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唐河博物馆建成开馆。
但在馆前树立了一尊雕像，他是谁呢？为何又出现在这里？
他，就是徐旭生！
书香门第，奠定基础
徐旭生，名炳昶，字旭生，，笔名虚生，遁庵。
1888年，出生于唐河县桐河乡砚河村。
虽是农村却还算得上书香之家，父亲乃前清秀才，报捐教谕，选任河阴（今郑州下辖荥阳市）教官。
四岁随父母至河阴开始认字，聪慧好学，6岁开始读四书五经等书。
他自小接受传统教育，拥有良好的国学素养，为以后的上古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1906年18岁时就赴北平入河南公立旅京豫学堂。
是年冬，考入京师译学馆学习法文，1911年毕业。
1912年，到河南彰德府（今安阳市）中学教授算学和法文。
彰德府中学，就是今天的安阳市五中。学校的前身——昼锦堂——北宋至和年间（1054年—1056年），三朝宰相韩琦回乡任职期间所建，又更名为彰德府中学堂，成为河南省最早的中等学校之一。1921年，更名为河南省立第十一中学；1949年，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太行六联中迁到安阳，与学校合并。1958年，学校更名为安阳市第五中学。
同年，考取公费留学法国资格。
1913年春天徐旭生远赴法国，在巴黎大学渡过六年的留学生涯，学习哲学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1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6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
西北科学考察团
1927年5月，徐旭生辞去北京大学教务长，与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博士共同率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前往内蒙古、新疆地区进行综合性的科学考察，任中方团长。考察团取得的巨大成果
历时八年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是中外双方团员不畏艰难困苦，殚精竭虑所共同完成的。
几年的考察，积累了大批珍贵的科学资料，并运回采集品五六百箱。
野外考察结束后，中瑞双方合作或分头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专著。
我国学者的研究工作一少部分以《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名义发表，大部分则结合以后的研究工作分别发表。
后因抗战爆发，研究工作一度中断。战后，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重新恢复工作，理事有徐炳昶、袁复礼、黄文弼、胡适、袁同礼、马衡、梅贻琦、杭立武、李书华、任鸿隽、李四光、傅斯年、杨钟健、徐鸿宝等14人，胡适、马衡、徐鸿宝、徐炳昶、袁复礼为常务理事，徐炳昶任常务理事主席。
1949年以后，采集品移交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继续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研究工作仍在进行。
而瑞典方面的研究成果汇集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集》，分11大类，至上世纪80年代已出版55卷，至本世纪，仍在出版。
考察团取得的巨大成果
1、地质、古生物方面：
（1）发现白云鄂博大铁矿：1927年7月3日，考察团员丁道衡在包头以北的白云鄂博发现大铁矿，并分析了成因。1927年8月5日，袁复礼在喀托克呼都克也发现铁矿露头。几十年后再建设包钢时，他又带人去找到这处铁矿，现被称为白云鄂博西矿。正是因为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才有了以后的包头钢铁公司，并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钢铁基地。
（2）发现大批恐龙化石和其他动植物化石：从1928年起的四年中，袁复礼在新疆准噶尔盆地东部发掘出土大批爬行动物化石，包括水龙兽、二齿兽和袁氏阔口龙等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白垩纪以前的爬行动物化石。根据此次发现，有人推测新疆与非洲一样，也是爬行动物进化中心之一，也为大陆漂移学说提供了佐证。当1928年袁复礼发现七具恐龙化石时，便在国际上引起轰动。著名地质与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此发现不在中国猿人之下。1927年、1930年，丁道衡、贝歇尔以及柏利分别在内蒙和河西走廊发现恐龙化石。1932年，袁复礼在考察东返时又发现大型恐龙“宁夏结节绘龙”化石。
考察团还发现了大量的动植物化石，仅袁复礼一人发现的植物化石，1952年移交给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的就达28箱之多。
（3）地质普查：考察团中地质学家人数最多，他们对该地区进行了地质普查，绘制了大量地质图。团员那林考察认为，第四纪时，塔里木盆地曾是一个大湖或内陆海，古罗布泊是其最后的遗存。他还在新疆发现了石炭纪、二叠纪冰期遗迹，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至今仍为研究该地区地质的重要参考资料。
2、地理学方面：
（1）对罗布泊的考察：考察七年里，全团有八名科学家先后十几次从不同方向进入罗布泊地区。陈宗器、霍涅尔、那林对湖区进行测量，完成了该地区的第一幅实测地图，其精确程度据《空间遥感图像分析应用》一文记载，“美国陆地卫星一号测得，图像上第五阶段湖岸所包围的罗布泊形状大小与陈宗器等人测绘完全一致。”安伯特和陈宗器所进行的天文测量为这一地区提供了精确的经纬度和高度数据，他们还进行了各种振子试验，测定重力、地磁、地壳变形观测及气象观测。1934年，斯文·赫定与陈宗器乘独木舟沿孔雀河进入罗布泊，赫定亲眼目睹了湖水如他所预言的那样，回到了楼兰附近。之后，赫定发表了长篇科学考察报告《罗布泊探秘》及游记《漂泊的湖》。陈宗器、霍涅尔对罗布泊和居延海进行研究，发表了《中国西北之交替湖》。
