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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繁荣与停滞》
日本曾以其极高的国民储蓄率而闻名，尤其是家庭部门的储蓄率。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达到峰值以来，日本的储蓄率已大幅下降了。
研究储蓄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家庭储蓄是资本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特别是对于一个实行严格资本管制以限制国外资金流入的国家，就像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
国民储蓄，即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总和，与经常账户余额密切相关。如果经常账户余额持续出现盈余或赤字，就会引起人们的担忧。高储蓄率和经常账户盈余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增长强劲的标志，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日本养老金体系包括两块，即雇员养老金体系和基本养老金体系。雇员养老金体系包括企业雇员（约 3 600 万名员工）和政府雇员（约 440 万名员工）。政府雇员过去有单独的养老金体系，但在 2015 年被并入了雇员养老金体系。任何在 60 岁之前缴纳固定数额养老金费用的公民都可被纳入基本养老金体系。目前，基本养老金福利支出的一半由来自一般性税收的国家预算补贴。
年轻人和中年人是储蓄者，而退休人口是动用储蓄者。与退休人口相比，人口中年轻人和中年人越多，家庭总储蓄率就越高。
从金字塔形向啤酒桶形的转变有几个重要的经济含义。在日本以及许多其他发达国家，老年人得到各种财政转移支付的帮助，包括国民养老金、国民医疗保险、长期护理福利和对低收入家庭的救济。这些转移支付来自税收收入，而税收的征缴又主要来自更为年轻的工作一代。显而易见的是，当劳动者与这些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的受益者之比下降时，平均每个劳动者抚养老年人的负担就会加重。因此，重要的不仅是人口增长，还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者与退休人员的比率如何变化。在日本，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率已经在下降了，年轻一代的负担不断增加。
许多研究发现，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高增长率和劳动力大军中老年人口比例低是家庭储蓄率高的主要原因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高速增长出人意料地持久。再加上当时老年人口占比很小，意外的高增长提高了日本的储蓄率。因此，生命周期模型似乎可以解释这一现象。日本储蓄率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下降，这一经验也符合生命周期模型。
昂贵的住房成本和教育、婚礼等花费不菲的项目，是日本高储蓄率的另一个流行解释。实际上，当日本家庭被问到为什么要存钱时，很多人的回答是为了支付这些昂贵的消费项目。例如，关于储蓄的年度民意调查经常发现，许多日本人存钱是为了积攒足够的钱来买房，或者支付子女的教育和婚礼费用。
对于日本快速经济增长结束之后储蓄率的变化方向，生命周期模型和遗赠动机也有相同的预测。生命周期模型预测，储蓄率将因人口老龄化而下降。老年人和退休人口比例越高，总储蓄率就越低。基于遗赠动机的解释也预测，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日本向更发达经济体的趋同，储蓄率会下降。此外，如果期望的遗赠金额是由平均每个孩子拥有多少遗产来确定的，那么子女数量的减少意味着总遗赠额会更少。
日本的公共养老金体系在战前只适用于有限的工种，如政府雇员、军队人员和平民船员，但在战争期间扩展到一般企业雇员。随着 1959 年《国家养老金法案》的出台，公共养老金体系进一步扩大到涵盖所有工作岗位（包括自我雇佣者）。多年来，该法案变得更加慷慨，尤其是在 1973 年之后，福利水平进一步提高并与通胀水平挂钩。
日本的劳动者，尤其是年轻人，普遍认为日本的公共养老金体系是不可持续的。这导致许多年轻人不愿意缴纳基本养老金。那些不缴纳养老金的人，在年老以后就没有资格领取养老金，所以从长远看，这可能会减轻公共养老金体系的资金压力。但在短期内，这加剧了公共养老金体系的财政困难，并进一步危及这一制度的可持续性。
由于日本的人口结构转型对公共养老金体系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该体系很难保持福利和缴费水平不变。年轻一代将在工作时缴纳更多的保费，而得到的福利却比老一辈少。为了减轻代际的不公平，避免政府养老投资基金资产枯竭，必须实施下列某项或多项改革措施，（ 1 ）降低目前已退休和即将退休人员的福利水平，（ 2 ）提高缴费率，（ 3 ）推迟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 4 ）增加一般税收收入的注入，（ 5 ）提高政府养老投资基金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并将其注入养老金体系，（ 6 ）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参与率。
另一种可能性是通过承担经过精算的风险，来提高政府养老投资基金投资组合的回报率，该投资组合的价值约为 160 万亿日元。 2013—2015 年的政府养老投资基金改革使之能够改变自己的投资组合，可以持有更多的国内外股票，而它过去几乎只持有日本国债。 [9] 这提高了回报率，尽管波动率也必然会上升。
