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人和“不自杀”的人
一
“活着”与“不自杀”所指并非行为，而是代表两种精神意志。小说《活着》展现了这两种精神意志所表现的生命意义形态。
人的“活着”并不等同于“不自杀”。“活着”的意义也不是“不自杀”的意义。这两种精神意志在四个方面存在差异：生活观念、时间态度、死亡意识以及自我保存。这四种差异导致了它们所显现的意义形态在实在生命层面的表现不同。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前期与后期）是这两种意义形态的显著代表。
二
前期的福贵是一个“活着”的人。他活在生活里。尽管这种生活是颓废的、堕落的（赌博、嫖娼、败家），但始终算是一种生活——实实在在的。可以这么说，他的父母、妻子以及其他出现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活着”的人。他们全部的奋斗都只为生命能够继续。活着，以及更好地活着，便是一切，其余充其量只是手段。但这不绝对意味着“活着”的人不关注精神层面的东西，如果他们尚未完全忽视精神性的话。他们所做的一切（对灵魂的叩问）只是为了获得一份慰藉，为了在与生活的抗争中活得不那么过于辛苦。也就是说，对“活着”的人而言，对精神性的渴求是为实在生命服务的。相比“不自杀”的人，“活着”的人更乐意生活在“此岸世界”。
三
生命的存在就是时间的存在。“活着”的人对时间“无感”。尽管他们也知道时间有限、生命短暂，但那也就只是一种“知道”。“不自杀”的人对时间的感知是对生存的感知。两者都在时间中经历和体验生命的成长与衰亡，但“活着”的人从时间中得到的是焦虑（状态），“不自杀”的人则为安然（状态）。由于对人终有一死的焦虑和恐惧，“活着”的人或者在有限的生命中极力创造能被自己（或者只是他人）所认可的价值，或者纯粹是得过且过（如前期的福贵）。“不自杀”的人的生命意义已被确定，因为他们从时间的桎梏中超脱出来。同时这体现了“活着”的人与“不自杀”的人在面对无限（永恒）时的分歧。
“活着”的人并不在乎永恒。他们努力做到托尔斯泰所说的“一个人为了能够活下去，他就要对永恒视而不见”。“活着”的人尽可能把握眼前所能把握的，尽可能抓住手中所能抓住的。他们对确定无疑的事物有着由衷的爱好。这些确定无疑的事物确立了他们生活的界限。而“不自杀”的人超越了有限（时空限制以及自我边界）。“活着”的人活在生活中，就像鱼活在水中（这个类比倒不是指他们的活着是自由的，而是说外部环境只是他们生活的场所）。“不自杀”的人活于生活则是“水活在水中”。
四
问一个人为什么“活着”他只需回答支持他活着的理由。但问一个人为什么“不自杀”——他就必须面对死亡的问题，冥思死亡（同时也就是冥思生）。对死亡的冥思并不使人将其变为实际行动，因为“死的意义不在于实在的死”。“死指对有限生命的自我意识，对感性存在的有限性的领会，迫使人们去关切自身的生存意义”。（刘小枫《诗化哲学》）
因此，“不自杀”的人的活着不仅是肉体的活着。同时，他们的活着与死亡的意念息息相关。福贵，这个纨绔子弟，先后历经父母、朋友、孩子、妻子以及孙子的死亡，忍住悲痛活了下来；年轻时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政治斗争中逃过一劫，晚年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给它取了一个和自己相同的名字。他的活着，无所谓乐观，也无所谓坚强。死亡，以及活着，本身就带有一种荒谬的气息。一生中，他见证了各种形式的生，也见证了各种形式的死。前期的他，陷于生活所以不能觉知生活。当“人生的玩笑”（财产败尽、被抓壮丁、亲人死亡等等）接二连三向他打来时，一张生的图像就徐徐展开。由于被意识到了，他的生最终暴露出它的真实与荒谬。他的亲人，还有出现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人，他们的人生就是他人生的一部分，他们的死亡也是他的死亡。
五
在自我保存方面，“活着”的人倒不是说擅长，而是他们并不想着做出威胁自己的事。纵使存在威胁，但也很少来自自身内部。