（2）地图测绘：考察团沿途测绘地图是一项主要的任务。瑞典出版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集》第49卷，收入了大量中外团员绘制的地图。袁复礼还编纂绘制了16幅新疆山形水系图。解放军进军新疆时，袁先生提供的地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考古方面
（1）发现大批“居延汉简”：1927年10月，贝格满、黄文弼在额济纳河流域考察，此处古称居延。黄文弼最先在一处遗址中发现汉简数枚，这是最初发现的“居延汉简”。1931年6月，贝格满带人在黑城附件先后出土汉代木简一万多枚，所属年代自汉武帝至汉光武帝。为此贝格满在北平住了两年，进行研究。他的考察报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的考古研究》由后人整理，在1950年出版。现在“居延汉简”保存在台湾中央研究院。
（2）高昌及其他西域古国的考古：黄文弼从1928年至1934年，两次去新疆对吐鲁番盆地、罗布泊地区和塔里木盆地诸古代遗址进行考古。他对古高昌国遗址进行了详细考察，发现古墓葬群，出土墓表130多方，陶器800多件，是研究古高昌历史的重要发现。他在罗布泊北岸发现土垠遗址，出土木简70多枚。土垠遗址即西汉著名的局卢仓故址，是罗布泊地区继楼兰古城的又一重大发现。黄文弼对于新疆考古发表了众多论文和专著，是新疆考古的重要文献。
袁复礼、贝格满、陈宗器等也有多项考古发现和论著发表。
4、气象学方面：
（1）气象观测：来自德国的气象学家郝德博士带领着人数最多的气象团队有十几人，在前后几年分别在内蒙、新疆设立了多座持续时间一年以上的气象台，还在其他十余处地方设立临时气象观测站，沿途的每天观测从未间断，时间长达四年。考察结束后，全部观测记录汇集为“地面观测”及“高空探测”两大本出版，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这一地区唯一完整的气象资料。考察结束后，根据协议，大部分仪器设备都移交给了当地政府，为当地培养气象实习生继续工作使用。另有陈宗器、霍涅尔在罗布泊地区进行的气象观测，是那一地区最早的、唯一的、又是十分珍贵的气象观测资料，其发表于陈宗器的考察报告《罗布泊与罗布淖尔》。
（2）对东亚寒潮的研究：考察团里的北大学生李宪之跟随郝德博士在青海西北部的铁木里克建气象站，后根据他的观测记录，李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时，发表论文“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突破了当时气象学的局限性，打破了寒潮不可能越过高大山系的观点，并找到了台风的成因，在国际气象界引起很大争论。但几十年后，他的观点得到了卫星云图的充分证实，被各国气象学专著广泛引用，称为“李氏效应”。
除了以上比较突出的考察成果，还有许多成果也为世人称道。比如郝景盛的植物考察，其关于青海植物地理的研究；蒙杰尔和郝默尔的人种学考察，哈士纶所收集的蒙古族音乐等，都是西北科学考察团几年里不可或缺的成就。
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科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上所提也是挂一漏万。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它还一改我国在科学考察上以往的屈辱历史和外国同行对中国学术界的偏见，创立了中外科学家平等合作的典范，使后来的外国考察团不仿照中瑞合作考察的先例便无法成行。
考察团中方主要成员简介
前后历时八年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承载了中国学术界的期望，它拥有当时中国在科考领域最出色的一批科学家和知识人才，他们是那个年代真正的男神。
西北科学考察团先后有几十名中外科学工作者参与，在中国西北的这几年，无疑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乃至一生当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因为在西北科学考察工作中所取得的卓越科学成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中国团员袁复礼和陈宗器“北极星奖章”。
中方团长徐炳昶因在考察过程中出色的组织能力和为考察团的成行所做的贡献，获得以瑞典国王名义颁发的勋章。
袁复礼：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献身于地质调查与教学，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在西北科学考察团里，他连续五年进行考察，取得的成就巨大，从1929—1932年他一直担任中方代理团长，对考察团的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西北科学考察团结束后，他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地学系教授、主任。1949年以后，继续在清华任教授和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他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他还曾任中国地质学会第四纪冰川及第四纪地质专业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理事，李四光研究会名誉理事长。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参加了长江水利综合考察和三峡水利枢纽的选址工作；参加了黄河中、上游水利考察和三门峡、刘家峡的选址工作；曾为北京地铁选线献计献策。
