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吸引我的是书名《黄苗子:陌上花》。

看惯了许多散文家平庸的散文，更愿意看艺术家写的随笔散文，长时洋洋洒洒，短则了了数句，但却有自己真知灼见。

更可喜的，出人意料的是，本书另一半是《郁风:陌上花》，夫妻都是艺术家，取名《陌上花》，典雅而有韵味。

附  李怀宇(广州)的《黄苗子和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最自豪的是一生中有无数良师益友相伴，没有门派与专业之见，只因志趣相投。1930年代的上海，1940年代的重庆“二流堂”，1950年代的北京栖凤楼和后来王世襄芳嘉园小院，劫难重逢后北京的一场场聚会， 这对艺术夫妇总是生活在充满文化气息的朋友圈中。这些人都是现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郁达夫、邵洵美、夏衍、聂绀弩 、叶浅予、启功、吴祖光、冯亦代、王世襄、杨宪益、丁聪、黄永玉……他们的言谈举止，如果有心人记录下来，便是一部现 代的《世说新语》。

　　一

　　每次和黄苗子郁风夫妇的会面都是愉快的。

　　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北京万荷堂的黄永玉81岁生日会上。名士云集，所见所闻皆新奇，然而，至今念念不忘的是 黄苗子经典的微笑。当日上百宾客之中，黄苗子和郁风是黄永玉的老友代表。晚宴时，黄苗子开怀大吃的形象让人难忘。华君 武曾说他：“好吃，得了痛风病，仍不顾。1994年在悉尼又大吃王蟹，几乎送命，恶习至今不改，尤喜食猪手。”我随手 拍了一张照片，镜头下馋嘴的黄苗子，活像个大孩子。

　　后来在黄苗子和郁风家中谈天，未觉两人岁数加起来已超过180岁，黄苗子不时欢笑，郁风中气十足。

　　谈到邵洵美，黄苗子取出一把扇面，朗读自己书写的邵洵美的诗作，又取出60多年前在上海为邵洵美画的漫画，郁 风也感意外，称赞他把邵洵美风流倜傥的神采刻画得很像；谈到聂绀弩，黄苗子又取出聂在山西写给他的诗；谈到郁华，郁风 取出自己的散文集《画中游》，其中有她写父亲的文章；谈到郁达夫，她又取出《郁达夫海外文集》。可以想象，老友们在他 们家聊天是何等愉快。

　　他们家的布置是适合老友聊天的。书房名为“安晚书房”，画案不大，书架上堆满了书，墙上挂着黄苗子重写的聂绀 弩斋名“三红金水之斋”。书房门前的对联是黄苗子的篆书，造型悦目，事后请教高人方知是：“春蚓爬成字，秋油打入诗。 ”黄苗子喜欢打油诗，这两句真是打油到家了。客厅墙上的一幅字是黄苗子写的“月是故乡明”。他们曾经在澳大利亚住了十 来年，居住条件比北京好，如今还是喜欢住北京。毕竟，北京有许多老友。数十年来，两人身边永远少不了患难与共的朋友。

　　二

　　记忆是靠不住的。即使亲历之事，数十年后回忆起来，也往往成了另一种传奇。历史就是这么有趣。

　　1930年代的大上海，黄苗子和郁风第一次见面。然而，在他们两个人的回忆里有两个版本。

　　黄苗子的版本是：

　　我记得是和郁风在叶浅予家见面的。当时，我经常去找叶浅予。晚上，郁达夫来了，我没有发现他带着侄女郁风来， 就说：“达夫，你管管你的侄女啊！”郁达夫答道：“你瞧，我带她来了！”

