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课 镜子中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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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朝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开始，西方对我们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充满了想象。到近代以来，很多传教士和入侵者进入中国，也有记者和旅行者，他们留下了很多看待中国的文字记录。我们从他们眼中看到的自己是什么样呢？

名篇精读

镜子中看中国

冯玥

十几年前，一位老外朋友常拉着杨卫民去潘家园，让他帮着侃价。让杨卫民惊讶的是，那些满面尘土、看着破破烂烂的旧家具、瓷瓶，到了这位朋友家里后，经过仔细清洗、修护，被精心摆放在恰当的位置，几百年岁月琢磨的痕迹，显得那么美丽。

“奇怪了，中国的东西，怎么放在外国人家里那么美？”和几乎所有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一样，这些被老外视为珍宝的中国古董，在年轻的杨卫民眼里，都曾经是封资修的东西，要被砸烂毁灭的。

就这样，杨卫民被一个外国人引领着，开始发现中国文物之美。他拜师学习瓷器鉴赏，读书，泡潘家园，到全国各地看古建筑看雕塑看壁画……1997年，41岁的杨卫民辞去新华社《暸望》周刊美术编辑的职务，创办北京华夏风格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近5年来，他自费跑了欧洲、美洲2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博物馆，探寻收藏在那些地方的中国文物。在这个过程中，他说，看到的不仅仅是数量巨大而精美的文物，更在海外发现了一个“新”的中国。

“咱们的东西，为什么在人家那里显得那么美？”

1997年，挪威国王访华。通过朋友介绍，杨卫民认识了奥斯陆国家设计艺术博物馆馆长、国王的东方收藏品顾问韦达，并且领着他在潘家园满载而归。韦达告诉杨卫民，在挪威也有很多中国文物，欢迎你来看。两年后，他去了。

“我当时觉得挺惊讶的，那么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在杨卫民想像中，大概就是一间小屋子，放着些中国瓷器。等真的到了那里，他就傻了―――一座18世纪宫殿的后面，专门延伸搭建出一个巨大的玻璃房，阳光灿烂，20根圆明园的柱子被安放其间。

震撼接连不断。

在瑞典，杨卫民听说哥德堡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家博物馆，专门收藏中国的瓷器和金银器。那是一个只有2万人的小镇，北欧地图上都未标出。到了那里一看，博物馆由一座旧火车站改建而成，门口摆放着中国的石狮子，大厅里养着大缸的金鱼。小巧的三层楼，2000多件藏品丰富而精美。宋朝五大名窑里，除汝窑外这里都有收藏。

“在里面真是有时空错乱的感觉。”他说。

2000年春天，丹麦国家博物馆。二楼展厅里，全是来自中国的老东西：鼻烟壶、香袋、黄花梨笔筒、水烟袋、绣花鞋、虎头帽、布袜、剃头挑子、空竹、鞭炮、灯笼、木偶、火锅……样样制作精美，保存如新。最让杨卫民开眼的，是一组小木偶，只有一寸多高，表现了老北京天桥的三十六行，说书的、修脚的、耍猴的、看相的、卖糖葫芦的……一位带着孩子来看展览的母亲，知道杨卫民来自中国后，走过来和他说：“中国人的创造力如此非凡，生活如此丰富，真让人羡慕。”杨卫民有点尴尬，不知道要不要告诉她，自己在国内从未见过如此高水平的民间工艺品大展览。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杨卫民见到了他认为是最美的一座观音像，然而当他看到这座宋代木雕观音刚到这里的样子时，被吓了一跳。数百年的颠沛流离，原来气韵生动的木雕，被无知匠人几经改造刷新，描绘得俗不可耐。

据博物馆的人介绍，为了恢复本来面貌，他们前后一共花了10年时间，修理的钱远远超过了当时购买的费用。

“最开始的时候不明白，咱们的东西，为什么在人家那里显得那么美？”杨卫民说，后来渐渐意识到，除了他们真是花力气花心思去修复、展示之外，中国的东西，目前所处的自然状态已经不对了。

“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比如一个清代的瓷瓶，被制造出来时，是蕴含有很多信息的。”他解释说，它应该是被放在一间干净的、有窗户的屋子，这间屋子里有黄花梨木或者紫檀家具，有什么样的字画装饰。

往大说，一座四合院的美，是和所处的周围环境相呼应的，树，胡同，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是构成这种美不可缺少的因素。当这些因素都被毁灭和破坏以后，只留下一座孤零零的院子，这样的“保护”，无异于竭泽而渔。

杨卫民曾陪着瑞典东方博物馆下属的东方图书馆馆长冯辽参观山西晋祠，这位一辈子研究东方文化的学者流泪了。一是为晋祠之美，二是为晋祠周边耸立的烟囱和浑浊的天空。

“如果没有镜子，人们就看不见自己的样子，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欧洲，杨卫民参观的第一家博物馆挪威奥斯陆市立博物馆，就让他感慨颇多。“这是一个在我们国家都找不到资料介绍的、没有一点名气的博物馆，去了一看，很惊讶，他们完全不是在古董店买几样东西，灯光一打就完了，已经是很有系统地收藏了。”

