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举贤良方正诏

汉文帝刘恒为什么要在代王府邸中即位，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未央宫里可还住着一位少年天子呢。

所以这场政变直到现在，其实仍然没有完全结束，还有一些收尾工作需要做。前一段针对的对象是吕氏权臣，可称朝中之变，接下来要针对的，则是皇帝本人，可称宫中之变。

在诛吕过程中无甚表现的东弁侯刘兴居主动请缨，称：“臣诛吕时无功，愿为陛下清除宫室。”

刘兴居与刘章二人，先前的努力都是为了能拥齐王为帝，然后以兄弟之亲、背有靠山，随之青云直上。不料事与愿违，两人的身份变得尴尬无比，此时不得不通过重新立功，希望可以博得新天子的好感。

刘兴居在汝阴侯夏侯婴的陪同之下，前往宫中清除障碍。夏侯婴即当初刘邦的驾车人员，也是沛县元老，由他同行更为稳妥，可以提防刘兴居别有企图。

两人入得宫中，少帝眼见一个是自己兄长，一个是爷爷的亲信，却气势汹汹步步向自己逼来，饶是年幼懵懂，也大约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刘兴居毫不客气上前厉声道：“足下非刘氏子孙，不得立为天子！”

当初也曾口称“陛下”，如今则翻脸称为“足下”。

少帝吓得瑟瑟发抖，连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少帝身边有一班执戟的警卫，此时也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刘兴居和夏侯婴向他们挥手示意，警卫们才纷纷丢下手中兵器，作鸟兽散。也有几名忠诚之士起初不肯离去，坚持了一会儿发现无济于事，最终都默默退下。只剩少帝一人坐在殿中手足无措，眼神里愈发透露出彻骨的恐惧。

夏侯婴召来车驾，做一手势道：“请登车。”

少帝忍不住颤抖着问道：“你们准备送我去何处？”

夏侯婴道：“出去自有安排。”

就这样，少帝被夏侯婴引着，出了未央宫。这个当初在逃难中屡次拯救他父亲的恩人，如今却成了把他领上黄泉路的引路人。当夜，少帝和孝惠帝的其他儿子，全部被杀死在官邸之中。

少帝出得宫，文帝才得以入宫，但在过未央宫前殿正南的端门时，仍然遇到了一点小阻碍。端门的几名守卫并不知道眼前的才是新任天子，大声呵斥道：“天子在宫中，足下有何事要入内！”

文帝第一次入主宫中，便吃了个闭门羹，直到周勃前来救场，才顺利进去。

或许周勃以为这只是个小小的意外，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一天在渭桥和端门的两件事，已经在文帝心中深深地扎了一根刺。在高祖刘邦眼里，周勃“木强敦厚，可属大事”。但是在初来乍到、暂居弱势的文帝眼里，这个功臣仗着元老身份，鲁莽跋扈，好生事端，是个十足十的权臣。这口气他暂且可以忍下，但是绝对不允许此人长期在身边霸占要位、操持权柄。

从第一天见文帝起，周勃已经种下祸根。

宫中的第一夜是漫长的一夜。

文帝没有任何时间、没有任何心情好好享受这突如其来的人间富贵。如果非要用词来形容他此刻的感受，恐怕只有“深陷虎穴”“如履薄冰”这些才能形象刻画。他做了十五年的代王，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身居帝国权力的最高位，但包围自己的却是一班陌生的虎狼之臣。比起享受富贵和权力带来的快感，他更急迫的需求是保住自己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活下去，才能赢。

当夜，文帝马不停蹄地布置了上任以来的第一次人事安排。

“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史记 孝文本纪》

紧接着，立刻颁布第一封诏书，称“吕氏欲行谋逆大罪，幸好有宗室和大臣们拨乱反正，本人新为天子，大赦天下，普天同庆”云云。

“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史记 孝文本纪》

这里特别想强调一下上述两段原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对此段记载大同小异，但我特别选取了《史记》的文字，因为只有司马迁，连用两个“夜拜”、“夜下”，描绘文帝紧急部署的场景，仿佛如画。所谓文字高深，有时就在细节处。

这样的一封诏书，相当于为政变作一官方定性：认为吕氏要危及刘姓的宗庙社稷，才导致诸侯和大臣的集体不满。这样一来，无论是诛吕还是他本人的即位，即符合孝道又充满正义。不要小看“定性”，“定性”的目的在于“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诏书及时颁布，至少缓释了参与政变者的精神压力。既然官方都认为我们所做之事是正当的，所杀之人是该死的，则我们再也不必担心将来因此被清算。

