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默尔索对妈妈并没有太深的感情，但他千不该、万不该的就是在葬礼前后把这种“没有太深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他不会硬挤出眼泪给别人看，也不想去看妈妈的遗容。他和养老院的门房聊着天，接过了对方端来的一杯咖啡——“加了牛奶”的咖啡——喝掉了。他又想抽烟，但犹豫了一下，觉得在妈妈的遗体前不能这样做，然后又想了想，觉得无伤大雅，就递给门房一支烟，两人一起抽了起来。
葬礼的第二天，累坏了的默尔索到海滨浴场游泳，遇到了以前的女同事玛丽。两个互有好感的人就这样恋爱了，当晚一起看了电影，然后一起回到默尔索的住所，上演了少儿不宜的内容。恋爱了一段时间之后，玛丽问默尔索愿不愿意结婚。
这问题当然只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但默尔索的回答是所有答案中最糟的一种，比直接拒绝更糟：“结不结婚都行。如果你想结，我们就结。”
玛丽又问默尔索爱不爱她。
默尔索曾经答复过，这时候便重复了一次：“这种话毫无意义，但我似乎觉得不爱。”
玛丽理所当然会反问：“那你为什么要娶我？”默尔索的回答是：“这无关紧要，你想结就结嘛。再说这是你提出要和我结婚的，我只不过说了一声同意。”玛丽说“结婚是件大事”，但默尔索说“不”。
沉默了一阵，玛丽说她只是想搞清楚，如果是其他女人在和默尔索恋爱，提出结婚的建议，默尔索会不会也这样接受。
默尔索答道：“当然会。”
当情节发展到这一步，相信所有的女读者都会怒不可遏。但事情竟然并没有向着决裂的方向发展——玛丽只是低声咕哝了一下，说默尔索真是个怪人，她正是因为这点才爱他的，然后笑着挽上了他的胳膊，说：“你想什么时间结婚，我们就什么时间结婚。”
后来默尔索在一次意外中失手杀了人，随着司法程序的展开，葬礼以来的各种“漫不经心”的生活细节在法庭上逐渐汇集，挑动起全社会的怒火。没人在意默尔索是怎么杀的人，是不是情有可原，他们只是瞪着一双双血红的眼睛，质问他在母亲的葬礼上哭了没有。默尔索的辩护律师终于按捺不住，大声嚷道：“说到底，究竟是在控告他埋了母亲，还是在控告他杀了一个人？”而检察官声嘶力竭地吼道：“是的，我控告这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
这句话震撼了所有人，让死刑判决成为定局。
——加缪小说《局外人》
一个并不复杂的过失杀人案在司法机器的运转中，却被加工成了一个‘丧失了全部人性’的‘预谋杀人’案，被提高到与全社会全民为敌的‘罪不可赦’的程度，必欲以全民族的名义处以极刑。
在一个和谐有序的礼仪社会里，所有人从小就在无数礼仪当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多数人都会活得妥妥帖帖，不会抱怨自由空间太小。他们天然地对那些价值观相异、行为标准不合的人生出厌憎。异类是扎眼的，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是必须的，而这些所谓礼仪、价值观就成了捅向默尔索的尖刀。说得再夸张一点，默尔索哪怕任何法律都不违反，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有一种“动摇国本”的杀伤力。
这个世界其实不缺默尔索这样的人，但他很难找到同盟，因为这些所谓的同类早已披上了伪装，共同将他推向死亡的深渊。我欣赏默尔索这样真诚的人，忠于自己而不是世俗给与的枷锁，但也能理解那些披上面具的人，这只是人性出于防御的本能。本能的选择也好，大胆的挑战也罢，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对错。事实有对错，但每个人都不一样又怎么去指责别人的选择，只要他不损害别人、不危害社会，适当的出格还是应该可以接受的。毕竟伟大，总是从冒犯开始。
我相信道德规范的教育，不管在个人成长方面还是在国家社会治理方面，都有非凡意义。但所谓的礼教，也有吃人的一面。多元的世界，多元的价值观，以更包容的心看待这个世界，也许有时候我们应该学习小说的作者一样，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去审视局内人的问题，感受可能会不一样。不然有时候我们学习的东西，会变成杀人于无形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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