黄文弼：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但后来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使得他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转向了考古。他随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几年，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发现，被斯文·赫定称为“博大的学者”。西北科学考察团结束之后，他又在1943年和1957年两度进入新疆进行考古工作，又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发现，被称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1949年以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直至1966年文革开始后去世。1964年，他成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丁道衡：毕业自北京大学并留校任助教，在考察中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的丁道衡，于1934年获北大资助，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三年后获博士学位，并被授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37年底，迎着全民族抗战的烽火，丁道衡回到祖国，受聘于云南省建设厅总工程师。后又任武汉大学、贵州大学矿冶系、地质系教授，系主任等。1949年以后，丁道衡任贵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贵州省人民代表。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第一届人大代表。1955年，因脑溢血，丁道衡英年早逝，年仅55岁。
陈宗器：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二批成员的陈宗器，是在西北考察、工作时间最长的中方团员。之后，他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攻读地磁学和地球物理学。回国后，1943年任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研究员兼地磁台主任。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地球物理所副所长。他是我国地磁学的奠基人。1947年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成立时即任秘书长，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主要发起人。陈宗器还任国际地球物理年会中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主席是竺可桢）。陈宗器在西北科学考察中成绩卓著，获得了中外科学界的一致认可。可惜，他1960年以62岁的年龄谢世。
李宪之：在当年是通过公开招聘被录取到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北大学生，然而此行使得李宪之一生献身气象事业，成了中国现代科学气象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后来去德国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等任气象学系、地球物理学系教授、主任，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李宪之于2001年病逝，享年97岁。
刘衍淮：与李宪之同为北大学生的刘衍淮与李宪之一样，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之后，也去德国留学。回国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地理系教授。1936年后，受聘任国民政府空军气象专家，从事空军气象教学工作，在整个抗战期间，为中国空军的对日作战做出了贡献。1949年后，刘衍淮去了台湾，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并发表了大量有关当年西北科学考察成就的文章。刘衍淮于1982年去世。
胡振铎：1931年受竺可桢教授推荐加入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胡振铎，一直随考察团在内蒙地区进行气象观测。考察团工作结束后，一直献身于祖国西部的气象事业，曾任四川峨眉山高山测候站主任，甘肃肃州（酒泉）测候所主任。1941年任兰州气象测候所所长，为我国西北早期气象站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1951年后，任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气象股长。
徐近之：与胡振铎一同加入西北考察团的徐近之，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时适逢在中央大学休学一年。在西北科学考察团也是负责气象观测。结束了考察后，完成中央大学学业，留校任教的徐近之，在1934年受中央气象研究所的委派，历经四个多月的时间，进入西藏，建立了拉萨气象站。后徐近之留学英国并赴美进修，1946年回国任中央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专门从事历史气候古籍资料整理，从大量的地方志中整理出我国20过个省份的历史气象资料21卷，300余万字。徐近之1982年病逝，享年74岁。