而这两项人事安排，则是文帝以自己代国集团里的亲信，宋昌和张武两人，暂时掌控了长安城和宫殿里的军队。这一任命，应该是早就和周勃达成协议的，否则不可能在第一天就轻松实现而无任何反抗。周勃放弃军权换来的，是升任政府首脑右丞相，以及增加食邑和金钱赏赐。

如前所述，在即位的第一年里，文帝的方针主要以兑现协议、安抚各方势力为主。一方面，言而有信是树立威信、拉拢人心的一条途径；另一方面，只有将各种利益集团安抚好，才能化解他们原先已经结成的联盟。

但对于文帝来说，更重要的，是要尽快在中央政府系统内，打造一个信得过、用得着，且绝对忠于自己的班子。

汉建国以来，到文帝登基，已有近三十年。多数功臣一来仗着曾经出生入死，自以为功高资重，文帝对他们既无恩德、又无威望，总归难以驾驭；二来功臣们也面临年龄衰老、青黄不接的问题，比如萧何、曹参、樊哙、张良等人，均已故去，其他元老也垂垂老矣；三来功臣们也许平定天下的经验足够丰富，但如何守成却未必个个是专家，特别是沛县元老，几乎均是起自民间底层，学识相当一般。因此，无论是从安全的切身角度，还是从治国的长远角度来说，文帝都要组建一套自己的班子，让政府内部的官僚从军功阶层，逐渐向专业人才过度。

问题是，这些专业人才从哪里来呢？

代国的原有班子自然可以调用，但也只能选择其中的亲信和精英，不可能整体搬过来，数量是远远不够的。

最好的方法，是有一种上升的渠道，让基层和民间的人才，可以通过这种渠道自然涌现，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中。

文帝二年的十一月，发生了一次日食。在古代，日食作为一种异常的天文现象，常常被认为是人主的行为有所失当。

于是在冬天即将结束时，文帝颁布了一条著名的罪己诏。这封诏书名为罪己诏，但让它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其中求贤的内容。

由于诏书之重要，为便于理解，将其全文意译如下：

“朕听闻，上天为芸芸众生设置君主，是为了抚养和治理他们。人君德不配位，施政不均，上天就要以灾异来警告他的不作为。不久前，大汉发生日食，这正是上天的警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严重的吗！朕以渺小的身躯，有幸被黎民百姓爱戴而奉祀宗庙，天下安定或动荡，重任系于一身，然而朕平时却只能听到两三名股肱之臣的肺腑之言，岂不可惜？朕若治国无方，上有负苍天所托，下有负嗷嗷众生，罪大恶极。希望见此诏令者，深思朕的过失，细察朕的不足，坦诚地来告诉朕。同时，希望各方能推举贤明优秀、公道正派且敢于直言进谏之人，来帮助朕弥补过错。请务必做好本职，节省费用，惠民便民。朕的恩德既然有限，不能传播于远方，因此总是寝食不安，担心外族来犯，边境军务一直未敢放松。现在我要带头节约，但军费不能省，所以决定裁减卫将军宋昌禁卫之军（非原南北军），太仆的马够用就行，其余的全部送到各地驿站为百姓服务。”

这封诏书，除了前面一部分是客套的空话外，后面主要说了两件事，一是要提倡节俭，二是要推举“贤明优秀、公道正派且敢于直言进谏之人”。第二件事的意义实在太重大了，因此这封诏书也可以干脆称为“求贤良方正诏”。

之所以说其意义重大，在于它开创了一种针对性的专科人才选拔方式。

汉初，中央官吏往往出于世家子弟，特别是以军功按资排辈的现象十分严重。到地方阶层，则要一定的家庭财富，至少十万家资（称为“訾”）才能出任官吏。武帝时董仲舒就称：在这种模式下录用的人，未必有贤能才德。

唐太宗看到一批批中举的新进士鱼贯而过，曾有句名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这是科举时代。而在汉朝，相同的是对人才的渴求，不同的是尚无更合理的选拔方式。

高祖刘邦时其实就已考虑这一问题，他敏锐地看到了治天下和守天下的关系，因此在去世前一年也有一条“求贤诏”。

“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书 高帝纪》

这句话的语气十分诚恳直接，仿佛可以想象刘邦迫切地在说：“有才能的人赶快来吧，我给你高官厚禄。”

只不过刘邦的求贤，还比较笼统，“贤”是一个大概念，并无特别强的针对性。而到了汉文帝这一封诏书，则很明确地说明了，我需要的是“贤明优秀、公道正派且敢于直言进谏之人”。