100多个博物馆走下来，杨卫民有个深切的感受：在欧美，只要是综合性的博物馆，再小的规模，哪怕只是一个小镇博物馆，都会想方设法搜集世界各地的东西，展示人类的各种文明。而在中国，即使是国家级的博物馆，也少有专门展示其他文明的收藏。

在丹麦，一个名为《镜中的世界》展览，给杨卫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展览的主题是中国文化。丹麦国家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给杨卫民解释说：“如果没有镜子，人们就看不见自己的样子，在文化上也是如此。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照与观望非常重要。在我们西方人眼里，中国就是一面镜子。通过这样的展览，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也通过了解中国而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在瑞典哥德堡市的东印度公司，杨卫民看过一份清单，1723年至1735年间，瑞典进口中国瓷器2500万套，同一时期荷兰的数字是7500万套。而中国需要的只是银子和香料。北欧的船队载着木头出发，到西班牙换成鱼，中途把鱼换成矿砂，到日本用矿砂换银子，再到中国用银子买瓷器和茶叶。那时的中国与世界，几乎没有贸易的概念。经济领域是这样，政治和文化领域，就更是封闭。

“直到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还是这样，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我们不需要别人的东西。”杨卫民说，现在，经济上的合作与交流也许比从前有了很大不同，但文化上的开放依然很不充分。

挪威奥斯陆大学汉语教授何莫邪，主持着世界上惟一一个古汉语类比词数据库的研究。这个长着一脸海明威式大胡子的老头，操着流利的汉语给杨卫民介绍：中国语言里，关于“笑”的说法超过600种，而有关“死”的说法有900种之多。

何莫邪并不是研究古汉语出身，他说：“如果我在这个领域有一些成绩，那是因为我研究过古罗马文、古希腊文和古埃及文。”

在杨卫民拍摄的一段录像里，何莫邪说，他在颐和园参观时，看到所有的介绍都提示人们，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皇家园林。这话对他这个欧洲人来说没有问题，可是，对于那些不了解西方建筑的中国人来说，可能就有问题。“讲特点，就必须有比较。如果你不了解其他文化，怎么了解自己？”

杨卫民说，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好多中国的东西，是经过外国人定价，我们自己才认识到其中的价值，不惟文物如此。

了解的前提是彼此尊重和交流。成立于1912年的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把中文译名改为了东方博物馆。该馆馆长告诉杨卫民，过去，从瑞典到东方要走几个月，所以有“远”之说。而现在，早上从斯德哥尔摩上飞机，晚上就可以在北京吃晚餐，世界已经是地球村了。如果说，过去时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文化交流的障碍，现代社会里的障碍又是什么呢？

和中国大使馆一墙之隔的瑞典斯文？赫定基金会，藏有大量与中国有关的资料和文物。杨卫民在那里看到了大批雍和宫的档案和照片，详细到每一座大殿里曾经摆放了什么东西，这些都是雍和宫馆藏资料里所没有的。而当杨卫民在中国使馆和工作人员谈及此事，兴奋地说应该把这些资料复印时，对方只是淡淡地说：“哦，是吗？听说他们抢了我们不少东西，没去看过。”

这样的尴尬不止一次。

在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图书馆，杨卫民感叹他们几万册各种文字研究中国文物的藏书，馆长却火冒三丈，向杨卫民抱怨，他们一再和国内某机构联络，希望把中国国内每年出版的有关文物研究的新书书目寄一份给他们，彼此可以交换或购买。然而一直也没有任何答复。

“我们一年至少出50本以上的画册，难道这些和中国有关的资料，你们就不需要吗？”这位中文名字叫梅映雪的女馆长气哼哼地说，“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搞不懂，这些人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梅馆长说，台湾故宫博物院每月都会给他们发传真，他们要做的只是在书单上画勾，对方就会把书寄来。而日本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更是连这道手续也省了，只要出相关领域新书，就免费赠送。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东西一面是过分地‘保护’，另一面却是仇视和毫不留情地毁灭”

每次出国，杨卫民都要查阅大量资料，一般说来，这个期限至少是半年。前些年上网还不普及，查资料比现在困难得多。第一次出国前，他专门去了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然而经过那次以后，他再也不敢去了。

早上一开馆，杨卫民就来到查阅外文资料的部门，当时他想查的是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的资料。先是一番资格审查，已经从新华社辞职的杨卫民没有工作证，只得让公司的人开了介绍信专门送来。折腾到中午了，才终于从库里给他找出一份薄薄的小册子。一看，资料都已经是几年前的，问问还有别的吗？对方回答得干脆：没有。再问能借走吗？不能。那么能复印吗？经过请示说，能复印。于是他花了比外面复印费高出不少的价钱才把这些“珍贵”的信息带回家。

可笑的是，等他到了瑞典，到了远东古物博物馆，发现那本被我们国家级图书馆视为宝贝的小册子，就放在门口，免费领取。

然而又有无数更为有价值的东西，却得不到如此精心的“保护”。

在山西省博物馆，杨卫民看着唐五代时期的塑像，一身尘土地立在院子里，心疼不已。

同样是山西，他亲眼看着一座宋庙在5年之内，一点一点变成了废墟。

“1997年第一次去的时候，庙还比较完整，里面明朝早期的菩萨像都还在。半年以后再去，菩萨的头已经没有了。第三次去，菩萨的胸部被挖了一个洞，再后来，上半截都不见了，再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东西一面是过分地‘保护’，另一面却是仇视和毫不留情地毁灭。”

