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三年，昭烈帝刘玄德走向了人生的尽头，二月，丞相诸葛孔明自成都赶往永安，这是这对君臣自章武元年七月分别之后的首次会面——不是重逢，却是诀别。
四月，刘玄德病甚，不得不属后事以孔明，也正是这番他在病榻之上说出的临终遗言，在历史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诸家的矛盾均集中于“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其中以孙盛之言最值得考量：
【夫杖道挟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语曰弈者举棋不定犹不胜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节，何以摧服强邻囊括四海者乎？备之命亮，乱孰甚焉！世或有谓备欲以固委付之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途。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
“刘玄德对于诸葛孔明的临终托言，实在悖乱至极！如果你所托的确是忠贞之士，那么大可不必要。如果所托非人，便是深种下祸乱的种子。所以回顾历史当中那些君臣临别之语，不外乎是一些官方的通告，如果用虚情假意来套路他人则失去了托孤的本愿。所幸后主刘禅本性愚昧懦弱，没有多疑阴险的性情。而孔明的声名威望与谋略又足以镇得住国内的质疑，维稳局势。否则的话，嫌隙一起祸端一开，再想有所作为，只会使国家陷入更深的祸患。”
孙盛说：【世间大多数人都认定刘玄德的托孤之言只是一种策略，“是刘玄德欲以坚定不变的心，诚心嘱托孔明。并用以凝聚蜀人的意志。”（采自网友cspc的翻译）】，但他却不然，因为按常理推断，这遗嘱立得很不合时宜，甚至是令人尴尬：
如果孔明无篡立之心，则没有必要。
如果孔明有篡立之心，正好就势可以废除幼主。
这句贸贸然在大臣面前说出的遗言还会直接触发日后本不该存在的君臣矛盾，引起幼主对顾命之间的猜忌，造成国内局势进一步混乱。
因此孙盛认为【备之命亮，乱孰甚焉！】。
既然道理上说不通，而刘玄德为人非但不昏聩，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因由惨败悟通了许多事——意识到孙刘联盟的重要性，与刘巴刘子初交心，以及告诫孔明马谡之不可重用。那就只能从个人情感上解释——临终托孤的确是刘玄德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不是桥段，没有套路，是他基于二十年来对孔明才能的了解肯定，以及对自己亲手所创基业的珍爱。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果断的抛却了所有身份上的桎梏，和一切囿于此的计算揣度，选择以知己的身份，平等的面对孔明。在他的眼中，孔明和自己一样，都是这个王国的奠基人，既然缘于宗法继承的那个人能力不到，从眼下季汉所面临的形、势来看，孔明是不二的人选。
作为君主，他自然希望自己的血脉能够雄踞王座，但作为王国的奠定者，他更清楚，一个不合格的主人会给这个国家、会给他们辛苦建立的梦想一个怎样的重创。他有义务要为自己的成果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从这点来看，与其说刘禅是刘玄德的延续，倒不如说季汉才是他一生呕心沥血、竭力打造的后继。前者与他血脉相连，后者则是他一生理想的实现。季汉，不管以后以何种面貌承续下去，他刘玄德的英灵都会贯诸其中，成为引领所有人走出川蜀、一统大业的旗帜。
刘玄德与孔明无疑都是希望以己之力终结乱世，这是他们理想里共同的部分，余下的则相互交映，彼此成就。他们一心想缔造的，一直就是属于自己的大汉。而孔明不懈想要完成、不惜抱病出征也绝不退让半步的，是刘玄德兴复汉室的抱负。只是这个蓝图，一早就没有了汉献帝的容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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