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新危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大城市里的富裕阶层为了逃离城市中心的犯罪活动和衰败，来到城市郊区生活。如今，他们又回到了城市的核心，因为这样能减少通勤时间，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得到更好的服务和便利措施，不过与此同时，城市里的经济隔离现象和高房价问题也更加显著。

城市规划专家、纽约大学与多伦多大学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认为， 21世纪那些“赢家通吃”的超级城市内部，正在产生分歧，“这些城市从破产边缘复苏后，现在有点成功过头了。飞涨的房地产价值正将西方各大都市变成全球精英的封闭式游乐场。”

理查德·佛罗里达出版了一本新书《城市新危机》(The New Urban Crisis)。在这本书中，佛罗抵达里解释了，“赢家通吃的城市主义”如何加深了城市中的不平等、隔离和贫穷，以及城市可以做什么。佛罗里达此前一直是个城市乐观主义者。但是现在似乎连他也看不下去了。

佛罗里达把城市的新危机分成5个维度：

第一，超级城市与世界上其他中小城市的经济差距日益增大。这些少数超级城市包括纽约、伦敦、洛杉矶、香港等老牌城市，以及旧金山湾区、波士顿、西雅图这些新的高科技中心，它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高净值产业、高科技创新行业、创业公司，当然还有高端人才。举个例子，全球风险投资机构投给高科技行业的总金额，将近一半都投给了旧金山湾区、纽约、波士顿等6个城市。“赢家通吃的城市主义”的兴起，给城市间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

第二，成功带来的危机让这些超级城市面临同样的苦恼。它们面临着越来越高的房价和巨大的不平等：全球超级富豪们把钱投资到高端住宅；音乐家、艺术家和创意人才被挤出去；普通上班族看到自己的钱被城市的高房价“吃掉”，害怕孩子无法负担进入超级城市所需要的代价；蓝领工人、服务业从业人员和穷人正在被赶出超级城市，并且被剥夺了经济机会、良好的服务和便利设施，以及超级城市所提供的向上流动性，“当老师、护士、医院工作人员、警务人员、消防员、餐厅服务人员，负担不起合理的通勤距离时，城市的功能性就难以为继。”

第三，城市里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缩减，富裕和贫穷群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和隔离。佛罗里达以美国为例， 从1970年到2012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整体中占到的比例从65％下降到40％，富裕和贫穷社区的份额大幅增长，“由于中间被挖空，美国各地的街区分为了大面积、集中的、不便利的地区，以及更小的、更集中的富裕地区。”

第四，在城市的郊区，贫困、缺乏保障以及犯罪活动都在迅速扩散，经济和种族隔离也越来越深。过去中产阶级选择在郊区生活，但现在郊区的贫困人口（1700万）比城市（1350万）还多。从2000年到2013年，郊区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66%）也比城市（29%）要快得多。在城市中流离失所的家庭，需要能负担得起的住所，于是他们来到了郊区。郊区里的贫困家庭，大多曾是城市里的中产阶层，因为无业或房价高的原因，他们在郊区生活。

最后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危机。城市乐观主义者们认为，城市化最终将带来经济增长，像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一样，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中产阶级不断增长。但是佛罗里达发现，在世界上许多发展最迅速的城市里，城市化与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关联已经失效，“人们涌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区域，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改善和提高，如今有超过8亿人生活在贫民窟或生活条件不合标准的环境里。随着世界城市人口的激增，这部分人口也将继续增长。”

最后，理查德·佛罗里达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佛罗里达认为，城市化要想让所有人受益，必须围绕7个关键支柱来进行。第一，要改革区域划分、建筑规范，以及税收政策，确保这些政策在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第二，投资基础设施；第三，在核心地段建造更实惠的住房；第四，扩大中产阶层的数量；第五，通过投资区域和人群，集中扶贫；第六，与全球一起努力，在新兴国家快速城市化的地区建设更强大、更繁荣的城市；第七，赋予社区权力，允许社区领导者发展社区经济、应对新型城市危机的挑战。

参考来源：Citylab网站（Confronting the New Urban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