对比在国外看到的种种场景，更让人唏嘘。

德国林登人类学博物馆，为了保存中国古代的漆器，专门从日本定制一种特殊的木材制成的盒子。这种木材非常轻，有韧性，防潮效果好。

英国大英博物馆，用来包装文物的木头和布料，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办法是把纯银和纯铜放在这些包装材料里，一起放入烤箱。三个月后，再检测纯银和纯铜的反应。测试通过后，这些材料才可以用来包裹文物。

200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做敦煌壁画展，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愿意各提供10幅敦煌绢画借展，却因保管水平达不到要求作罢。

严格而精心的保护，绝不意味着这些东西要被藏之仓库不能见人。大英博物馆的方式是根据材质不同，青铜、瓷器等长期放在大厅，而书画和较易受损的文物，则是定期布展。但18岁以上游客均可提前一两个星期免费预约观看。

中国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艺术研究室主任谢成水，曾经在伦敦大学做访问学者。作为敦煌学专家，他要去国内几家收藏有敦煌经卷的博物馆看经卷都非常困难。而在英博，连碎片都让他看。

谢成水说，这种态度不仅对研究者如此，英博的宗旨是要把所有藏品毫无保留地给人看。他亲眼见过一位老太太来东方文物部看中国古画，虽然旁边就是挂画的架子，老太太却要工作人员把画举起来给她看，那位工作人员就面带笑容站着替她举了半个小时。而那位老太太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只是自己写了本书，想找几幅中国画作插图而已。

杨卫民说，挪威的学者曾经和他说，那20根圆明园柱子，不是不可以还给中国，但必须要让他们觉得放心。

“他们怎么样才能‘放心’？”我问。

“比如，起码有不次于在挪威的展览效果。而且，他们最担心的，是在一个宏伟的迎接仪式之后，这些东西就被扔进仓库里，一般人再也看不到。”杨卫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的原话是“能看见的，都是保管员的小舅子、小姨子……”

那几天，还正好赶上新疆博物馆馆长监守自盗、为了毁灭证据把很多文物都烧了的新闻，杨卫民说，这个话题他觉得没法继续下去了。

“咱们的博物馆更多地是像个旧物存放地，而不是让你参与”

在国外博物馆，不难见到单独的个人，带着面包和水，悠闲惬意地一待一天。那种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只为在最有名的收藏前拍照留念的观众，是不多见的。

杨卫民说，咱们经常把博物馆当做一个去受教育的地方，而不是一个陶冶性情净化精神的场所。在具体的陈列设计、展示方式，包括解说、灯光、布置等细节上，“咱们的博物馆更多地是像个旧物存放地，而不是让你参与，enjoy。”至于对藏品的研究、对观众需求的研究，就更有限了。

他眉飞色舞地讲起了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海盗博物馆。

整个博物馆就是建在一艘沉船上。那是一艘建造于1628年的战舰，首航就沉没了。1961年被打捞出来，虽然航行记录很不光彩，但瑞典人仍视之为国宝，在沉船的外面加盖了一个大罩子，成了现在的海盗博物馆。

“总共是5层甲板，上下高20米，全长近70米。一进到里面，灯光闪烁，就像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杨卫民说。

因为对观众的定位是孩子，所以在具体设计上特别在意营造氛围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同时又可以参与其中。

“当时的船都是靠压在舱底的重物来保持平衡、对抗风浪的。有一个演示屏，你可以通过电脑来调整舱底石头的重量、位置，模拟怎么过险滩，风浪来了怎么办。”

海员日记的片断被做成多媒体，不断播放，每一个人耳边都萦绕着那种牵肠挂肚的声音。从沉船里打捞出来的骷髅，也有展示，旁边的屏幕上是经过电脑还原后真人的样子。

此外，和船有关的一切都被开发出来：造船的木料来自丹麦，森林、伐木、烘干、运输的场景，供船员休息娱乐的酒吧，当时的港口，还有电影厅里关于海难的纪录片……“与其说是看一艘船，不如说让你回到从前了。”而那被海风和岁月撕烂的巨大的船帆，被仔细拼接起来，用玻璃罩在墙上，像一幅别致的壁画。

对比之下，泉州湾古船陈列馆的宋代海船，就乏善可陈。杨卫民去过后的印象是，与其说是陈列，不如说是个仓库。

“动动脑子，咱们难道做不好吗？”杨卫民认为，关键不是技术、不是金钱，而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东西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自豪感。

“你这话的打击面也太大了吧？”我觉得不能同意。

“就算不是一直如此，至少近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他说得很肯定，“我们总说热爱自己的文化，可文化不是一个空的概念，城墙、建筑、古庙、雕塑、字画，这些都是文化的载体。当这些载体被无情地毁灭时，文化依托在哪里呢？”

杨卫民说，他这个年纪的人，曾经对这些东西的态度是蔑视、仇恨，毁之而后快。现在的人，都觉得古董好了，可是好在何处呢？是因为能卖，值钱，破椅子破碗，能卖那么多钱。要么就是能促进旅游，老外喜欢。而不是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些东西是美的，可以让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寻找归属感。