郝景盛：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北平研究员植物所工作。随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青海考察植物。1934年赴德国留学，获植物学及林学博士。回国后任教西南联大并在北平研究员植物所从事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任东北农学院院长。1949年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并被聘为林业部顾问和山西省林业顾问。1956年在山西考察时不幸病逝，年仅53岁。
刘慎谔：1920年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30年后任北平研究院植物所主任、所长。后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结束后回到北平研究院。1949年后任职中国科学院森林土壤研究所副所长。曾被选为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病逝，享年78岁。
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古往今来，一代代仁人志士如星汉灿烂。小小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却开创了近代中国以现代科学手段进行大型综合科学考察的先河，开创了中国人自己主导，充分尊重中国主权，充分体现中国人聪明才智和爱国情怀的考察之先河，也开创了中外科学家团结协作，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以科学为本，联手促进人类文化进步的先河。
他们是奇男子、伟丈夫、真君子——致敬西北科学考查团！
与鲁迅的交往
徐旭生，早年留学法国学哲学，毕业于巴黎大学。回国后一年获聘北大哲学系教授。
新文化运动中，徐办《猛进》杂志，与鲁迅等互有投稿。
1927年4月，徐炳昶主动请缨担任团长去西北。他离京后，家里断了收入，夫人带着两个孩子不得不靠自己的哥哥，在北大数学系担任教授的王尚济接济以维持生计。
1929年徐炳昶结束考察回到北京，受聘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后因国民政府拖欠办学经费，为此专赴南京找宋子文请愿要经费未成，愤而辞去校长职务。
因当时同去南京请愿的有几大国立大学校长，并都说好如要不到经费，大家都辞职不干了。但最后真正辞职的只有徐公一人，故北平学界称其为“徐炳傻公”。
辞职后徐旭升到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工作，任研究员，又任考古组组长。
期间受鲁迅之邀，出版记述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徐旭生西游日记》。
陕西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考古
此后，徐旭生的研究兴趣转到考古上来，并于1933年亲自带人赴陕西考古，整整四年，还任“陕西考古会”工作主任。
陕西考古会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工作就是徐旭生亲自组织领导和实施的对宝鸡斗鸡台的三次发掘，被中国考古学界誉为“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
无论在中国新文化史范畴，还是在中国考古史视野，徐旭生先生都应该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更是陕西考古“第一铲”。
陕西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考古，是徐旭生领导的！
特别是徐旭生的学生，当时参与发掘的青年考古工作者苏秉琦，后来整理斗鸡台西周墓地考古资料写出《瓦鬲之研究》、《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学术论文，被考古学界公认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之作。
在陕西考古期间，国民政府曾任命徐旭生担任河南大学校长，但徐公坚辞不受。
此消息当时亦震动北平学界，要知道，国立大学校长和北平研究院一名普通研究员的待遇差之千里啊。
回乡救国
抗战初期，徐旭生竟效仿曾文正公，毅然回到家乡河南南阳，招募青年人办抗战学校，传授军事技能，以图建立一支军队和日本人作战。
曲令铎，唐河县郭滩镇红花店人，自幼家贫，为人正直。
1938年初，徐旭生回家乡桐河宣传抗日救亡，时任桐河联防队长的曲令铎深受教育，对徐先生非常敬佩，亲率一班人暗中保护。
地下党组织也曾通过社会关系，向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对其进行工作，使他的抗战的决心更加坚定。
后来，徐旭生发现了曲是一个有觉悟有才干的人，在南阳专署推荐他任桐寨铺区长兼该区民团区队长。
曲就任后，便任用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加紧训练民团，准备与日军作战，日军首次窜犯唐河时，他动员群众为军队运送粮食、军火，并亲率民团区队配合军与日军在西大岗激战。
徐旭生推荐了曲令铎，曲令铎是唐河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抗日英雄。
国民政府岂能容徐旭生此等个人行为，终将徐公的学校搅黄，徐旭生不得不回到已迁至昆明的北平研究院继续工作。
1948年，徐旭生坚拒担任“国大代表”。北平解放前，时任北平研究院副院长兼史学研究所所长的徐旭生与北平众多教授名人一样，拒绝接受国民党的安排离开北平赴台湾。
1949年后，徐旭生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夏文化探索第一人
提到二里头，绕不开的是徐旭生。他是著名考古学家，也是二里头遗址最初的发现者。
《史记·夏本纪》中清晰地记载了夏王朝自禹至桀共17位帝王，“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在民间流传数年。但《史记》距离夏朝已经2000年，其可信度便有了折扣。在考古研究领域，对于夏朝存在的证据，仍然还有一定的争议。
