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永传

仲永传

“我永远忘不了介甫来看我的那天，就像我忘不了笔墨的味道一样。”

去年今日，乡人告诉我：介甫已在江宁府半山园驾鹤西去，而我也已是田间半死的老翁了。想起介甫来看我的那天，依旧让我感到怅然。虽然我与介甫只是一面之交。但介甫或许比我父亲还要了解我。或许千百年后，介甫的诗文依旧会在天下流传，而我的“幼作”，或许千百个时辰后就被忘记了吧？年逾花甲，我竟不知要如何用笔了，若是这根枯木手杖能涌出墨汁来，我便在地上洒一首愚叟的朽诗来供我嘲戏。六十年前，乡人们流传着我的故事，故事的内容不过是一个稚儿写的一首小诗。那时我不知道这首诗能为我带来什么，可父亲却知道。或许是父亲太过兴奋，以为凭此便可使我闻达于天下。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那一切不过是含苞的昙花而已。也许是当年的秀才们怜我年幼，才绰我以“神童”之名，却不知“神童”的聪颖早已被老天给抹去。那些萦绕在耳边的赞誉，如今只能让我的回忆徒增笑柄！

那年我五岁，似乎并不识得文房书具。更不懂得诗词歌赋。目力所及之处，永远都是父亲与族人们劳作的场景。可就是在那一年，我竟写出了让乡邑的秀才们为之称奇的诗句。我竟如文曲星附身一般，任何事物，任何题材，我都能挥毫立就，文采斐然。可奇怪的是，那些诗的内容我竟一个字也记不得了，脑海中只有父亲捧诗时的大笑，还有那些乡人对我父亲的谄媚之色。

那一刻，乡间几乎所有的赞誉都袭向了我这个不谙世事的稚子，准确的说，是袭向了我父亲。而我也成了金溪的“神童”，所有的秀才们也都不吝赞美之词，连我自己都不晓得是否有他们说的那样优秀。从那日起，父亲便完全限定了我的生活范围，那时的我每天只有两件事：跟着父亲的脚步拜谒乡人，按着乡人的意愿提笔作诗。我不知道那些挥笔立就的文思从何而来，也不知道父亲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更不知道那些文思在来临的那一刻就已渐渐开始消逝。

童年的那些日子里，我见惯了乡人们的欣喜与谄媚，听惯了秀才们评赏时的溢美之词，走惯了金溪与临乡的小路，写惯了指物命题的古诗。我不知道那些年我为此耗费了多少所谓的“文思”，也不知父亲带我环谒乡人是否真的如他所愿。只有一点是清晰可知的：那就是我已无法称“前时之闻”了。虽然当时的我未曾察觉，但从乡人和秀才们的眼神中我已猜到一二。然而即使是这样，父亲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依然会笑着看我写那些千篇一律的诗。可就是在那一年，一个叫“介甫”的同龄的少年回乡探亲，让我这个伪“神童”遇上了货真价实的“神童”，我也由此认识了介甫。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介甫和他的舅父一道来见我，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竟与他攀谈起来，他用一种赏识的眼光看着我，但又不用于那些同乡的秀才们，面对这个同龄的年轻人，我竟不知要说些什么好，就算自诩是文人，却也不懂得晤面的措辞。但我可以看得出，此少年非等闲之辈。一番寒暄后，我已猜到下文的内容——作诗。我仿佛对此感到麻木一般，可身体又不由自主地按照他说的去做。我想：也许他是受乡人所传，“慕名而来”，也许他是来试探我的底细。作诗，几乎成了我随父亲耕田以外唯一可做的事。我不知已为乡人作了多少诗，但从未为一个同龄人作诗。我像往常一样下意识地展开宣纸，提笔挥毫，书诗四句，自为其名。等待那些庸俗的谄媚与捧赏。作完诗，介甫未发一言，只听得他微叹了口气，彬彬有礼地把诗交还给我。一番道谢后便与舅父辞别了。我望着介甫离去的身影，却忽略了他读诗时的表情。