　　郁风的版本则是：

　　当时我才十七八岁，初出茅庐，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刚毕业。我年轻，什么也不懂，跟着叔叔郁达夫到处乱转。郁达 夫带我去霞飞路的漫画俱乐部，黄苗子他们几个漫画家就经常在那里聚会。当时是在一个按摩院楼上见的面，那是个不大好的 地方，可能不仅仅有按摩。他们一帮人在一起，我跟张光宇、张正宇、丁聪、叶浅予，还有黄苗子见的面，都是头一次，以前 不认识他们。我记得清楚极了，没有错的。可能也不矛盾，他说的是一回事，我说的是一回事。

　　黄苗子和郁风的家庭背景大不相同。黄苗子的父亲黄冷观与国民党要员吴铁城曾同为同盟会员。拜吴铁城之赐，黄苗 子一直是拿铁饭碗的国民党高级公务员。郁风的父亲郁华、叔叔郁达夫都曾留学日本。郁华是著名法官，曾营救田汉、阳翰笙 、廖承志等左派人士，郁达夫是新文学健将。郁风受郁达夫的影响，热衷进步活动。两个年轻人却因为艺术交流成为朋友。

　　黄苗子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书香世家，古诗文的阅读和背诵奠定他的文学基础，练习书法则是他每日乐此不疲 的功课。岭南名家邓尔雅开启了黄苗子一生为学之门。黄苗子回忆：

我八岁到十几岁就在广东跟邓尔雅学习。我父亲当时在香港办中学，邓尔雅跟我父亲是同学，就经常来教我。邓尔雅 算我的启蒙老师，但当时年纪小，勉勉强强跟他学，并没有受到多少他的艺术影响。现在，我才体会到他的艺术精髓，他很了 不起。但是当时我得到他的一个好处，学会搜集材料。做学问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搜集材料，不会搜集材料怎么做学问？读书凭 脑子记忆，不可能全部记清楚，一定要有根据。所以我从50年代初起，就学习邓尔雅先生，凡是书上有用的东西，都抄下来 ，做卡片。尔雅先生抽卷烟，经常用卷烟的纸来抄材料。觉得有用的就抄下来，然后一分类就出来了。

　　早在进入香港中华中学读书前，黄苗子就喜欢上漫画，16岁时创作的漫画《魔》入选香港学生画展，并在叶浅予主 编的《上海漫画》发表，这使他对上海无限向往。1932年，黄苗子从香港跑到上海投笔从戎，黄冷观紧急给时任上海市长 的吴铁城拍电报，拜托他关照儿子。吴铁城把黄苗子安排在上海市政府任职。黄苗子身在官场，心在艺坛，与许多画家成为至 交。

　　一年后，郁风也随家人从北京南迁上海。与黄苗子不同，郁风的大法官父亲和大作家三叔在她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 。郁达夫带郁风去见鲁迅，郁风深深记得鲁迅和蔼的笑容，以及他很特别的用大拇指和四个手指拿香烟而不是夹在食指和中指 中间的姿势。有一次郁达夫很直率地对鲁迅说：“我侄女学画，你有什么画册给她一本吧。”鲁迅果然送了郁风一本《引玉集 》。郁风先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随后到南京中央大学在徐悲鸿、潘玉良门下深造。传奇女画家潘玉良对郁风的影响 又是另一种景象。郁风回忆：

　　因为搬家到上海，我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毕业，想继续学习，就去了南京中央大学。那时候徐悲鸿刚刚从国外回来， 成立了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邀请了潘玉良讲课，潘玉良刚从法国学画回来，没有什么名气，没有什么人知道她。结果 徐悲鸿的教室人山人海，一层一层包围。我觉得人太多，看不见老师，就选了潘玉良的课。潘只有两个学生，一个男学生，一 个是我。虽然只有两个学生，有点尴尬，但我觉得上课舒服极了。我们照样有经费可以买道具，照样可以雇模特。潘玉良教得 也很好，因为只有一两个学生，就像带自己的孩子，我们反而学到很多东西。