上世纪50年代，身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徐旭生开始了夏朝的线索收集，他决定循着文献记载从考古学角度探寻夏王朝的存在。
1959年，入了夏，已经71岁的徐旭生率队从北京前往豫西一带寻找“夏墟”。河南省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是一行人踏查的目的地。
到达偃师二里头村时，徐旭生偶然发现，正在响应村里号召挖鱼塘的村民挖出了大量陶片，而这些陶片中，“殷（商）代早期极多”。
徐旭生推断，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的遗址。结束一个月的考察时，团队发现20余处遗址。
返回北京后，徐旭生写下了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对告成、二里头等遗址的重要性做了强调。
这是夏文化考古工作的突破性进展。
最早的中国
徐旭生的考察成果引发学界关注，此前朴素的村庄二里头也因此成为考古史上的“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的问世让考古学家们兴奋，寻找夏朝是在证实商朝之后的又一个目标，而二里头，则是极可能接近证实夏朝存在的突破口。
1959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队就进驻了二里头，开始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
此后的60余年里，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发掘工作持续不断。首任队长赵芝荃、第二任队长郑光、第三任队长许宏，数百名考古工作者相继在这里接力，揭开“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时期”的疑团。
在这个过程中，大型宫殿建筑群、青铜器作坊、绿松石器作坊等发掘成果为夏文化的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夏朝正从传说具化为真实的、可触碰的历史。
二里头遗址地处洛阳盆地东部，背依邙山，南望嵩岳，沿古洛河北岸呈西北至东南方向分布，其中心区位于遗址东南部高地。
遗址范围包括偃师区翟镇镇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和北许四个村，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现存面积约3平方公里。
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年代约为距今约3800～3500年，是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考证的最早王朝——夏朝的都城遗存，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城遗址。
二里头遗址对应于古代文献记载的夏代后期到商代初年，既是中国最早王朝国家形成时规模最大的都邑遗存，也是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系统、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官营作坊区、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及一定数量的贵族墓葬等诸多重要遗存，出土文物两万六千多件，拓展了我们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认知。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二里头遗址被誉为最早的中国！
1988年该遗址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
该遗址现存面积约三百万平方米，发掘总面积超过五万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2019年，洛阳二里头夏都博物馆开馆，开馆仪式规格非常高，馆内有徐老专馆，以表彰其发现之功绩。
徐老之轶事
他推荐了“董作宾”，后来成为甲骨四堂之一，这位南阳人开起了中国人第一次独立考古，开启了安阳殷墟的挖掘！
他的学生“苏秉琦”，后来开创了北大考古系，是中国最牛的考古学家之一！
他的学生社旗人“孙文青”，国家一级博物馆南阳汉画馆开创者！
1966年文革伊始，因与造反派为吴晗《海瑞罢官》一事争论，78岁的徐旭生被架在桌子上批斗并被打。
之后几年，他身体急剧衰退，人患老年痴呆症。九一三以后，所里派人来家传达中央文件，后家人问他讲的什么，他回答道：“好像是说清朝的事”。
然而批林批孔时，不懂事的小外孙女拿着报纸指着孔子的名字说这是“大坏蛋”，终日不说一句话的徐老突然拍着桌子吼道：“胡说八道！”
1976年1月，徐旭生辞世，享年87岁。
2017年，为纪念西北科学考察团九十周年，北大举行了研究会！
2019年，唐河县博物馆开馆，馆前竖立着他的雕像，徐老的后裔也回乡省亲。
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徐旭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学者，他以卓越的人文精神与赤子之心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架起桥梁，并继续激发着当今的中国考古学思想。
他的学术生涯集中国传统史学、明末清初启蒙思想、西方哲学、新文化运动的民族救亡思想与多学科田野考古考察方法于一身，践行了自己年轻时“不敢将宇宙间第一等事挑在肩上论治道，则不能统筹全局而欲于一小部分试展经纶”的抱负与担当。
红日升在东方 其大道满霞光
我何其幸 生于你怀 承一脉血流淌
难同当 福共享 挺立起了脊梁
吾国万疆 以仁爱 千年不灭的信仰
徐旭生，正如其字，如旭日出生，照亮了中国的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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