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晚年论发展马克思主义
【 作 者】王文滋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 正 文】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本是恩格斯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论断。1887年，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胡绳晚年借用恩格斯的这个命题，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作过专门论述。1994年底，在中宣部等单位联合召开的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胡绳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演讲，当即在会上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响。石仲泉回忆说：他当时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当场“许多代表对他说：什么是最高水平?这就是当今我们国家的最高理论研究水平。这篇讲话是一个老题目，但讲出了一般人讲不出的新意”(注：石仲泉：《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67页。)。1995年11月，胡绳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志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研究规划时，又谈到了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那次谈话在国内没有公开发表，而后来香港的一些报纸在传播胡绳的谈话内容时，把问题说得很片面，完全走了样。1996年10月，胡绳在接受《百年潮》杂志社社长郑惠先生的访谈时，借机把那些误传作了澄清，并再次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作了比较新的阐发。胡绳提要式的宏论，独辟蹊径，新意迭出，把一个多数人知其然，却道不出其所以然的道理，分析的头头是道，令人信服。本文择其要点，略论一二。在当前形势下，研究胡绳的这一学术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与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技术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来源，不仅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而且也包含着来自各门自然科学理论成果的启迪。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精通数学，并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深入钻研与此有关的化学、农业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他晚年对用化学合成法制造细胞的试验很感兴趣，并高度重视电在各方面的应用。恩格斯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有渊博而精细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的。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革命实践的新发展，不断修正自己的个别论点和阐述。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20世纪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卫星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创造了广泛的可能性，使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革。邓小平高瞻远瞩地分析了科技发展的这一新特点，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胡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无论无机世界还是生命现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新的认识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而恰好是为这种世界观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利用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新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胡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推进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和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新证据的同时，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就业、通讯、产业结构、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科学技术发展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穷人和富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矛盾。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劳动生产方式，也必然会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影响，使其原有的内涵解释不了新的现实，比如经典的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就解答不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脑力劳动者的阶级属性问题；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是否创造财富和价值问题；资本、经营管理能否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问题；工人不再是无产者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如果还停留在蒸汽机时代、停留在电气化时代，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就必须表现在它能够容纳科学技术革命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并深刻阐释它的社会意义；表现在它能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自然资源，特别重视科学观念的变革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所以，胡绳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对于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都不能不发生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考虑这两个问题不能不顾到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胜利。”(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前提；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阶级、阶级斗争问题的新观点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政治现象。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政治现象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对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我们都应当进行阶级分析，以便透过种种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对于当前国际范围内存在的诸多矛盾和斗争，对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仍然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问题，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经历了一场新的革命，使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主要表现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在工人中的比重加大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相对减少了，在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白领工人”数量甚至超过“蓝领工人”；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一部分工人购买了股票，成为“股东”，可以拿到股息；资本主义企业实行资本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一些专家学者受聘出任经理、董事长，成为企业的管理者；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状况和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大为不同。如何看待这种新形势下的阶级状况?胡绳的新观点是：这些情况表明，“过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成为一方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一方是极少量的资产阶级，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两个阶级之外，还有好多中间阶级”(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所有制结构上以及经营管理上的新变化，社会出现了新的不同的阶层。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远远超出了以往“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解释框架。就城市来说，社会分化中出现的各类管理者群体、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各类办事员群体，各类自雇佣者群体等，就很难把它们说成是“管理者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办事员阶级”、“自雇佣者阶级”。同理，这些社会群体，也很难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甚至于工人群体，私人企业主群体单纯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现在也有困难。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拘泥于原来的解释框架，硬要客观的动态的阶层结构适应于主观的静止的理论解释框架，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这样就会在理论上离实际越来越远，丧失生命力，谈不上提出较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在实践上则无法对社会决策过程产生应有的影响，也无法对推进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进程起到应有的作用。
有鉴于此，胡绳提出：“要改变过去那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的观点和做法，要根据较之一百多年前有了很大不同的历史情况、现实情况，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新的研究，作出新的论断。对当代世界总的形势和各个国家形势的分析，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但不能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新变化，“说明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论证，也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三、关于新时代革命形式的新观点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在这样的时代，还有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与马克思主义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不同?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存，不再变革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在根本上站不住了。
胡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会过时，就因为资本主义终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资本主义和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这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的趋势。不过向这种趋势发展的道路是山重水复、迂回曲折的，绝不会像过去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比如，恩格斯曾经这样说：“到1898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浪静，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以至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战后比较平稳地发展了数十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没有预料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或许要比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料想的要复杂得多。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搞暴力革命还行不行?胡绳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他列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南非民族斗争方式。南非的曼德拉曾主张过暴力革命。但是在狱中的十几年，他一直在考虑用什么方式取得民族斗争的胜利。经过深思熟虑，他出狱后放弃武装斗争，选择了非暴力的斗争道路，用和平谈判解决了问题。“当然那里还不是搞社会主义，但按照我们过去的老观点，仍会认为这种做法是严重的倒退。实际结果是他当了总统，在消除民族隔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二是中国香港回归模式。邓小平从维护祖国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以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为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我们按照这个构想，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从而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范例。“我们用和平谈判方式同英国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也是因为形势变了，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大国，而大英帝国已经衰落。这种方式应当说也是很有创造性的”(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许还不能排除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是，毫无疑义的是，非暴力革命的手段可能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过，胡绳同时又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绝不表明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变不动，不表明“资本主义万岁”，而且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大发展，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巨大的矛盾或问题，例如世界性的环境保护问题、毒品问题、反恐问题、洗钱问题、人口问题等等，都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框内所能解决的。“资本主义虽然还会有发展，但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将始终不得解决。因此，我认为，还得有社会主义革命，只不过革命的形式会是多种多样的”(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胡绳总结说，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革命形式的多样性的出现说明，“按照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作出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现实性。也许由此可见，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种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历史也不会机械地重复已有的经验”(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研究这些事实，并据以展望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人们将能够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增添新的观点”(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是胡绳先生晚年很有创新的一个见解。