细算起来，黄苗子与郁家有缘份。当年上海有一个南社俱乐部，由柳亚子主持。一个南社点将录，把水浒的108人 编到南社俱乐部的108人身上，有郁华，也有黄苗子。“我是矮脚虎，郁华是什么我记不起来。”黄苗子笑道。

　　和郁达夫的交往，黄苗子倒记得很清楚。每次郁达夫从杭州来上海，邵洵美都会打电话把黄苗子约出来，一起吃饭聊 天。邵洵美是上海“文坛孟尝君”，他创办的时代图书公司，把当时有名的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鲁少飞全都收罗 进去。黄苗子有空就到时代图书公司，和这些年轻艺术家们玩在一起。郁风就在这时候走进他的世界。

　　我问黄苗子：“你跟郁风是怎么相爱的？”黄苗子答：“因为老谈艺术和创作，在书信中也谈，还聊一些文艺界的情 况。”

　　三

　　好景不长，抗战爆发。郁风的家事，是大时代里国事的缩影。她的祖母拒绝为日本军官做饭，躲到后山下崖边，几天 后冻饿而死；她的母亲陈碧岑遭日寇炸伤后留下永久的伤疤；她的父亲郁华为敌伪特务枪杀；三叔郁达夫在日本投降后被日军 诱出野外，活活掐死。

　　战火使文化人爱国之心更为炽热。黄苗子回忆：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穷途末日“快完了”，而仍然是根深蒂固地继续发展。抗日战争时期， 没有条件、机器印刷漫画。所以，最早的漫画宣传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现在没有人提起了。像张乐平、叶浅予、陆志庠、特伟 、张仃，这批人全部是漫画宣传队的重要人员。当时，鲁少飞他们在广东，我也去了广东，办了一本《总动员画报》，由部队 出钱。《总动员画报》一出就是几十万份，对抗战影响比较大。当时涌现的一些好作品，艺术性与政治性结合得很好，现在看 来仍然很有力量。

　　抗战中辗转各地，黄苗子和郁风之间音讯不断。在香港，郁风编了一本《耕耘》杂志，黄苗子是发行人。在重庆，黄 苗子、郁风、夏衍、徐迟、冯亦代常聚在一起。当黄苗子向郁风求婚时，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风觉得难以抉择，因为黄苗子这时 依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为黄苗子担任说客的是共产党人夏衍。

1944年，不同政党的要员在重庆一同参加他们的婚礼，柳亚子和郭沫若合诗：

　　跃冶祥金飞郁凤，

　　舞阶干羽格黄苗。

　　芦笙今日调新调，

　　连理枝头瓜瓞标。

　　证婚人沈尹默赠诗：

　　无双妙颖写佳期，

　　难得人间绝好辞。

　　取譬渊明远风日，

　　良苗新意有人知。

　　在爱海里，他们不顾政治的因素，却避不开政治的漩涡。婚后的黄公馆，各种政治面目人物都是座上客，有左派的革 命名流，有戏剧界、诗书界的各种文人，甚至国民党军统特务。他们常在黄公馆打牌、清谈，有如自发地搞统一战线。

　　在黄公馆的不远处，有一个更为方便的文化人住所，名为“碧庐”，这是电影界著名报刊编辑唐瑜自费建造的房子， 用来接纳文艺界的穷朋友。常常在这里的有革命家兼艺术家夏衍、漫画家丁聪、剧作家吴祖光、画家叶浅予、大牌明星金山、 翻译家冯亦代、歌唱家盛家伦、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大家性情相投，自由自在地欢聚一堂。

　　那时进步文化人多与共产党来往较频，结交的是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乔冠华这样的朋友。从延安来的秧歌剧《 兄妹开荒》中有个陕北名词“二流子”，引起了“碧庐”中人的兴趣，这些文化人平时不用严格上班办公，生活自由散漫，便 互相用“二流子”调侃。有一次，郭沫若来“碧庐”聊天，兴致勃勃地要题匾“二流堂”，一时没找到宣纸和毛笔，并未题成 ，但“二流堂”的名号从此就叫开了。“二流堂”在民族水深火热之际安顿了一批文化人，而不同学科的文化交流，更成就了 日后一批文化大家。

