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阅读题拿去“刁难”原作者，成了的惯例。作者也每每“不争气”地考个不及格。于是高考在几天内就上升到“应试教育”的高度被全民批判。
鲁迅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人人都知道他用这句冗长的话表达了自己的孤寂。
为什么窗帘是蓝色的呢？因为窗帘确实是蓝色的。
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描写自己开会时用烟灰弹射苍蝇。何尝不是想要表达自己的无聊。
其中区别不过，弹苍蝇是作者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聊，而蓝窗帘，则是作者受到了潜移默化地影响——心情变得忧郁，难免写出带有忧郁色彩的文字。
当文字跃然纸上，便已经不属于作者。他们由作者创造，同时又反映了作者的状态——甚至作者本人都不会意识到的状态。
一个优秀的读者，就像一位高明的医生。通过文字，建立自己与作者之间的联系，好像悬丝诊脉。文章一头连着读者，一头连着作者。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病人觉得自己脚麻，普通的医生只顾得医脚，有经验的大夫就会发现原来是脑袋里的神经受了压迫。
到了病人那里，又不免要说“明明是脚麻，偏要我给脑袋拍照，无良医生！”这样的话。殊不知，脑袋才是问题的所在。倘若因此发生一场“医闹”，大多数人一定会意识到是病人的医学知识太少，而非将枪口对准“无良医生”后大扣其扳机。可一旦矛盾发生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其中还有一个出题老师，人们就变得迷惑了。三角关系往往比较复杂。
人人都以为窗帘确实是蓝色的，所以窗帘是蓝色的。可曾有人想过，正是因为面前有蓝色窗帘，作者才会写出一个悲伤的故事呢？有人说，倘若身处刚装修好的婚房，窗前挂着大红的窗帘，窗户上贴着大红的喜字，作者就不会让文章中出现蓝色窗帘。事实上，在这样的环境中，根本不会创作出那样一个悲伤的故事。
这样的乌龙事件，在文学创作中是很常见的。作者潜移默化地受到环境影响，读者通过文章体会出来。病人认为自己很健康，经验丰富的医生却诊断出了病情。
高考阅读，就像一次医学实习，面对同一个病号，哪个医学生找准了病灶，自然有主任医师说了算。围观群众大可不必因为病人一句“我没病”就跟着起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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