“不自杀”的人在这一方面处于两种极端（或说是两种形式）。他们有可能尽力保存自己（如福贵）也可能毁灭自己（如海子）。“不自杀”的人，尤其是后一类的，他们的生活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他们直面一切，不屑埋怨，拒绝虚无。有时，这类“不自杀”的人身上还会体现出一种偏执狂的气质。他们并不需要知道结果如何——但他们具备一种敏感：死神这个“朋友”始终坐在自己的身旁。纵使结局是毁灭他们也会奋不顾身投入对生活和生命的战斗中。这倒不是说他们勇敢，而是总存在着一些他们所不能忍受的以及所必需执着的东西催动着他们敢冒空无一切的危险追寻幸福。这种幸福在“活着”的人眼中是可笑的。“活着”的人最大的幸福是保存自己（肉体的生命），“不自杀”的人最大的幸福也是保存自己——灵魂的生命。当在幸福与平安之中只能选其一时，“不自杀”的人果断地选择幸福，拒绝平安。
但也有“幸运者”如托尔斯泰。曾经有段时间托尔斯泰从早到晚都拿着一根绳子，甚至睡觉时手里都握着它。后来，他嘱咐仆人将绳子藏起来，因为他整整一天都想着用这根绳子悬梁自尽。
他很幸运，活了下来，找到了一条解救自己的路，把自己从死亡的呼唤中挣脱出来。他说，他之所以对生命留恋并非出于怯懦，而是有一种说不清的力量使他的思想处于“无效”状态，使他一时无法依靠自己的“理性”来行动。赋予他这种力量的是一些农民。托尔斯泰发现，这些农民承受着生活的艰辛，但他们的生命依旧健康活泼。因为这些农民干脆不去考虑生命是否有意义，他们只要坦然地活着。
生长在农民中间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也惊讶地发现，他从未听到哪个农民以担忧、恐惧的口吻谈起死亡。“他们都在谈论死，好像那是另外一个春天。如果有人远去了，他们便说他又获得了新生。对那些已经在生活中体验了各种形式的死亡的人们来说，死亡，不过是普通的事情，寻常的消息”。（《门后的童年》）阿多尼斯最终在农民身上明白了一种生的智慧：“对他们（农民）而言，存在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或者如同浑然一体的一首诗一样：生命是开端，死亡是尾声。在诗歌中，开端和尾声是同一朵浪花。”
后期的福贵就是这群农民的兄弟。他们都是“不自杀”的人，在生活中体验了各种形式的生与死。他们不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并不表示他们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他们身上，生命的意义表现为“缄默”，但闪着光。“不自杀”的人承受着痛苦和悲伤，同时又无所谓痛苦和悲伤。他们历经灵魂与肉体的双重痛苦，无论是人生的起伏还是时代的风云变幻，对人生的艰苦、不公、荒谬，他们做的不是埋怨，而是“承认”。这种“承认”也是一种“缄默”。“不自杀”的人比“活着”的人拥有更多的“缄默”，因此对生命也就看得更清。他们活着，但这种“活着”表现出的不是“活着”的意义而是“不自杀”的意义。在他们那，生与死得到和解。时间（非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在他们身上停止，他们从时间的限制中超脱出来，因此，他们不埋怨，不焦虑，不恐惧，不惘也不惑。他们脚底所踩的土地依旧是双脚覆盖的面积那么大，但超越了那一小块地。面对自己生命的（同时也是时间的）尽头——死亡，他们与之坦然相拥。
六
一个人持有哪种精神意志并不取决于他最终的行动（活着或者自杀）。对于持有“活着”意义的人，哪怕他最后自杀了，他的生命表现的还是“活着”的意义，他们只是在与生活的抗争中失败了。而持有“不自杀”意义的人纵使最后选择了自杀，他的生命表现的也还是“不自杀”的意义。比如海子。这类拥有“不自杀”意义的人对一般人眼中极其枯燥乏味的生活有很强的忍耐力，但同时，在他们眼中最无法忍受的生活又是一目了然、一层不变的生活。他们从不是浑浑噩噩的人。他们只是拒绝庸俗的生活，拒绝生活的碎片化。
“不自杀”的人在自我保存的能力方面比“活着”的人弱是因为他们对纯与真有着更强烈的坚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持有“不自杀”意义的人很容易陷入“To be or not to be”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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