　　1948年，乔冠华深情地说：“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界人士的工作。可以搞 成个文艺沙龙式的场所，让文艺界的人有一个休闲的地方。”

四

　　诚如乔冠华所言，1949年后的北京栖凤楼，住着黄苗子和郁风、吴祖光和新凤霞、盛家伦、戴浩，盛家伦称这里 是北京“二流堂”。齐白石、老舍、梅兰芳、洪深等名人高士往来不绝，连上海、广州、香港各处来人，如潘汉年、黄佐临、 柯灵、于伶等到了北京，也都往这儿跑。黄苗子回忆：

　　北京“二流堂”在东单一个破破烂烂的大房子，浩子(戴浩)花了几个金条买下了这栋楼，起初是音乐大师盛家伦、 浩子两对夫妇住在里边。后来，我从香港来，没有地方住，也住在里边。再后来，《新民报》公私合营，也搬到里边，我也去 参加管理。最后是吴祖光也搬进来。当时大家聚到一起，各自有各自的朋友。我跟郁风是美术界的朋友多，盛家伦音乐界的朋 友多，吴祖光是戏剧界的朋友多。“二流堂”除了在朋友上的感情沟通，更多是推动大家专业之间的交流。比如吴祖光搞梅兰 芳的戏剧，就把我、张光宇、张正宇请进去做艺术顾问，对布景等提出意见。这一类的事情很多，我们没有想法、意识去振兴 中华文化，但是实际上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郁风则说：“其实，也是因为文化圈里的人兴趣相投，不是从一开始就严肃考虑任务，要完成什么任务的。而且这里 也不尽同行，有的搞戏剧，有的搞文学，有的画画。但是有一些共同的趣味、共同的认识，就很自然地走到一起了。”

　　这批志趣相投的文化人聚在一起，并不知道厄运将至。黄苗子后来感慨：

　　有一句话说，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危险。我们就不知道危险。“反右”的时候，有人提出来我们是把重庆“二流堂” 在北京恢复，还上告了中央。其实周总理是很清楚的。在重庆，郭沫若、夏衍都和我们在一起，到北京又聚集到一起。四人帮 把我们揭露出来，目的是为了针对周总理。

　　1967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赫然刊登了著名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字字粗 黑。从此，“二流堂”一案株连无数。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名列其中。受害的除了一批熟知的堂友之外，头上有“名号”的还有 ：“叛徒”阳翰笙；“中美合作所的文化特务”叶浅予；“美国特务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局”的丁聪；中央印钞厂长冯亦代；“ 大汉奸大叛徒”潘汉年；“混世魔王”赵丹；“反动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工艺美术界霸头”张仃；“大政治骗子”、 “反党老手”华君武；“大右派”聂绀弩。专案组在查“二流堂”重要人物吴祖光时，对他说：“为了盘查你的这个‘二流堂 ’，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文革”时期，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含冤入狱7年，关押在同一个监狱，却相互不知下落。在郁风的回忆里，监狱生活 成了一种修炼：“坚持锻炼，斗室之内，日行万米，就感到生命的正常存在。因为我相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身体被禁锢 了，思想却可以自由飞翔，和古人、世界对话，飞向每一个熟识的人，飞向每一处可怀恋的地方。”

　　五

　　黄苗子说：“我这一辈子得到过最大的益处就是朋友。我原来只是中学毕业，没有什么学历，都是靠长辈、朋友的帮 助，才有了一些学问。”

