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包故事

郑重声明  原创非首发 曾发表于传统媒体 文责自负

我能记起最早收到的红包，是1987年姨妈结婚时的押车红包。时年四岁的我和舅舅同乘一车护送她去姨夫家，作为娘家人，我得到了包着4张“大团结”的红包奖励。那时我并不懂红包为何物，请母亲代为保管。多年后才晓得在那个年代的故乡，四张“大团结”购买力有多惊人，由此可见姨夫家对这门亲事非常重视。

打那以后，每到过年我都会收到来自长辈们的红包，里面通常有十元到四十元不等的压岁钱。虽然对钱的概念依然懵懂，但隐约觉得这些长方形的纸似乎有着非同小可的“钞”能力，不然父母为何总是用各种理由“替我保管”这些压岁钱后就不见了呢？ 

1992年春节，父母在外地没能赶回，我在姥姥家过年。初一一大早，爷爷骑着自行车冒着大雪从城东到城西过来看我，我给爷爷磕头拜年，他塞给我一个红包，里面是四十元崭新的人民币。爷爷嘱咐我在姥家过年一定要乖，吃了碗饺子便起身告辞。望着爷爷顶着风雪离去的背影，我忽然觉得这红包沉甸甸的。

对每个孩子来说，过年时得到长辈给的红包是非常快乐的事，可在我的童年里，有一种红包是个不可触碰禁忌。那时在故乡过年，每到大年初四一定要去姨奶家吃年饭。每次去之前，父母会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拿姨奶给的红包！那时，因为一次意外，她家经济一度陷入窘境，父母如此这般提醒我，是不愿意给姨奶家增添多余的负担。有一年大年初四，姨奶照例非要发个红包给我，我再三推脱未果，只好接过来交给父亲。饭后出门时，父亲突然将这个包着二十元的红包放在鞋柜上，拽着我和妈妈拔腿就跑，任凭姨奶在后面大声召唤也没回头。父母能体谅别人的不易，这样的善良让我深深感动。

我收到的第一个港币红包是2006年在香港过年时叔叔给我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1000元和500元面值的港币，兴奋了好久。我用这笔压岁钱在香港开了自己第一个个人账户。如今，内地居民在港开户门槛增高，存款金额和管理费的压力曾一度让我头大。但除了工作需要，当年的那份欣喜才是我在港继续这个账户的原动力。

2008年春节是我扎根深圳后在深过的第一个年。大年初八公司开工，老板和各部门经理开始给员工们派红包，半天时间我就得到了二十多个红包，我兴奋极了，按老家当时的红包金额最低标准200元/个计算，最少也是5000多元的收入！我拼命按捺住狂喜的心情，钻进洗手间最靠近里面的蹲位锁好门，掏出红包开始数钱。老板给的红包装着100港币，销售部经理红包50元人民币。我心里一紧，继续打开后面的红包时，我傻眼了：10元面值的小票最多，甚至还有5元的！所有红包加在一起不到四百元，和我预期的至少5000元相差甚远。我悻悻地装好红包回到座位上，兴致不再像刚拿到红包时那般高涨。

后来我才知道，在广东，这种红包叫开工利是，图的是好彩头，大吉大利的寓意，而不是我们北方动辄几百上千的红包金额。而且通常是上级给下级、已婚人给未婚人利是。所谓入乡随俗，我欣然接受了这个粤式年俗，也成为我的红包故事中可圈可点的章节。

时光荏苒，我从接受红包领取压岁钱的孩子变成了发红包给孩子们的叔叔；回归家族企业后身处管理层，我要给下属同事们发放开工利是、奖励红包；亲朋好友办喜事，红包更是司空见惯的礼节。当微信红包、支付宝红包等慢慢成为红包的主旋律，发放红包的形式更加不拘一格，无需见面便可将心意转达。

然而我依然保持着现金红包的习惯，春节前取出崭新的钞票，用红包做载体，给我在乎的人们送去我最真挚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