“你再看看我们平时的习惯用语，比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这人怎么像出土文物似的’，文艺作品中，古庙要么是阴森可怕，要么就是破败不堪。这种用语和潜意识里对这些事物的认识，都是相关连的。”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无用的、落后的，或者它的价值只是用来卖钱，那你怎么会有动力、怎么肯花心思去把这些东西介绍给别人，让别人一起来体会你的骄傲和自豪？“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他说。

“没有单位，没有基金会支持，不是政府机构，那你就是信念了。”

也许是被北京图书馆的那次遭遇吓住了，杨卫民第一次出国前，曾经去国家文物局公关了一年多，请了不知道多少顿饭，就是想让文物局给他开张介绍信。他觉得，有这样的单位“撑腰”，和国外博物馆打交道自己的底气足一些。

最终介绍信也没开成，文物局的人说从来没有过先例。后来，杨卫民说，恰恰是个人名义给了他最大的方便。“他们觉得，没有单位，没有基金会支持，不是政府机构，那你就是信念了。”那些博物馆的馆长和研究人员，不仅给他的拍摄和访问以积极的配合，还都和杨卫民个人成了朋友。

在大英博物馆，杨卫民直言不讳地和东方部副主任说，走过这么多博物馆，对大英挺失望，布置太老化。这位老太太后来和杨卫民说，和你聊天觉得挺愉快。她最怕接待的是中国的官员，要么绷着脸一言不发，最多点点头；要么就只会说good，good，无法深入交流。

在德国柏林国立东亚艺术博物馆的经历也很传奇。开始联系时，对方的回复很明确，拍一件文物1000元，杨卫民当时要求拍100件，10万元。

“我当时头就大了，心想算了吧。”到了德国后，慕尼黑、科隆都跑完了，在离开的前一天，杨卫民还是觉得不甘心，又打电话给馆长，要求能不能给半小时时间，采访他本人。馆长勉强答应，但声称不会说中文。第二天，杨卫民和摄影师来到馆长办公室，开始采访。聊着聊着，高兴起来，馆长忘记了自己说过不会说中文，汉语全出来了。

最让杨卫民没想到的是，馆长拿出仓库的钥匙，说今天给你们破例，你们随便拍，还特意说“咱们走后门”。

该馆有中国文物约2000件，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良渚文化的玉器、商周的青铜、汉铜镜、唐三彩到明代字画、清朝的青花瓷瓶，基本涵盖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时期。

2000年，杨卫民去美国使馆签证。“9·11”后美国对签证的控制比较严格，在杨卫民之前的人不少都被拒签了。签证官看着密歇根大学的邀请信，问他去美国干什么。杨回答，要去密大的本特利历史博物馆查询中国的老照片。签证官一听，说“我也是老照片的爱好者。”啪啪盖章，一行4人就这么过了。

5年的行程，并不总是像这样愉快。那些辛酸劳累的故事，他讲得不太多。他觉得那些都是自己选择所付出的代价，必须要承担，没什么好说的。

走在大街上的杨卫民脚步匆匆，微微有点驼背，和城市里所有被生活压得无精打采的人没什么两样。他至今住在郊区租的房子里，一般人用来买房买车的钱，在他，变成了往来欧洲的飞机票、各个城市的地铁票、博物馆门票、摄像师的酬劳、几百盒录像带、藏书、还有自己的收藏品。现在，他一面为下一步去日本和俄罗斯做准备，一面打算把现有的素材制作一套纪录片。

有时候，他会劝一些大款朋友，把家里的XO酒瓶换成乾隆青花。不过再一想，要不是真正喜欢，换了又怎么样呢？一个社会，应该允许个人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样别人看他也不会觉得奇怪。

杨卫民说，小时候吃不饱饭的时候，他曾想，将来长大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要干自己想干的事。可是，真正长大以后，那个前提会变得越来越多：不仅是吃饱肚子，还要有房子、车子、漂亮的衣服……有一次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里，见到一块墓碑让他很有感触，上面写着“来不及了”，他在旁边站了半天。

“至少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将来我的墓碑上不会刻‘来不及了’。”

技能稳拿

总结：西方的中国形象

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知识与想象，经常是该文化自身结构与本质的投射与反映。它意味着该文化自身的本质与现实之间出现断裂，于是就以幻想的形式将该文化本质投射到一种未知或一知半解的异域形象中去。西方想象中国的两个极端形象：美化的中国形象——乌托邦化与丑化的中国形象——憎恶与意识形态化，以想象或表现的方式构筑一种西方文化系统内的中国形象，在这个形态中，西方既可以“认识”中国，又可以认同自我。西方将中国形象乌托邦化，是为了否定西方现实秩序，达到西方对自身文化的某种反思与超越。而在启蒙运动之后，日渐强大的西方需要一个“他者”，一个否定的形象，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和自我认同感。

