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靠门口没有陪床的1号女病人悄无声息地出院了。我记得她瘦长的脸，头上绑着一方葡萄紫纱巾，绿花长裙领口处点缀着亮晶晶的碎钻，手腕上戴着一个银镯，厚丝袜下着一双粗中跟皮鞋。这是标准的哈萨克已婚妇女打扮。从她听我说话的反应知道，她是懂些汉语的。
那张床与病房里的其它两张床一样，靠着墙板，上面依次排列着氧气瓶、紧急呼叫器、三相插头、病号信息记录插口与吊液杆。病人们白天躺在床上接受医生护士的询诊与打针，吃饭时便成了座椅与贵妃榻，拔了针头后，那两平米是放松入梦之地。
几天里，有两波人来探视1号，他们进门向病房所有人完成扫视礼后，便收回目光，语气关切，神情郑重，低声问候1号的样子看起来得体又斯文。1号会带他们去自己的会客室，其实，那被称为会客室的地方只是一块直对病房的电梯通道，那里方便聊天的原因皆因有两排椅子。
一天，探视这女病人的队伍中出现了一个眼睛圆黑睫毛浓浓的小帅哥，5～6岁的样子，这小帅哥看来对成人话题甚感无趣，一会儿，他举着一个手机蹦蹦跳跳地进了病房，先是麻利脱鞋，然后扑倒在床，继而把自己翻过来摆成一个大字，又翘起二郎腿在床上摇了好多下，最后则平躺着专注到手机的世界里去了。
02
夜深人静时，中铺2号病老太的陪床女儿又开启了工作模式，她说自己在村委会工作，她连续三晚不戴耳机的扬声器模式不仅扰乱了我想读《红楼梦》的美梦，还让除了她母亲外的其他两病人头疼，我终于忍不住说了句公道话，她收敛后没再犯。
次日中午，趁她出去打开水之际，我给她母亲捧了一把车厘子，她回来后看见很开心地拿出一袋食物让我挑，啊，是雪白的奶疙瘩，轻咬一口，完全没有能磕掉牙的硬度，且带着酸软香，与外面卖的样子差不多，但味道与硬度差别很大。她用简单的词汇“山上”与双手举木棍往下捶捣的动作告诉我，这些珍品来自山上牧民纯手工制作，要用木棍连续搅动牛奶两小时以上才能得一点。
我一边吃一边举起大拇哥说“jiakesi”（好吃）“laxemaiti”（谢谢）她听我会说哈语，顿时来了精神，笑容不仅多了，我们的话题也丰富起来。
她用非常不流利的汉语向我介绍自己70岁的母亲因高血压入院，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5个，她是活下来的老三，有兄弟都不来照顾母亲。感叹父母年轻时困难重重，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困难基本没了，但身体却不好了。
说着说着，也不知道何时，她已启动教授我哈语句子模式，身旁的两位母亲都笑眯眯盯着我俩，她那不到100斤的母亲还会偶尔提醒一句我发音出现的问题。当我说对时，她就咧开那张干瘪的嘴，里面有好几颗缺失的牙齿。
03
时间指向深夜零点，1号出院后又来了位新病人，她打开了两盏天花板顶灯，病房顿时灯火通明。
病房多天里都是天黑后大家自觉睡觉，顶灯从来就没有打开过，如今的亮光把大家的心情也照得很灿烂，我看3号床位的母亲精神头十足，非常开心与感谢医院的医生措施有利，母亲几天里的住院治疗终于有了点起色。
已经进入零点了，不能再兴奋了，大家依次洗漱后准备关灯睡觉。突然，病房门外过道里传来嘤嘤嘤的哭声，后来便成了一片悲戚戚的腔调，刚躺上床的1号2号与我的临时哈语老师赶紧爬起来跑去门口，抽泣哭喊声集中在正对我们病房的电梯口，随着电梯门一关又渐渐安静下来。那是与他们有关的一条生命刚刚因抢救无效去世了。母亲淡然地对我说，人的一生，终究会迎来最后这一刻。我没有接话。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后，这里的医院一直施行严格管控措施。我作为母亲的陪护，得经过比平时更严格的核检与双抗测试合格后才能入院陪护。身份证早就被住院部护士没收了，因为陪护者与病人一样，在治疗期间只能进不能出，医院进大门是要求检验身份证原件的，没了身份证会寸步难行。
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侥幸者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进了医院大门，有的陪护不听医院规定私下出去办事，结果回来连第一道门都进不来，我终于明白了护士为何要贴心嘱咐我，用粉色手腕带威胁医院是没用的。
想进来的人大部分都是探视者或者给病人送饭的亲人们。每科的住院部一楼大厅都设有二道重点防护门，我们这楼下的女保安相当厉害，执行公务铁面无私。她只认陪护者的粉色手腕带，其他人想混进来发现一个赶走一个。那天，我从医院食堂买饭回病房进电梯，一个大壮汉硬是被女保安请出了电梯。我还记得她一句话“你们难道不知道这里有监控吗？我一旦放你们手续不全的人进去，下来就轮到我失业了。”
其实，让保安们去判断谁能进谁不能进也是靠直觉力的。所有能进第一道门的都夹杂着来看病的人，但能进住院部的人都得有住院证明与陪护证或粉色手带。这也是防疫防控的需要。
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一直在一楼大厅着急流泪，她手里提着饭盒却不能上楼，女保安看见后一边温柔地询问情况，一边拥抱着女孩帮她擦拭眼里的泪水，后来还是放行了。
还是睡吧，次日还要早起，医生又为母亲开了几项大检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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