　　很多朋友比他年长。1957年，黄苗子到广州送母亲上船回香港，为了研究唐代画圣吴道子，特别去中山大学拜访 陈寅恪先生。当时，陈寅恪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要跟着一条白线去课堂。黄苗子记得：“陈老的头脑十分清醒，博闻强记。 他指导我，让我查《新唐书》——第几卷第几页有一些有关唐代壁画的材料，《旧唐书》第几卷第几页也有——都是如数家珍 。”

　　在1950年代的北京，黄苗子曾是聂绀弩家中的常客。他回忆：

　　有一天我跟聂绀弩开玩笑，我说他是研究古代小说的，研究“三国”、“红楼梦”、“金瓶梅”、“水浒”，我给他 书房起个斋名“三红金水之斋”。他高兴得不得了，我用隶书写好了挂在书房。后来要命了，红卫兵来了。我都不知道红卫兵 的事情，事后他才告诉我。他说，我要赔他一张“三红金水之斋”。红卫兵让聂绀弩说“三红金水”的意思，他急中生智，就 说“三红”是“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金”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水”是江青的“江”字边旁，因为尊敬不敢直接 写出来。红卫兵撕掉了，说：“你也配！”十年后，我们再见面，我又用草书给他写了一张。

　　黄苗子的同辈朋友也有不少人日后成为文化大家。“反右”后，黄苗子、张光宇两家没有住处，王世襄毅然让他们住 进了王家的芳嘉园小院。即使当时告密之风出现在文化人当中，黄苗子还是与启功经常来往，他回忆：

　　“反右”以后，大家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就都写一点东西。王世襄的明式家具就是在那个时期写的，研究清朝人搞建 筑的法则《营造法式》等好几本书，还有对鸽子、葫芦的研究也是那时开始。我当时研究唐代画圣吴道子，写了大概十几万字 。我们有一个朋友以前给启功的老师陈援庵老先生抄东西，当了“右派”以后没有事情可做，他就替我们三人抄东西。抄完之 后大家交流互看、提意见，当时来往比较密切。启功最有名的一本书《诗文声律论稿》，给诗律平平仄仄的发音总结了很好的 表格和规律。启功改稿子的每一页都是手写楷书，用功了得，《诗文声律论稿》最后大概改到第九次才满意。我十分钦佩，至 今还保留着他的第七次改稿。

　　郁风则记得，1976年唐山地震后，芳嘉园小院的主人王世襄不肯离开他收藏的宝贝，竟想出一个办法：在他心爱 的紫檀大柜里睡了好几个月。后来黄苗子书写一联赠他：“移门好教橱当榻，漏屋还防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其实，除了众多良师益友之外，黄苗子与郁风就是彼此艺术上的师友。郁风笑道：“我经常是他的第一个批评者，他 写了字，我其实不懂，但是我从艺术的角度、直觉、构图等方面，最不客气地评价。他有时候听，有时候也不听。我的画，他 也批评。后来，他总说他画画是跟我学的，其实不是。我们先后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十年，那里地大人稀，住的房子很大，我们 也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室。我们一共有三个工作台，中间有一个大桌子，我画完以后的颜料都不用收起来，他写完了字就‘偷用 ’我的颜料画画。”

　　近三十年间，黄苗子和郁风声名日隆，夫妇书画合璧，被誉为中国艺术界的“双子星座”，但他们却自称是“行走在 艺术世界里的小票友”。黄苗子的打油诗和郁风的散文，在他们看来不过是玩票，却玩出大家风范。声名如同云烟；他们更在 意的是老友们历尽风雨后的一次次重聚。真奇怪，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却那么长寿，这个问题值得医学家好好研究。

　　岁月如风，老友渐渐老去，有人一睡不再醒，有人大笑而逝。夏衍走了，叶浅予走了，吴祖光走了，冯亦代走了，启 功走了，都带着笑。在他们的主心骨夏衍去世时，朋友相顾说：“这是喜丧！喜丧！”黄苗子郁风夫妇送的挽联中有句：“旧 梦懒寻翻手作云覆手雨，平生师友一流人物二流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