在19世纪之前，西方对于中国的态度，是将其乌托邦化。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写实的游记和曼德维尔虚构的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一个地大物博，繁荣昌盛，和平安定的契丹，这对于处于黑暗时期中世纪的西方来说，契丹就是一个天堂，是其理想向往之地。除此之外，中世纪西方文化中需要借助对中国形象的乌托邦化，来寄托他们的经济与政治需求，来超越基督教文禁欲文化而强调世俗欲望，为资本主义文明创造契机。《曼德维尔游记》是作者在既定的基督教视野和西方传说文化下，融合获得的关于东方的知识，虚构而成。书中同样赞叹契丹城市繁荣，政治清明，物产丰富。在西方中世纪晚期，对财富欲望的向往投射到了契丹传奇中，黄金与丝绸的神秘乐土的传统构筑起西方人的远东神话。对于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来说，契丹意味着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他们集体无意识中的欲望的信息，也表达了西方人对世界与西方文明自身的识别与认同意识。

13-15世纪西方对中国形象的物质化，是用金银和钻石的世界看东方世界，而在17世纪，西方再一次对中国形象进行乌托邦化——中华帝国，将视野转向了中国的文明，构筑了一种独特而优越的政治伦理与文化制度。

启蒙时代的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哲学家，将中国当作欧洲的榜样，在改造欧洲社会的各个方面利用中国形象。宗教上从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政治上从开明君主到哲人治国，经济上的重农主义与国家教育等等。18世纪开明的中国君主形象，是西方启蒙主义政治期望的投影。启蒙主义的哲学家期望通过理性的建设与道德教育塑造开明的君主，成就人类幸福与正义。这是西方人独特的心理原型的幻想，利用异域文明可利用的价值部分，将其转化为自我解放，自我超越。哲学家开始利用中国形象挑战暴政的神学，伏尔泰改编了一出中国的戏——《中国孤儿》，阐释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他指出：“欧洲王公和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孔子的学说和文官制度，中国开明的君主制度和道德理想国成了西方所效仿的对象，“孔教乌托邦”成为了西方启蒙主义者批判与改造现实的武器。

然而戏剧性的是，19世纪之后，中国形象从天堂跌落地狱。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成了古老落后，僵化呆板，愚昧无知，专制凶残的劣等民族。虽然中国形象在西方眼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西方构筑中国形象的现代内在逻辑和话语构成原则始终没有变，中国形象始终是在为西方文化的存在提供某种参照意义，帮助西方人确立自己的价值，意义。当日益强大进步的西方不再需要中国作为效仿对象，转而丑化中国来肯定自身，满足文化自恋和优越感，增强自身的认同感。

从鸦片战争开始，丑化的中国形象已成为西方人的污蔑和嘲讽的对象。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文明是古老，停滞的，中国是落后无能，退化的民族，中国人是不可救药的鸦片烟鬼，随时可能泛滥成灾的黄祸。随着这些污辱和谩骂，丑化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大部分人眼中的中国。一个软弱无能而战败的民族是不值得同情的，也很少有人想到中国人变成鸦片烟鬼，有赖于英国商人供应的鸦片和英国皇家海军利用武力保障这种罪恶的供应。鸦片有着东方性，中国是东方性的代表，而中国最彻底的东方本性又体现在鸦片经验或鸦片经验式的沉醉堕落的精神状态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立了西方文化构筑观念中的世界秩序与该世界秩序中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两次鸦片战争，从火烧圆明园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以及十九世纪末 “黄祸论”，认为黄种人是退化的民族，是低劣的道德败坏民族。西方人通过对中国的武力征服和诽谤，产生对自身文化认同感，优越感，借以被否定的中国形象来满足自身潜意识的文化心理。黄祸论是西方民族文化的一种病态的恐惧症与虐待狂表现。这些理论塑造的中国形象既为西方警戒，也加强了西方的优越感并确立西方的世界优势，并为西方的入侵提供合理依据，侵略者变成中国的救世主。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更加复杂。国际事务变化莫测，通过大众传媒的渲染，西方的中国形象也飘忽不定。黄祸论和义和团恐怖事件，被丑化的红色中国，被美化的红色乌托邦，改革开放的中国，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飘忽不定，而世纪末的“中国威胁论“令西方感到恐惧和焦虑。

西方把中国描绘成地狱或天堂，是西方人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心理无意识中的某种“中国情结”。西方人正是根据西方精神或文化传统无意识中的原型来规划世界秩序理解东西方关系的。这是原型心理规定下的行为模式。在该心理原型的影响下，中国形象，以“地狱”或“天堂”，呈现在西方人的幻想中。通过了解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我们不是探究历史上真实的中国，而是透过这些被美化和丑化的中国形象，来了解西方人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基因。与此同时，身为中国人也需要反思，异域文化的目光是我们理解自己的镜子，需要我们以坦诚，勇气和明辩的理性，来临照这面镜子，来更好的了解中西方各自文明的影响与交融，避免一味地自大与自卑。

小试身手

《红星照耀中国》各章概括

第一章 探寻红色中国

讲述作者对红色世界的好奇，开始深入苏维埃红区的冒险，去探究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共产党的秘密。并且讲述了张学良和杨虎成与共产党达成一致搞日协议的原因和经过。

第二章 去红都的道路

讲述在进入红区的路途上被白匪追逐的经历，并讲述了国民党通过“民团”这一组织对地方的统治和镇压政策。介绍了周恩来及贺龙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独特的个人魅力。介绍了许多年轻的红军战士们因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而参加红军、热爱红军的故事。

