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昭和六年”（1931年）的工资单残片是我2011年偶然所见的，是时我在巴伐利亚国图参与一个古籍数据化的项目，正好有一批几百函中国古籍。
这是一张夹在一套礼记注疏（嘉靖年间，李元阳本）里的便条，在一面写的是对这这套礼记注疏的整理总结“礼记注疏六三卷明嘉靖李元阳整二十册”，有意思的内容是另一面——这是一张“昭和六年”（1931年）12月的工资单！
看这工资单：
原书记，100日元
渡边书记，92日元
仲矢书记，72日元
月性书记，50日元
（注意后面三个零，当时的日元往下不但有1/100的钱，还有1/1000的厘）
要知道，这工资是相当可以的了！那个年代日元还是旧日元，侵华日军大将的工资才500日元！侵华日军杂兵的工资都是个位数的日元。这几个书记的工资都远高于军曹曹长之流，已经是尉级军官的等级了。
巴伐利亚国图这批书并不算是特别珍贵的书，基本都是明清的批量生产的各种类书与经史（话说这堆馆藏中国古籍里有一大堆礼记，单我见过就起码五个版本以上的礼记/礼记注疏了），从钱的角度而言倒是比不上之前参与的Inkunabel项目等的。只是我依旧很好奇其来源，善意的猜测就是掏钱买的——然则朝什么人买的呢？依旧善意猜测的话就是民间藏书人，恶意或者“常理”猜测的话方向也是很明了的……
当然，其中绝大部分应当是很善意的买来的——1830年Karl Friedrich Neumann跑到中国，买了上万册图书，导致几乎没钱运回去，不得不堆在他的船舱里，他只好睡在一大堆书上——这批书他都献给了当时的巴伐利亚宫廷图书馆现今的巴伐利亚国图。Karl Neumann当年购书的账单我都还见过，相当有趣的价格。
但这张单子的出现俨然提供了另一个方向的思路——即有相当一部分藏书，是来源于战时或者战后的日本——实际上不少，此后我仔细观察了下，还有不少书都是盖了日本藏书章的——考虑到战时图书馆也不大可能还购买远方藏书，那想必就是战后购来的——但是具体的途径究竟是如何呢？
这个疑问由此困扰了我许久，直到后来我看《相棒》看到右京某集又在例行嘴炮——那是相当恶心的一次嘴炮，我一直很烦他对嘴炮的热衷但是大部分时间因为剧还不错我就忍了，但那一次他真是彻底日本嘴脸，整个一副“都是战败的错啊，你们华族这么凄凉都是战败的错啊！”导致我终于弃了《相棒》。但那一集解决了我这个疑问——因为华族财产征收并贱卖海外！有相当一批的日本华族收藏品都被作为财产税征收且贱卖海外。
看，这个场景很容易建构起来了——昭和6年，也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当年的年末，（又或者这场景是发生在32年往后的某个时间）日本某机构的人以某种途径拿到了一堆中国古书，整理完毕，顺手裁了个手边的无用工资单当便条，写下了“礼记注疏六三卷明嘉靖李元阳整二十册”。战后由于华族财产征收并贱卖海外等，终于漂洋过海。
——至于这书记是什么机构的书记，倒是不太了解，不熟日本近现代史。个人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外务书记之类的，但日本当年各省厅、枢密院、贵院众院都有一堆书记，所以也不好确定。
最后附上右京的嘴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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