在不断增长的经济中，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日本，人均收入伴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快速增加。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人均收入的增长成为可能。在一个新兴经济体中，企业可以投资于技术更先进的机器，并让工人学习如何使用更好的机器。
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体系是在人口和劳均收入都在增长的情况下引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该体系可以让每一代人的境况都有所改善。然而， 40 年后，人口开始下降，收入增长停滞。老一代正在享受 40 年前承诺的退休福利，但年轻一代看到，为了使现收现付制能够持续，他们享受的福利必须减少。这就是他们不满的根源。
日本的产业结构曾经是美国大众和财经报刊一直讨论的话题。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明显原因就是，日本独特的产业结构被怀疑是该国制造业突飞猛进的源泉。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制造业的成功成为美日贸易冲突的一个根源，而被称为“经连会”的企业集团扮演的角色，也受到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严格审查。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资本市场放松管制，经连会中的银行对经连会内部工业企业成员的重要性降低了，而且过去处于经连会核心的银行也与其他经连会的银行合并，因此经连会的作用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许多经连会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并偿还银行贷款。日本经济增长放缓降低了企业投资以及对银行贷款的需求。最后，经连会银行的合并（包括住友和三井的合并以及富士、第一劝业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的合并）破坏了经连会企业与经连会银行之间的排他性关系。
与美国的银行不同，日本的银行被允许持有其他企业的股权。银行拥有集团成员企业的股份，这构成了交叉持股的重要环节。除了持有股份之外，银行还向集团附属企业提供贷款，有时还会向其派出董事。一些企业计划在集团内部成立合资企业。一些批评者认为，集团内部的排他性交易形成了一种壁垒，使非关联企业，尤其是外国企业，无法进入这一市场。
财阀的起源和历史各不相同，但通常都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一家成功的家族企业进行业务扩张和多元化，并且往往与政府关系密切。三井和住友的历史最悠久，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至 17 世纪。三井的前身是越后屋和服公司（ Echigoya Kimono Company ），由三井高利于 1673 年创立。十年后，三井货币交易所成立。 1928 年，和服公司发展壮大并转型为三越百货公司（ Mitsukoshi Department Store ），至今仍是日本最负盛名的百货公司之一。住友家族在 1600 年左右开始了铜矿开采和冶炼，并在 17 世纪早期迅速发展，包括铜器制造和货币兑换业务（ 1662 年成立）。江户时代的货币兑换商经营利润丰厚的货币兑换业务，从事黄金（椭圆形硬币）、白银（条状和按重量计）和铜（中间有孔的硬币）之间的兑换并收费，还以很高的利率向大名和德川将军放贷。三菱在明治时期才起步，在 19 世纪末从事航运和金融交易，并得以迅速发展。岩崎弥太郎通常被认为是三菱财阀的创始人，他通过将旧江户钞票兑换为新明治钞票以及在西南战争之后出售军事装备，赚取了巨额利润。
综合商社是日本一种独特的企业形式，传统上专门从事进出口业务。日本九家最大的综合商社占出口额的 47% 、进口额的 65% 和国内批发额的 18% ， 1983 年的总销售额为 84 万亿日元约（ 4 200 亿美元）。它们一半的销售是进出口，但第三国贸易占总销售额的比例从 1970 年的 5% 上升到 1983 年的 16% ，原因是日本大企业直接的进出口增加了。
20 世纪 80 年代金融管制的放松降低了银行对大企业融资的重要性（第 5 章），并开始削弱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横向经连会的核心。接着，在 20 世纪 90 年代，银行受到大量不良贷款的困扰。为了恢复金融实力，并应对金融业进一步的自由化，各大银行通过相互合并进行了重组，这通常涉及不同横向经连会中的银行。到 21 世纪头十年，银行之间的整合大大模糊了横向经连会的界限。
产业政策导致了与其他国家的冲突。日本出口的迅速扩张引发了抗议。日本受自己的成功困扰。早在 1971 年，贸易冲突就已初露端倪，当时美国和日本就一项纺织品协定进行了谈判。 20 世纪 80 年代，贸易冲突更加频繁和激烈（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些贸易冲突将在第 12 章中讨论）。通产省的产业政策开始考虑一些措施，以防止贸易冲突并控制贸易冲突造成的损害。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产业政策的重点之一就是建立能够加快技术进步的产业集群。 1983 年的《科技城法案》、 1988 年的《智能区法案》和 2001 年的《产业集群计划》都指定了许多地区，这些地区将获得政府补贴和监管支持，以集中发展工业生产设施、研究实验室以及支撑科技进步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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