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的条件

分工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行为。蚂蚁的很多种类就存在复杂的分工协作机制。用经济学的理论看蚂蚁的行为也是讲的通的，不同的蚂蚁有其不同的天賦秉性，所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因而进行分工合作是一种自利利他的行为，故而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中分工协作的群体得以胜出。然而蚂蚁间的分工协作是有明确的范围的，只限于一窝之内，就算同一个蚁后的子嗣，分了家，立刻不再合作。

从昆虫谈起，只是一个不恰当的类比。昆虫只是出于本能分。人类早期分工是自发的，但工业化时代之后的分工，实际上是基于经济学理论，对国家间贸易秩序进行构建的产物。可以把人类制度的构建和自然选择做类比，相似之处是，存留下来的构建之物/生物 都是中庸和自相矛盾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制度的演进过程历史实在是太短太短。

《国富论》开篇就谈分工，好处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国家间分工可以充分的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增加总的产出，再通过交易以提高共同的福祉。（好像是大卫李嘉图最早证明的，证明的数学过程及其简单，但第一个想到的人绝对是个天才，这里就不解释了）当然，分工还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加速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这个基本不需要证明的一个结论。

一个稳定的统一市场内（统一市场指一般商品的交易没有政策性约束，一般指一个国家或者盟国内），分工成立（指能带来好处）的条件是，该行业不存在政策性垄断（或专营）。一般来说，专营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和租值消散。这个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屡见不鲜，想一想 电网/食盐 行业养活了多少人就能明白个中缘由。事实垄断大概是被误解最多的一种经济结果，自然产生的大企业垄断总会降低商品的售价，只要有怀揣巨资的资本在虎视眈眈，事实垄断就不可能获得长期稳定的超额利润。当代高科技企业，能获取一段时间的（规模和利润）高速增长，实际上是其技术门槛带来的租值。可以用税收（不同税率，实际上类似某种补贴）、准入门槛等方式解决类似公地悲剧或负外部性问题，但从经济学角度，很难解释政策性垄断的合理性。

国家间分工，成立的条件要复杂很多。需要先谈经济学本身的局部性（当然不算对经济学的批评，无论什么学科都有其局部性或者边界）。二十世纪之前的经济学不谈交易成本，行为经济学之前的经济学家固守理性人假说（这个学理上没有问题，就是有时候不能解释现实问题），整个经济学似乎都不怎么谈增长和创新，创新是不能预期的，对于不可预期之物很难构建理论，正如张五常所谓，风落收益没有理论。也有系统谈增长的书，比如《增长的方法》（by斯蒂格利茨），但还是没有具有强大解释和预测能力的理论。这些是经济学的不足，不是它的局限。所谓局限，是指经济学要针对什么问题，要解释或构建什么理论/制度。人的基本情绪 贪，怕，不耐烦。这个分类，前二者得自 秦晖先生 解释 现代政治思潮，他喜欢用追求自由多一点（贪）还是安全多一点（怕）作为各派主张背后人性中的渊薮；王中岳 《知鱼之乐》中有一篇三者并称，精彩的很，增加不耐烦一条，思来想去确实不能归纳到贪与怕中，不耐烦是种类上的贪，而非数量上的贪，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情绪也是进步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个三分法用作解释现象的解牛之刀，无比锋利。贪，要靠发展经济提升效率及交易解决，经济学的范畴；怕，靠政治体制，福利国家，国家安全等方式解决，广义的看是政治学范畴；不耐烦，靠思想和商品的丰富性解决，最终还是靠思想的丰富性解决，科学、艺术的范畴。这么看，经济学本来就只能解决人的一部分需要，所以需要避免以经济学模型替代现世世界，以经济学目标替代现世世界复杂矛盾的目标集。

从这个经济学的定位再看国内政策的制定，一般情况下，可以不用考虑“怕”即安全性的问题，可以在比较纯粹的经济学视角看待分工。国家的建立，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解决安全性问题。至于专营，仍然可以视为解决一部分人的怕的问题。

国家间关系,分工考虑因素至少需要包括比较优势带来的效率提升和安全感,这种安全有可能是来自实质性的威胁,也有可能是源于对变化的担忧(失去绝对主导地位,或者假想敌可能的崛起)

甚至有可能是国内某种情绪的显现(民粹主义等)。产业链对分工工种,或者产品的需求的刚性,工种/产品的可替代性,或者租值的高低,事实上是同一个属性的三个形式。如果刚性高,则则可替代性低,同时租值高,度量分工的刚性,用利润率计算可能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法,同时需要考虑规模,存在规模很小而绿润率高的情况,比如奢侈品出产地,可以视为刚性很强的分工,但对现实世界的分析基本没有意义。后续的讨论都用刚性来描述这一属性,可以基于刚性来分析分工的结构。