第三章 在保安

讲述了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给作者的初步印象：健康、质朴纯真，有幽默感、精明、精力过人，是一个颇有天赋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谈到了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反帝反封。红军大学开展的各项课程以及红军剧社开展的宣传工作。

第四章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本章讲述了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人生经历、思想变改以及成长为红军领导人的过程。

第五章 长征

讲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过程。着生记叙了第五次大围剿，以及长征中强渡大渡河、过大草原等艰难英勇的事迹。

第六章 红星在西北

讲述了刘志丹开创西北苏区的历程，西北大灾荒和苛捐杂税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苏维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货币各方而政策。

第七章 去前线的路上

讲述了普通农民对红军的拥护，对苏区工业的繁荣以及苏区工人身上具有的乐观活泼的社会主义工业精神

第八章 同红军在一起

讲述了作者深入到真正的红军内部，了解他们年轻、精神饱满、训练严格、纪律严明、装备出色、政治觉悟高，才使得他们成为铁打的军队。并且讲述了促使司令员彭德怀走上革命道路的悲惨童年经历，以及他独特的个人魅力。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原因和策略。红军战士健康丰富的生活。

第九章 同红军在一起（续）

共产党军事领导人徐海东的人生历程以及中国残酷的阶级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杀戮和苦难。讲述共产党团结回族人民抵抗压迫者的策略。

第十章 战争与和平

讲述红色中国的少年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代表着中国的希望，讲述共产党为建立统一战线所做的努力以及革命领导人朱德极其杰出的领导才能和个人魅力。

第十一章 回到保安

讲述了在敌人封锁下的保安地区，红军丰富多彩的生活。讲述了俄国对于红色中国的影响以及德国顾问李德指挥作战时出现的失误及其原因。

第十二章 又是白色世界

详细记述了“西安事变”的具体经过、结果，以及对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影响。并分析了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复杂社会背景、面临挑战及其终将取得胜利的原因。

第十二章 又是白色世界

1. 兵变前奏

我从红色中国出来后，发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与蒋介石总司令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尖锐了。蒋介石现在不仅是中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而且还是行政院院长——相当于总理的职位。

我在上文①已经介绍过，东北军原来是被派到五、六个省份里去打红军的雇佣兵，后来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逐步改造成为一支受到它的敌人的抗日民族革命口号的感染，相信继续打内战没有意义，一心一意只想“打回老家去”的军队。只有一个主张能打动他们，他们也只效忠于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日本人把他们赶出老家东北，凌辱和杀害他们的家人，他们就要从日本人那里收复东北。这些想法同南京当时的打算是截然相反的，因此东北军对抗日的红军越来越感到同志的友情，是很自然的事。

在我四个月的旅行期间，发生了一些重要事情，加深了这种分岐。在西南，白崇禧和李宗仁将军领导反宁，他们的主要政治要求是以反对南京政府的“亲日”不抵抗政策为基础的。在经过几星期在战争边缘上徘徊以后，终于达成妥协，但这个事件对全国抗日运动起了很大刺激作用。内地有几个地方的愤怒群众打死了三、四个日本人，日本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硬抗议，要求道歉、赔款、新的政治让步。看来很有可能再次发生一场中日“事变”，继之以日本侵略。

与此同时，在左翼的救国会领导下的抗日运动，尽管政府采取了严峻的镇压措施，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南京间接地受到很大的群众压力，要它采取强硬态度。十月间日本反指使蒙伪军在日本控制下的热河和察哈尔装备训练后进犯绥远北部（内蒙），这样的压力就开始倍增。尽管群众普遍要求把这看作是“最后限度”和全国“抗战”的信号，但并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发布动员令。南京一成不变的答复仍是：先“安内”——即消灭共产党。许多爱国人士开始要求南京接受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在“志愿统一”的基础上建立民族阵线的建议，以便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抵抗日本这一共同的敌人。但提倡这种主张的人马上作为“卖国贼”逮捕起来。

全国情绪之激烈以西北为最。当时很少人认识到东北军的抗日情绪同停止剿共战争的决心有多么密切联系。对中国大通商口岸的外国人来说，西安固然是个遥远的地方，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似乎是如此，很少新闻记者去那里采访。近几个月来没有一个外国记者到过西安，对于那里即要发生的事件，谁都没有任何可靠的背景材料——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女士，她在十月间到了西安，访问了少帅。韦尔斯女士确切地报道了西北越来越加速的脉搏：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行伍中间出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一九三一年有二十五万人，如今只剩十三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他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 公开热情的领导之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着他们逼迫的话。②

韦尔斯女士回顾她访问少帅的意义时说：

事实上，从这个背景来看，这次谈话可能被认为是企图影响蒋介石积极领导抗战……包含着（在他的发言中）一种威胁：“只有抵抗外国侵略[即不是内战]才能表示中国的真正统一，”“如果政府不从民意，就站不住脚。”最有意义的是，这位副总司令（仅次于蒋介石）说，“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也许有可能和平解决。”……

