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刘国光教授的谈话对于在改革中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参加研讨的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和教训的重要成果；刘国光教授的谈话揭示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与否同能否正确实施改革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于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改革实践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沈立人研究员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显学，如何抉择，影响到党政的决策和有关部门、地区的实施，不管其自觉或不自觉，都有不可阻挡的导向功能。正如刘国光教授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会导致政策实践的迷失。一段时间以来，虽然中央文件坚持原则，但是某些部门领导和地方负责人，学历提升，知识西化，所说所为常有偏差，并且酿成了不良后果。例如：
——改革的方向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人认为应当取消社会主义特征，不尽公开的理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无法兼容，进而肯定市场万能，质疑任何国家干预和调控。商品市场如此，要素市场更如此。延伸到国际化，更是彻底自由化，作为全球化的信徒，否定对民族经济的必要保护。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原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有人认为，公有制是虚拟，产权明确就是以私有为基础；这几年，把企业改革变为“改制”、“转制”，不少地方先后厉行民营化，其实是私有化或非公有化，口号有“国退民进”、“退出一切竞争领域”甚至赞扬“卖光”。其结果，“黑箱”育成少数暴富，广大职工受损无益，包下了所谓改革成本。
——分配的原则曾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一般流行的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不同。而在实践中，把效率优先理解为对管理层加工资，对劳动力讲廉价，以致贫富分化、两极悬殊，基尼系数不断上扬，仍在讳疾忌医。刘国光教授提出要“更加注意公平”，却被指斥为倒退，言下之意，还要拉开。其结果，征税主要针对工薪阶层，而对按要素分配者大放水；发展成果为极少数人独吞，略有布施其他，决非惠及全体。
——阶层分化后，出现劳方和资方，劳资关系普遍对立；按照新民主义政策，该是“劳资两利”，实际做法却处处向私方倾斜。农民工的索欠薪至今未全解决，加班加点多而不给加班费的呼声甚急，生产不讲安全以致矿难不绝，责在何方？
——媒体宣传与民间反映，大相径庭。如上面提倡“减员增效”和大拆大建以及买断工龄，而下面则受失业之惨，深感恐慌；公务员几次加工资，厂长经理改年薪而增至十倍、几十倍，但多数蓝领10多年工资未增、即增也赶不上物价；经常宣传推广低保，而享受低保者则认为这辈子完了，教育、医药和买房支出，被称为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诸如此类，群众怀疑：这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某些经济学者却解释：这些是合理的、难免的，至今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符合经济学原理和市场经济法则。显然，他们奉行的只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法则，而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越来越远！
刘东和教授认为，反思流行的一些改革理论是必要的。“效率优先”这句话本身没有什么错，但是它被精英们异变成“私有制优越”和“富人优先”。其实，市场竞争本该讲求效率，应由效率来主导，但市场天性嫌贫爱富、凌弱倚强，具有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自发趋势，所以在涉及民生的社会分配领域应更多地注重公平，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人民大众的命运交给市场摆布。而“一次分配先讲效率，二次分配再讲公平”，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并不科学，不符合科学改革观和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留下大量的后遗症。事实上，一次分配在大的部分上既已丢失公平，靠二次分配来微调和补救，犹如杯水车薪、扬汤止沸，才导致了社会大范围不公的局面日益严重。当然，社会机构的运转也要有效率，市场也要讲公平交易，但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事情，不要混为一谈。总而言之，市场竞争的基本指标是效率，社会和谐的主要指标是公平。只有这两个指标互不错位，各有所用，各得其所，生产力才能高度发展，社会才能高度和谐。抛开社会公平去奢谈这样那样的改革，老百姓不会接受。真正的改革从根本上说要惠及全体老百姓，而不能只让少数富人捞取好处，倒过来让多数穷人为之承担高昂的成本。这几年，教育、医疗、电力等诸项改革“基本不成功”，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改革也应回到“以人为本”上来。
何干强教授认为，刘国光教授的谈话为经济学界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做出了表率。胡锦涛总书记近年来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些论述深刻地阐释了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含义。刘国光教授强调改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也就是为了真正推进在改革中的“以人为本”。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在充分看到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反思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发现并纠正误导改革的某些理论误区是十分必要的。这是遵循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具体表现。面对那种把贯彻科学发展观反思失误，诬陷为“反对改革”的诡辩术，我们可以体会到，党中央提出“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指导方针，极其英明。可以肯定，坚定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广大干部群众必将越来越容易识别那些偷换改革概念，妄图改变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错误主张。
四、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必须纠正盲目“西化”的倾向
刘国光教授在谈话中强调，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必须纠正那种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的错误倾向。大家在研讨中普遍认为，刘老的意见切中时弊，说出了大家的心理话；能否纠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西化”倾向，关系到高校能否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关系到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领域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现在确实到了需要采取有利措施纠正倾向性问题的时候了！
沈立人研究员指出，奉行什么经济学，学校教材和考试导向起到相当决定性，并关系到培养出来什么样的一代一带执政者即党政官员。要不要重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性？这个问题，本来毋需再探讨。因为《党纲》和《宪法》都已明确马克思主义是我党和我国的指导思想。然而，正如刘国光揭示的，在当前理论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了，甚至边缘化了；相反，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从教材设置到考研，悄悄地成为主流。对此趋向，同仁确有同感，只是忧喜不一。有人猛醒，有人猛怒，不在意料之外。
南京财经大学陶用之教授认为，在今天高校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确实有一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的倾向，这是应该反对的，要赶快纠正。高校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辩证的态度来看待西方经济学，承认其阶级性，分清哪些是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有用成分，批判、借鉴和吸收其科学成分。