如果刚性分工主要聚集在某一个分工参与者内部(非平衡分工),并且其他分工参与者并无打破这种分工结构的愿望或行动力,则这种分工结构是成立的(行动力非常重要,否则平衡仍可以存在)。

如果刚性分工存在于多个分工参与者之间(称为平衡分工),这可能是一种不稳定的分工结构。仅靠利益关系未必能维持这种分工结构,而国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意志)是否远离理性人假说是一个关键问题。事实上,理性人假说是近年来经常被诟病的块经济学基石,正如行为经济学指出的人只要不在存亡的边绿,通常行为是不那么理性的。同样,贴近理性人假说的国家类型是比较罕见的。而即便是民主国家,人与人之间偏好偏差之和的均值未必会归零到理性人这一想象的中值上,选举对于大多数民众是宣泄而非深思熟虑之举,会导致选举结果整体偏向民粹,除非保证所有候选人都具备精英立场,否则一旦出现一个搅局者平衡就会被打破,同时会导致两个恶果:其一,劣币驱逐良币,更多人借民粹倾向上位;其二,对于民粹情绪的路径依赖导致政策倾向发生変化。(典型的方法决定结果的现象,止此问题 Bryan Caplan的《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描述的比较透彻)。

如果国家意志远离理性人假说,平衡分工带来的不确定性一起的安全感问题就会显得额外突出,即便有高度的相互依赖,威胁论和抢本地就业机会之类的说法都会非常有市场。相对比较优势等经济学理论,威胁论等看法更容易被理解,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对于危险的敏感性性是远高于好处(不能敏感扑捉危险信号的乐观的动物不容易留下后嗣),这是投票决定政策的根本性缺陷。

再考虑分工各方的体量量(体量从经济和人口总量两个角度综合考虑),小经济体之之间,乍看可以形成平衡分工,但考虑到巨大的交易成本(外贸协议达成,关税,出口配额等等),并不容易真的形成大规模的平衡分工,考虑到市场规模,这种小小之间的分工更难以形成,除非有方法在较大范围内大幅度降低这种成本(类似于建立全面同盟,如欢盟)。大小经济体间可以形成不稳定的平衡分工,这种结构中,大经济体的不安全感总会小一些,而小小经济体未必有那么大的野心,但长期看,小国很难长期保持其分工的刚性,这是分工不稳定的来源;大经济体之间,平衡分工的条件更为苛刻,简单的说就是两者间需要产生高度的互信。假如两者间有高度的互信,一方的的优势产业,另一方从经济学上并不会涉足,因为其中要付出的前期投入是巨大的,但如果利润率达到足以抹平前期投入的鸿沟,则另方也会发展相关产业,这种平衡的控制并不容易。高度互信怎么产生,根本上说是应该具有相互可以理解的,相对透明的精英化的专业经济政策的決策机制,避免情绪化和民粹化的倾向,而且需要尽量排除国内其他目标(比如增长率,失业率等)方面的因素的影响。这些条件实际上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亨廷顿谈文明冲突,实际上也包括文明之间很难以相互理解和透明,各个文化都有其特有的价值判断,这些都阻碍了国家意志的理性化。因此悲观的看，大经济体之间高度依赖的平衡分工是罕见的。

当一个人口大国不再愿意处于非平衡分工中刚性差的一方法(好吧,就是目前的中国)想一想也会知道刚性一方会怎么做,它会尽量延缓这个转换过程,而且即便这个人口大国终于获得一些刚性分工,最终恐怕也不能依赖分工来设计自己的产业结果,原因正是这种分工结构实际上并没有存在过,而且似乎原理上也不会存在。

国家行为,从单点看,往往莫名其妙一点也不完善,正如生物体,单个器官或身体的技能,从单点看也是一点都不完善,笨拙而且敷衍了事(奇怪的是中世纪艺术家会以为人体是完美的,何等的自恋)。事实上有两个根本的原因导致完美不可能存在,一个是演化的适应性,完美实际上描述的是对某种条件的高度匹配,但条件发生变化了,高度匹配者是最先消亡的;一个是多目标,人类类是贪、怕、不耐烦三种情绪的混合生物,而正确的优先级是怕、贪、不耐烦。生存是根本目的,怕是说当下能生存,贪是说短期內能生存,不耐烦是说长期可以生存乃至能永生。不同期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是人类日常决策和政策制定普遍面临的问题,专业和精英化的政策选择的意义就在这里。

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分工的条件,统一经济体内部,避免垄断和专营是形成有效的细分分工的条件;统一经济体之外,大+小的经济体之间可能可以形成稳定分工,而且分工结构会偏平衡些;大+大的的经济体结构,长期看,应该不可能形成高度依赖的平衡分工。乐观一点看，国际见安全性问题如果能被彻底的解决，人类价值观最终能趋于一致，则符合经济学期望的分工形式总可以到来，在此之前扩大可能的信任范围可能是更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