真是谋反的话！但是蒋介石显然低估了这个警告的严重性。十月间他派他的最精锐部队第一军去进攻甘肃的红军，他到西安府，目的是为了要完成第六次围剿的初步计划。西安和兰州已作好准备容纳一百多架轰炸机。成吨的炸弹已经运到。据报道还准备使用毒气。蒋介石所以奇怪地吹嘘说，他“在两星期内，至多一个月内即可消灭赤匪残部。③”这似乎是唯一的解释。

蒋介石在十月间到西安一行以后，有一点他是一定了解的。那就是，在反共战争中，东北军已越来越派不上用场。总司令在与东北军将领的谈话中可以察觉到大家对他的新攻势毫无兴趣。张学良的一个幕僚后来告诉我说，这次少帅正式向总司令提出了成立民族阵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纲领。蒋介石回答说，“在杀尽中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我决不谈此事。”只有到那时候才可以同俄国合作。

总司令回到了他在洛阳的大本营，监督这次新战役的准备工作。如有必要，要向西北派二十师兵力。到十一月底，陕西古老的关隘潼关附近已经集中了十多个满员师。一列车、一列车的弹药和供应品运进了西安。坦克、装甲车、摩托运输队也准备随之而来。

但是对于这一切准备在大规模基础上加强内战的计划，公众都还蒙在鼓里，只有西北是例外。关于西北的情况，报上很少透露。官方的说法是，红军已被正式“剿灭”。少数“残部”也在被驱散之中。与此同时，绥远（内蒙古）的防务交给了地方军队，他们倒打了一场硬仗。对于每天轰炸中国军队战线的日本飞机，南京飞机没有一架起飞迎战。但是他们却进行了频繁的宣传，造成一种假象，好象南京军队有领导防御；同时东京和南京却相互保证，绥远的“局部冲突”决不允许扩大。少数中央政府军——至多两个师——开入了绥远，但在部署上却使得地方部队不能把“抵抗”这件事搞得太认真了。当时担心地方部队可能真的进攻日本在察哈尔和热河所占据的领土。有些南京军队也部署在绥远军队与红军之间，因为蒋介石认为红军很可能从陕西开入绥远，企图带头真的进攻日本军队。

这时全国民族情绪激昂，日本要求镇压救国会，认为抗日宣传是它鼓动起来的。南京遵命办事。救国会的七位最着名领导人被捕。他们都是有地位的资产阶级人士，其中有一名着名银行家，一名律师，还有教育家和作家。与此同时，政府一下子封闭了十四家畅销全国的杂志。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因为抗议日本侵略绥远等原因而举行的罢工，遭到日本人在国民党合作下的暴力镇压。青岛发生其他爱国罢工时，日本人派海军陆战队登陆，逮捕罢工工人，占领了全市。在蒋介石实际上同意取缔将来青岛日商纱厂一切罢工后，海军陆战队才撤退。

所有这一切事情都进一步在西北产生了反响。十一月间，张学良在自己部下官兵的压力下，发出了他着名的唿吁，要求派往绥远前线。唿吁最后说，“为了要控制我们的军队。”

我们要信守诺言，一有机会就要让他们实现打敌人的愿望。否则他们就不仅把我本人，并将把钧座视为骗子，此后不再服从我们的命令。因此恳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我本人和我部下十万余人愿追随钧座到底。

这封信④口气恳切，要求报仇雪耻之心，希望恢复东北军声誉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蒋介石断然拒绝这个要求。他仍要东北军打共产党。

少帅并不气馁，他不久之后又坐飞机到洛阳去亲自提出这个要求。同时他也为被捕的救国会领袖说项。后来，在扣留了总司令之后，张学良记述那次谈话如下：

“最近总司令逮捕监禁了上海救国会七领袖。我请他释放这些领袖。这些救国会领袖与我非亲非友，他们多数人我连认识也不认识。但我对他们被捕一事提出抗议，因为他们信奉的原则与我相同。我要求把他们释放，但遭到拒绝。我于是向蒋说：‘你对待人民爱国运动的残酷，与袁世凯、张宗昌并无二致。’

蒋总司令回答说：‘这只是你的看法。我就是政府。我的行动是革命者的行动。’

‘同胞们，你们相信这话吧？’

全场数千人齐声怒喊作答。”①

但是张学良在这个时候飞去洛阳有一个积极结果。总司令同意，他下次来西安时，他要向东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详细说明他的计划和战略。少帅就回去急切地等候他的上级的第二次驾到。但是在蒋介石来到以前，发生了两件事，进一步激怒了西北。

第一件事是签订德日反共协定和意大利的非正式参加。意大利本来已经默认日本霸占东北，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承认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亚。意大利与满洲国建交激怒了少帅，他一度与齐亚诺伯爵颇为友善。他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怒斥齐亚诺和墨索里尼，誓必要摧毁意大利在中国的影响。他在向军校学生发表讲话时说，“这肯定是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末日！”现在东北军的不满又增加了一项。德意军事顾问当时正在训练蒋介石的军队和他的空军去轰炸中共。他们是不是也在把他们所能弄到的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提供给日本呢？难道德日条约事先没有通知蒋介石并征得他的同意吗？有谣言说他是同意的。

