮都是外国的圆。现在的年轻人就好多了。
所以还是要保持开放，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学人家的长处，把咱自己国家建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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