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微信中有乡友晒出自己的一幅字画，是用篆体写的“大泽龙蛇”，四个字中只有龙字采用小篆书写，而其它三个字是用大篆写的。为何龙字不用大篆来写，我想可能是大篆龙字结构要比小篆瘦小的多，加之大与蛇的大篆结构也偏简单瘦长，如果用大篆写龙，整个画面上的四个字则是三简一繁，未免结构失衡，故采用小篆写龙，笔画繁杂，也使字画的整体结构丰满起来。
在字画和印章篆刻上，都是讲究繁简相宜的，如繁花似锦配以虬劲古枝，则会有灵动鲜妍、庄重典雅之美，这样繁简并重，才能使字画、篆刻成为上品。颜真卿是一个书法大家，他的《祭侄文稿》侧锋浓墨，淋漓酣畅，但在其“繁”的墨迹中破空穿插中锋几笔，极为简约，使此稿成为书法史上繁简得体的典范。画家齐白石更是善于繁简的大家，其画作多用简繁留白写意构图，比如他的《不倒翁》。白石先生的不倒翁画作，可谓中国画界不可多得的佳构。那三尺长卷，仅在下部用大写意笔法勾勒出一个颇具神采的不倒翁，而用画作的三分之二的空间来题诗作赋，尽显白石先生飘逸的书法。那力能扛鼎的字迹，更加之白石老人的古诗才情，使得画作亘古不朽。
画作的成功源于画家对“繁简”的领悟。画家避实就虚，将题款复杂化，洋洋洒洒数百字，而将画作的主体简约化。这种“本末倒置”的繁简安排构成了图画惊人的魅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呀，正是这几千年来中国文人所形成的特有的关于“繁与简”的审美，滋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别样情调。
中国古诗是语言的艺术，它的高明所在，也源于合理地处理了繁与简的关系。我们知道《琵琶行》是千古名篇，白居易不惜笔墨，刷刷点点近百字，极力描摹琵琶琴声之优美，使人如临其境，谁不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天籁之音所陶醉？而末尾作者却极其简练地写出“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而戛然收束。给人以无尽遐想，似有无尽弦外之音，使得琵琶之声，绕梁三日而余音不绝。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说得好：“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无论繁简，要是拿“无可削”和“不得减”作标准，就都需要提炼。但是，这提炼的功夫，又并不全在下笔时的字斟句酌。像上面几个例子，我相信作者在写出的时候并没有大费什么苦思苦索的功夫。只要来自生活，发诸真情，做到繁简适当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顾炎武曾引用刘器之的话说：“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
从来的文章家都提倡简练，而将繁冗拖沓列为作文病忌。这诚然是不错的，然而，文章的繁简又不可单以文字的多寡论。言简意赅，是凝练、厚重；言简意少，却不过是平淡、单薄。“繁”呢，有时也有它的好处，可以描摹物态，穷形尽相；可以刻画心理，细致入微。此时，非繁不足以达其妙处，可称之为以繁胜简。所以说，在文艺方面，简笔与繁笔，各得其宜，各尽其妙。
记得我也曾对女儿说过繁简，但不是字画的繁简，而是做事的繁简。我告诉女儿说：“你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是可以将它分为两个问题去解决的，你要在生活中善于将问题分解，这样才能有效地去解决，这就是化繁为简，将难题变成几个相对简单的去处理，这样就容易解决了。”其实，在生活中处理和解决一些问题时，就要懂得抓大放小，要知道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这就是“要解决主要矛盾，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哲学道理。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繁简的道理，应不局限于书画文艺之中，在生活中、工作中，我们也可以借用。我记得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说：“见简即用，见繁即变，此乃通术也。”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遇到繁杂的，也要善于权变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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