接着，也是在十一月里，传来了胡宗南着名第一军失利的消息，该军二十一日在红军手中吃了大败仗。胡宗南将军是南京方面最能干的战术家，好几个星期以来就一直几乎毫无阻碍地向甘肃北部挺进。红军慢慢后撤，除了小规模遭遇战外，避免交锋。但是他们通过不同方式向南京军队宣传“统一战线”，设法说明他们停止进攻，发表宣言声称红军不打抗日的军队，要求敌军参加他们共同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种宣传后来证明极为有效。

但是胡将军认为红军已经完蛋了——软弱、害怕、没有斗志。他轻率地继续推进。红军继续后撤，几乎撤到了河连湾。这时他们决定不再后撤；需要给敌军一个教训。需要给他们看到统一战线也是有牙齿的。他们突然掉转方向，巧妙地把胡宗南将军的军队诱入一个黄土山谷，到黄昏时，空袭停止，他们就加以包围，入夜后发动正面奇袭，左右两翼并有刺刀冲锋。气温低达零度，红军没有带手套的手指都冻僵了，拔不掉手榴弹的雷管。他们许多人就把木柄手榴弹当作棍棒挥舞攻入敌军阵线。一军团带头进行勐攻，结果全歼敌军二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缴获大批步枪机枪，政府军有一整团投诚参加红军。胡宗南将军慌忙后撤，在几天之内就把过几个星期中“收复”的地方全部丢失了。他坐下来等待总司令的增援。

东北军一定在窃窃暗笑。这不是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吗？红军不是比以前更有力量了？这次新围剿旗开失利不是说明围剿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一年，两年，三年，他们在哪里？仍在打红军。那么日本呢？占领更多更大块的中国领土。但是顽固的总司令因为最精锐的部队蒙此大辱，羞怒之下申斥了胡宗南将军，只有更加坚决地要摧毁他的十年宿敌。

蒋介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在西安飞机场从座机上下来时，所踏上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局舞台。

与此同时，在这个舞台上的左右两侧都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东北军将领已经商量好要联合提出停止内战和抵抗日本的要求。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将领也参与其事。杨将军的军队大约四万人，对继续打红军，比东北军更没有劲。他们认为这是南京的战争，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拚自己的命去打红军，红军许多人跟自己一样是陕西人。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也很丢人，因为这时日本正在侵略邻省绥远。杨将军的部队叫西北军。几个月前已与东北军结成紧密的联盟，秘密参加了同红军休战的协议。

这一切情况，行政院长兼总司令肯定已经知道一二。他在西安虽没有正规军，但在几个月以前宪兵三团——即蓝衣社的所谓特务团——的一千五百名人员在他的侄子蒋孝先将军的指挥下开到了西安，后者曾经诱捕、监禁、杀害激进分子成百上千。他们在全省设立了特务网，开始逮捕、绑架所谓共产党学生、政工人员和士兵。省城警察是南京任命的省主席邵力子掌管的。由于少帅和杨虎城在城里只有随身警卫人员，没有驻防军队，总司令在那里实际控制大局。

这种情况也促成了另外一个事件。蒋介石到达后两天，十二月九日，好几千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队伍向临潼进发，去向总司令递请愿书。邵主席下令驱散队伍。警察在蒋介石的一些宪兵协助下殴打了学生，一度还开了枪。两个学生受伤，正好是一个东北军军官的孩子，这次枪击事件就闹大了。张学良出面干涉，制止了殴打，劝说学生回城里去，答应把他们的请愿书交给总司令。蒋介石盛怒之下，申斥张学良“不忠”，企图“脚踏两头船”。蒋介石后来认为，他们两人之间的这一事件是后来发生反叛的近因。

总司令的整个参谋部和他的个人警卫这时全都在西安府同他一起。蒋介石拒绝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一起会见的要求，只是分别接见了他们，用各种办法诱使他们分裂。他的这个企图归于失败。他们都承认他是总司令，但一个个都表示对新围剿不满，都要求派他们到绥远抗日前线去。但是蒋介石对他们全体只有一个命令：“摧毁红军”。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告诉他们，剿匪已到只需最后五分钟就可实现最后胜利的阶段。”

这样，总司令不顾一切反对和警告，在十日召开了大本营会议，正式通过了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准备对已在甘肃和陕西的西北军、东北军、南京军队以及在潼关待命的南京军队颁发总动员令。当时宣布在十二日公布动员令。并且公开声言，如果张少帅拒绝服从命令，他的部队将由南京军队予以缴械，本人将予撤职⑥。同时张、杨又接到消息，说明蓝衣社同警察一起已准备好一份他们部队中同情共产党分子的“黑名单”，一俟总动员令颁发就立即加以逮捕。

这样，作为这一连串复杂的历史性事件的高潮，张学良在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十点召开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联席会议。前一天已经秘密发出命令，调一师东北军和一团杨虎城的军队到西安府近郊。现在作出了决定，要用这些部队“逮捕”总司令和他的僚属。十七万军队的兵变已成事实。

①见本书第一篇《汉代青铜》。

②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为《纽约太阳报》写。

③见蒋介石日记。

④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由西北军事委员会在西安府公布。

⑤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西安府《西京民报》所载的一篇讲话。

⑥蒋鼎文将军已被任命接替张学良任剿匪总部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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