用原话来说，则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这句话里有两部分，“贤良方正”是大类，而“能直言极谏”则是具体标准。自文帝起，推举“贤良方正”成为汉朝不定期选拔人才的一种固有模式，而每次都会根据时势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设置不同的具体标准，有求“直言极谏”的，有求“文学高第”的，有求“习先圣之术”的，有求“明阴阳灾异”的，还有求“列将子孙”、“刚毅武猛”、“至孝笃行”等等的。“随所求而标举之，无定格，此后世制科之先河也。（吕思勉语）”

那么问题来了，汉文帝为什么要求的，是“能直言极谏者”呢？

他所面对的时势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所谓“直言极谏”，大约包含着两层意思：敢说话、说真话。

文帝越是对这样的人充满渴求，越是说明他知道身边的人，要么不太敢说话，要么不和他说真话。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自然是功臣集团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他虽然贵为天子，但对于京城来说，却像是远来的陌生客人，势单力孤。而这一帮老臣却是盘踞在此二十年左右的顽固势力。他们迎立自己，本来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在诸侯王中属于最柔弱、最好欺负的一员。这些老家伙自然对他阳奉阴违，没一句真话。他要在这场较量中活下去、赢下来，就必须听到有利于自己的观点，必须得到可以真正解决难题的建议。因此，收罗一批敢说话、说真话的贤能之士，是文帝主政后的当务之急。

为了谋求这一类人才，半年之后，文帝又下了另一条诏书，去除“诽谤”和“妖言”两项罪名。

诏书称：如今的律法之中，有诽谤和妖言之罪，这正是让众大臣不敢畅所欲言，以及无法招徕远方贤良的原因，即刻废除这两项罪名。

妖言并非指迷信的话，而是指谣言，吕后执政时期曾下过废除令，大约是中间又重新设置。

显然，这条诏书，正是为了配合“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的一条配套政策，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让人敢说话、说真话。因为存在这两项“因言获罪”罪名的话，功臣集团就能以此为武器，来攻击文帝选中的班子。要让人直言极谏，就得设置安全的言论环境。

文帝费尽心思，用尽各种方法，终于把敢说敢言的人才一步步挖掘出来，笼络到自己身边。

袁盎和晁错即是其中一对。

二十岁出头的袁盎本是吕禄舍人，幸运地没有在诛吕之变中受害，受其兄推举，时任中郎将，以敢于直谏著称。

有一回，文帝与宠爱的慎夫人一同到袁盎办公的郎署，本欲同坐。袁盎极力阻止，惹得文帝与慎夫人暴怒。文帝拂袖而起，袁盎追上前道：“臣听说尊卑若有序，则上下和谐。陛下已立窦氏为皇后，慎夫人乃是妾，妾与人主怎么可以同坐呢？陛下若是宠爱慎夫人，可以重重地赏赐她。赐她同坐，反而是害她。陛下难道忘了‘人彘’的事情吗？”

尊卑有序，自然是站在古人的观念而言。袁盎这一番话，实际上是提醒文帝要考虑窦皇后的感受。文帝一听，果然释怀。慎夫人也觉得极有道理，袁盎的确是为自己考虑，不仅转怒为喜，还打赏了他五十斤金。

不过这个故事和另一件事结合起来看，倒也可以侧面反应窦皇后其人性格。

文帝任代王时，先有一名王后，育有四男后死去。但是在文帝立为天子的几个月之内，王后所生的四名儿子也悉数病死，因此只能立窦氏所生子刘启为太子，窦氏子凭母贵立为皇后。

“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长男最长，立为太子。”——《史记 外戚世家》

原文的描述就已经非常直白，就差直接说是窦氏杀死了王后四男了。从以上两个故事，包括后来景帝朝、武帝朝窦太后的表现来看，其性格之强硬、其手段之狠毒，实不一般。

视线重新回到直言进谏的袁盎身上来。

另有一次，文帝骑着马从霸陵之上欲疾驰而下，袁盎上前一把拉住。

文帝问道：“将军如此胆小？”

袁盎道：“臣听说普通富人家的孩子，都知道自爱，何况天子。陛下只顾着在高山峻岭上纵马走险，就算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也要想一想宗庙和太后该怎么办。”

袁盎载入史册的记录，基本都是劝谏类的，可以归为“谏臣”。

而和他非常不对付，到了有你没我、水火不容地步的晁错，则是知名的“策士”。策士的意思是，当皇帝亲自就一个话题征求意见，你能不能给出具体的对策。策士往往思路清晰、逻辑缜密、口辩一流、文采绝世，而晁错就是当中的佼佼者。但是这里暂且先不提他。

我们必须要提的是另一名策士，有他在，其他人的光芒不得不为之收敛。

他的才能和同时代其他人相比，借用孔子学生有若的一句话，相当于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陵，河海之于水洼。

他的名字，叫做贾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