我永远忘不了介甫来看我的那天，就像我永远忘不了笔墨的味道一样。束发之年，我不再作诗，父亲也似换了一副模样。五岁的记忆仿佛过眼云烟，就像是农闲时我靠在树荫下的一个梦一样。弱冠之年，我已开始随父亲过着陶潜式的生活，却无法体味到陶潜的快乐。这也许是我记得为数不多的一位诗人吧，可我却早已不知诗情为何物了。间或听闻外乡人的消息，得知介甫已拔擢授官，可是那又怎样？这一切与我何干？我已不再是乡人谄媚的对象，更不是秀才眼中的“神童”。我暗自责怨父亲，责怨乡人，责怨自己，责怨那些不能称前时之闻的诗句。可这又有什么用呢？方仲永只是金溪的一个农民罢了，那个神童只是多年前的一件轶闻而已。生既如此，吾复何求？

说起这些，不过是聊以自慰，向儿孙们倚老卖老，也算是有点谈资。虽然那时的我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安安静静地随父亲负镰荷锄，披星戴月。可当我不再是神童时，乡里却依然流传着我的消息，只是这一次不再让乡人们为之惊奇了，因为方仲永早已“泯然众人”。而我已不再理会这些，父亲也对此只字未提。我像往常一样行走在乡间，不去理会乡人们的目光。可父亲却从此沉默寡言，农活几乎成了他每日唯一的生活动力。我就这样在乡人们的嗟叹中笨拙地生活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就这样，我从此再未展纸挥毫，不再念及那个只有一面之交的介甫，不再去想几十年前乡人们看我的眼神。和族人们一同这样终日劳作，便觉得人生如此也未尝不好。然而，当我偶见官府的榜文，望着那一个个中榜的弱冠儒生们，我竟忍不住大笑了起来，像是在嘲笑一群向进士炫耀才华的举子一样。我不知道我为何会对此发笑。只是这景象逼得我不得不想起几十年前那群围观的秀才们。若是哪位举子倘肯把我的拙作带到京城，又会中哪科呢？呵，尽是笑谈！也许这天下的诗词歌赋尽是王公贵族、迁客骚人们的雅痞罢了！那些激荡一时的文采，也只能博得一时之奇。可父亲当年偏要指着这“一时之奇”而图利，乡人们竟也以此为荣。难不成那些幼体的诗句值得亘古流芳吗？我竟然这样被父亲掣肘而浑然不知。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也许是说那些没了文思的书生才算得上百无一用吧？时至今日，看到这印有大宋官玺的榜文，我又该信谁的呢？

再一次听闻介甫的消息时，已是熙宁二年了。望着城墙上的官府印信，我猜，如今的介甫或许已是“兼济天下”，而我便只好在此地“独善其身”了。也许介甫会在京城审阅那些进士们的文稿时，间或想到我这个诗不称名的“神童”，然后颔首喟叹。也许他会应感兴会写下一篇小文，为那些得志的竖子们作前车之鉴。

也许，我做不到介甫那样的功业，没有考取任何功名，我的“幼诗”只是为我荒唐而平淡的人生徒增笑柄。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父亲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一个垂髫的稚子当做摇钱树，难道可以以此求取功名吗？那些乡人的谄媚和夸赞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真的只是因为那个孩子超越年龄的才气吗？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年那个“未尝识书具”的稚子竟能提笔挥毫文不加点呢？而那些泉涌般的文思又为何总是来势汹汹却逝去匆匆呢？如果我是不在五岁作诗，而是在我弱冠之年写下那些诗篇，那些秀才们还会像当年那样指着诗句信誓旦旦地说“文理可观”吗？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所谓的“神童”便可以让全乡乃至外邑的人为之惊叹，难道神童的那些荣光与命运就只停留在童年吗？我不明白：这世上所有天资聪颖的孩童，难道终有一日都将在蹉跎与彷徨中泯然为众人吗？

我撑起手杖，望着落日的斜晖，缓缓地走向庭院旁，在那片干瘪的土地上用手杖轻划着浅俗的字句：

    “金溪仲永少有才，指物立就辞斐然。天资散尽昙花落，泯然众人未已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