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17

摘要:民国年间，金毓黻用血统来断定民族的尊卑贵贱，从汉族正统观念出发，断定宋辽金三朝的关系是“以宋为主，辽金为从。”现在的“大宋史”论，就是直接从金毓黻“以宋为主，辽金为从”脱胎而来。“大宋史”是将辽金史纳入宋史，将辽金史研究变成宋史研究的附庸，破坏辽金史研究的正常发展。“大宋史”是不能成立的，“大宋史”也与10-13世纪史无关。关键词:辽金史;大宋史;危害新世纪以来，辽金史研究乘风破浪,飞快向前;然而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大宋史”就是一股逆流。“大宋史”是将辽金史纳入宋史，将辽金史研究变成宋史研究的附庸，破坏辽金史研究的正常发展。虽然东北师大杨树森教授对“大宋史”予以痛批，然而对“大宋 史”的由来和危害，仍需深入分析，以免进入误区。一、“大宋史”的由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不过有人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他们将少数民族称之为夷狄，视之为禽兽，“夷狄异类，詈如禽兽”,表现出对少数民族的极端仇视，屠杀和征讨成为对待少数民族的主要对策。少数民族的壮大，甚至建立了朝代，入主中原，更引起了中原统治者的恐慌，仿佛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在军事征讨的同时，还要制造舆论，这种舆论便是正统论。按照正统论，只有华夏建立的国家是合理合法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朝代，是不合理不合法的，称之为“僭伪”,视之为“胡人乱华”.特别是中原政权弱小的情况下，正统论就会特别猖獗。在五代时期，契丹应约介入中原角斗，与李克用云州结盟，石敬瑭心甘情愿去做契丹的“儿皇帝”，都是主动勾引契丹的结果。篡权夺位的赵氏宋朝，在征讨契丹战争中连连失败，宋太宗股部中箭，乘驴车逃归，最后以箭伤殒命。于是，北宋与契丹结下深仇大恨，在战场.上不能取胜，正统论随之而强化。因此，欧阳修在私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时，将契丹列为“四夷附录”,这是正统论的明显表现。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宋史”观点的产生与此有关。元朝官修辽宋金三史，提出“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体现了民族平等的原则，是比较科学的做法。然而却激怒了一-部分明朝文人，因为明朝与宋朝一样，也是一个弱小的王朝，明英宗被蒙古人所俘，犹如宋徽、钦二帝被金国所掠，同命相怜，悲伤之余，有人提出重修《宋史》，将辽、金二史纳入《宋史》之中，成为《宋史》的一部分。安都提出，要仿效欧阳修的做法，“附辽金于宋记”，王洙撰《宋史质》、柯维骐作《宋史新编》，实现了将辽、金纳入《宋史》的愿望，然而却没有得到明朝廷的重视和认可。到了民国年间，中央大学教授金毓黻撰《宋辽金史》，他极度推崇明朝文人将辽金纳入宋史的做法，对汉人正统有如下的说明:正统者，对僭窃小邦四夷之夷狄而言也。是以同为汉族，而僭窃之不得为正统，同主中国，而夷狄之君不得为正统。宋代之君，出于汉族，为史家所公认，辽金不然，- -出于契丹，-出于女真，皆为居于东北一隅之夷狄，辽得中国之-部，固不得与北宋比，金得中国之大半，与南宋分主中国，且一度视南宋如属国，然而史家仍不以正统予之者，则以金为夷秋故也。愚以为依民族之理解，应专修《宋史》、列辽 金于外国传......明人王洙、柯维骐、王惟俭已本此意以改造《宋史》，盖必如此，然后有宋一代之史，可上与汉唐比隆，辽金二朝，不致以夷狄喧宾夺主。故治本期之史，应以宋为主，辽金为从。金毓黻对正统的解释非常简单，只要国君皇帝出自汉族，这就是正统国家;国君皇帝不是汉族人，就不是正统国家，而是僭伪政权。这就是金氏对民族的理解，这就是他的民族观。由此可知，金毓黻是典型的血统主义者，用血统来断定民族的尊卑贵贱。他从汉族正统观念出发，断定宋辽金三朝的关系是“以宋为主，辽金为从”现在的“大宋史”论，就是直接从金毓黻“以宋为主，辽金为从”脱胎而来，二者是完全一致的，金毓黻是“大宋史”的制造者和祖师爷。金毓黻上述理论，一是继承了明朝文人王洙、柯唯骐、王惟俭的谬说，二是受到蒋介石歧视少数民族的影响。民国初建之时，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蒋介石当政以后，五族共，和已名存实亡，蒋介石推行歧视少数民族政策,并将这种政策贯彻到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金毓黻自称，他是“遵依部章”编撰《宋辽金史》，作为大学教材。所谓“部章”即教育部颁行的教学大纲之类强制执行的文件，必须体现蒋介石的主张。在东北大学任教授的陈述先生，曾长期与金毓黻共事，他不赞成“以宋为主，辽金为从”的观点，解释说:金氏为满族人，本不应如此。只是不能违背教育部的章程，金氏自然有他的难处。若此，金毓黻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他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