经济学有阶级性（有些人激烈否认）。对于这一点，连不少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罗说：“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是惟一可行的生产方式。从本质上说，西方经济学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它极力否认资本主义剥削，力图掩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否认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这种阶级性必然造成西方经济学历史观的局限性。这一点，对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高校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必须认识得很清楚。
因此，在教学和研究中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一是西方国家与我国的社会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不同，彼此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出发点和研究对象不能相提并论。二是利益关系的价值取向不同，西方经济学者从本国的立场出发，提出的理论会带有资产阶级阶级的局限性，照搬西方经济学将损害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劳动人民的利益。
南京财经大学蔡国新教授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人把取得成绩的功劳记在西方经济学上，而把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却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头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地位决不能动摇。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既不要停留在原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容上，又不能片面地倒在西方经济学一边。
奚兆永教授指出，我们强调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反对把西方作为“主流经济学”，并不是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我们有必要回顾列宁在上世纪初讲得非常好的几段话：
“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说到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的说来，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神学教授不过是神学家手下有学问的帮办。
“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他们的反动倾向，善于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做斗争。”[1]
“不是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世界观，这是一回事；匍匐在资产阶级科学面前，重复马克思‘有片面性’等等具有明确意思和意义的词句，这是另一回事。其次，如果说到‘重复和转述’，那么重复和转述柏姆-巴维克和维泽尔、桑巴特和施塔姆勒本身，难道先天地比重复和撰述马克思的观点更值得注意吗？”[2]
五、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必须采取切实措施
在研讨刘国光教授谈话的过程中，一些专家学者对如何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真正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朱必祥提出：问题的切入点是让马克思主义者掌握经济学领域的领导权。目前一些主张彻底私有化和西化的人，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甚至连“学派”的地位都不给！有些地方经济学与管理学专业，不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不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试题；有的经济管理类刊物不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文章；有人歧视、讽刺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教师，随意攻击马克思的理论观点；有些学校面向非经济学专业学生开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学原理》课程，虽然有了中央规定而不敢取消，但是却尽量压缩课时，尽量上大班课。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选择马克思主义者掌握经济学领域的领导权才能改变目前的局面。
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在教学中，要敢于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不能把“政治经济学”讲成“政治学”、“政策学”；要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疑难问题；要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要让人们认识到马克思经济学在解释重大经济问题和现象上的深刻性、预见性，尤其在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历史规律与趋势方面，在经济利益关系和社会集团、阶层、阶级关系的经济分析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根据我的学习和教学经验，面对“西化”倾向，问题不在学生方面，而在领导，在教师，在舆论导向。可以用不同理论方法分析同样经济问题，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不同的答案，学生就会从中受到正确的引导。多数学生是有鉴别能力的，是相信真理的。我相信代表多数人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李炳炎教授结合学习刘国光教授的讲话精神，对如何迅速纠正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的“西化”的偏向，从5方面提出了建议：
1．纠正高校经济学的教学方针。目前高校经济学教学实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作为基础理论课的“双轨制”，这实际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建议实行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单轨制。
2．调整高校经济学教学内容。目前不少高校经济学专业课程体系中，西方经济学的总课时显著超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总课时。建议调整课时比例，突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遍开设《资本论》课程；西方经济学在大专列为选修课。
3．纠正研究生考试存在的偏向。目前在高校的非经济专业的所有经济类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侧重考西方经济学，不考或少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考试导向将考生的注意力引向西方经济学，忽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建议加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占总分的比重。
4．纠正教材西方化的偏向。这些年来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多种版本，大量涌入，不少高校要求研究生使用英语原版教材，这种变化，反映了教学体系西化严重。建议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经济理论的研究工程的建设，广开才路，开门研究，广泛吸收确有水平的专家参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材要有多种版本，最好实行公开招标、竞标。
5．清理队伍，保持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目前有人主张由海归派军团占领经济学领导岗位，排挤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这种西化倾向，已扩展到党校和政府部委培训机构。国内一些期刊也推行“美国范式”，洋八股盛行。凡此种种，必须加以全面纠正。建议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队伍特别是领导岗位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凡是主张私有化的人，凡是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贬低以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西化严重的人，一律调离领导岗位，要让包括高校的校长书记、院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和重要期刊的社长、主编、副主编等岗位，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