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说，停在我脑里的不是那话，是那话最直接的含义——“只要父亲在世，我们家（也许就是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我与父辈》封面
读到这里时，我由衷钦佩作者有如此勇气可以剖析当年的自己，并且敢于把自己内心当时的真实想法写在书里，以往的作家在处理这种情况时一般都是写自己在父亲病重时如何在床前尽孝，如何一夜不眠，守在床边，尽为人儿女的孝道，总之就是一丝黑的都没有，满眼望去，尽是孝义的“纯洁无暇”与其本人的心境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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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父亲，是我们熟知的中国式的农民好父亲，他醇厚老实，在面对自己两三年辛苦料理的自留地被两三天收走时，他也只是说“咱们那块地土肥朝阳，风水也好，其实是块上好的坟地，人死后能埋在那儿就好啦。”
作者阎连科
他为儿女的婚事操劳一生，在为搬送地基的石头而累的哮喘发作时，他说“得趁着我这哮喘不算太重，还能干动活儿就把房子盖起来，要不，过几年我病重了，干不动了，没把房子给你们盖起来，没有在我活着时看着你们一个个成家立业，那我死了就对不起你们，也有愧了我这一世人生。”
他大字不识几个，但在面对儿女的命运之时却能说出连学者都不一定能说出的话：“连科，你再读几年书吧，人生在世，读书才是根本。你命里即使有称宰做王的运数，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久远的江山可坐哩。”
但就是这样的父亲，当时的作者也发出了那样的心声，心中重复着医生那“大逆不道”的话语，就如作者在书中所言，自己对于父亲有着很大的罪孽，并且作者再次在书中将自己的心深深剖开，掏出自己对于父亲的罪孽，做一个“清欠”与“结去”。
母亲说：“人家一定要求等盖起了房子再结婚，说结婚一定要进新的瓦屋里。”大伯对我母亲点了一下头，郑郑重重地道：“你就给人家回话吧，说我说过盖房，就一定会把房子盖起来。”
作者的大伯是一个以织洋袜为生计的人，是一个每次回来都会给家中小孩带糖果的人，是一个在作者眼里决然是个人物的人，但他也是一个数中国式农民的代表人。
那时的乡村人们结婚男方总要有一处好的房子，就跟今天一样，如今的青年人若脚下没有房子，屁股底下没有车子，是很难说服女方和丈母娘的，作者的父亲为他的四个孩子盖起了七间土瓦房，作者的大伯有六个孩子，于是，在大伯的大儿子双成到了结婚年龄时，作者的大伯便领着他的孩子在冬天人人都围着火炉烤火的时候顶着风雪去往七八里地之外，镗过冰冷的河水，去拉沉重的石头，而这一拉，便是三年的冬天。“老天哦，你不心疼自己也得心疼心疼你的孩子们。”然而大伯仍然在拉，直到那瓦房高高地树立在村头和人们的心目之中，终于，大哥双成终于结了婚。
大伯把我母亲叫到了人群稀处的安静里，郑郑重重地对我母亲说：“老二书成年龄也长了上来啦，有合适的就给他介绍媳妇吧。你对人家说，待老二结婚时，我一定也把老二结婚用的新房瓦屋盖起来。”
作者的父辈们并不都是传统的有着人性最美好的品质，比如说大伯就好赌，然而，当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内而外的亲切，就好像作者的父辈就是你的父辈一样，就好像作者经历的就是你经历的一样。
其实，我们的父辈都是同一个父辈，他们总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们一生中的头等大事就是儿女们的婚姻状况，就是儿女们的前程，在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前，他们便一直都会是一颗不会倒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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