四、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刚创立之时，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立世的。20世纪20年代，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人们开始面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对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胡绳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武库中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会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当然也只能这样。因为当时现实生活还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提供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显而易见，在胡绳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尚只是革命的科学，还不是建设的科学；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据许多学者考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连“社会主义建设”的概念也没有。
胡绳在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这个论点上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对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关系作出了独创的和令人折服的新释。胡绳先生指出：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全世界远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还将遇见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科学仍然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更是任重而道远，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的科学更要发展。就社会主义要建设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崭新社会而言，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也是革命的科学。但是这两者又有区别。因为革命的任务和建设的任务不同，革命的经验不能简单地运用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主要依靠新的经验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推翻旧社会的问题，因此它的内容绝不能只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说得明白一点，革命与建设的区别就在于：“治理一个国家和发动一场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事。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政党，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政党，对于社会所负责任极为不同，也是很明显的事。革命是在社会动乱中发生，建设则要求社会安定，在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作用及其具体形式，当然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以往的社会历史经验的研究，但是从建设的角度研究历史经验，和从革命的角度进行这种研究相比，会有许多原来不注意的内容需要注意。”(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第二，胡绳把苏东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看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契机。列宁为了阐明理论的重要性经常引用普列汉诺夫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把这句话改造一下，我们也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而且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胡绳正是用这种观点，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对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瓦解的问题，胡绳看到的不仅仅是低潮和挫折，他说：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瓦解，是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这个失败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没有成熟”(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种分析是催人深省的。胡绳还说：“在建设的领域内，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所以这个失败很可能是先进的人们对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的契机。”(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对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成功的实践和经验有意义，失败的实践和经验也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或许会更有意义。
第三，胡绳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出色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已在世界范围内的广大领域成为现实，但是胡绳认为有两个现象必须引起注意。其一是社会主义首先诞生在资本主义欠发达或者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之后没有长期保持。(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两个现象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有想到的。这两个现象不是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论据，正好说明要根据历史发生的变化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在论述这两个历史现象时，胡绳对马克思提出的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有新意的论述。胡绳指出：马克思这里指出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是指，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页。)，也就是，不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按照马克思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这种国家如果不经过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现在，世界上国家那么多，国情千差万别。资本主义欠发达，仍背着前资本主义的许多负担的国家，无论就国家的数目和人口数计，都在世界上占多数。“是否它们都必须经过‘卡夫丁峡谷’，如何才能既不经过这个痛苦的‘峡谷’，而又能享受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一切积极成果，这实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都证实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与马克思这个重要观点有着密切联系的。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经过的“一些过渡阶段”；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其核心是要通过改革和开放，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以“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则是要求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最要紧的方法。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是依靠这个理论的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国内的风浪中安若泰山。“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五、评议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与过去相比，我们的理论水平确实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他说：“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的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今天，我们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仍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对于我国理论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努力，胡绳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不过，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1994年，他说：“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责任。”(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2000年7月-8月，在他生命的征程即将结束之时，他还不无忧虑地说：“现代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相对来说，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发展滞后，由此造成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难以及时判断和认识，更谈不上超前预测了。”(注：魏久明：《胡绳最后日子的片断思绪》，《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70页。)
胡绳晚年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深阐述，为理论工作者更好地完成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首先，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批判地吸收世界最新的一切优秀理论成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有一种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不仅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而且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这种倾向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需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思想体系；它从不满足现状，主张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应当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样及时地吸收、消化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兴起了许多新流派、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出现了若干交叉学科，对于它们的“合理内核”，我们都应予以利用，而决不可采取轻视、甚至排斥的态度。
其次，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建立在正确回答时代课题的基础上。人类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每个时代都有需要本时代解决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向世人展示了它善于准确把握时代课题的科学本色。在自由资本主义疯狂扩张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列宁提出了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在落后的东方大国找到了发动工农群众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邓小平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世界形势继续发生重大的变化、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新格局开始出现的新世纪新阶段，江泽民科学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理论工作者要做到与时俱进，就要有敏锐地把握时代课题的理论的能力，不能正确把握时代课题的理论则必然被淘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被抛弃，就是在一个需要建设的时代，错把“革命”当作主题的反面例证。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实是一种背离。理论工作者应该牢记这样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