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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无耻的“北京人”
初到北京，看什么都比长春好。火车站大气磅礴，出站口比长春整整大了一倍。站外车如流水马如龙，高楼鳞次栉比，连身边穿梭来往的人群都透着高人一等的气息。
出了火车站之后，我背着随身的包裹，就像刘姥姥游览大观园似的，一路走来，目瞪口呆，啧啧称叹。我深呼吸了一口气，似乎北京的空气也是与众不同的。望着眼前的一切，我的内心激昂澎湃。父亲去世之后，我一直都以为，那个我从小就坚守描绘的梦想，那个想要踏出长春在这样精彩的世界中闯荡的梦想，永远都不会实现了。现在我却正踏在首都的土地上，站在这个千百年来帝王将相文人商贾云集的地方，竟然将要在这样的城市中工作了。我激动的望着高楼车辆交织的远方，这真是一个繁华广阔引人入胜的地方。一踏出火车站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投入到我的工作中去了。
摸摸干瘪的口袋，我跟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向不远处的公交车站。我知道，这样的城市，这样的我，决定我花钱绝不能够大手大脚。当时北京尚处在炎炎的夏日下，公交车上又挤得严丝合缝，车里几乎可以说是汗臭熏天，然而我听着车里人们偶尔传出的混着浓郁的京味儿的抱怨，看着窗外北京的景色，心情却依然兴奋，丝毫没有被这炎热和拥挤影响。
一个小时后，我终于来到了我将要工作的地方。报社在建国门附近，环境很好，高高耸立的大门，闪闪发光的地板。来来往往忙碌的工作人员们，西装革履，神采飞扬。站在报社的门口，我忽然紧张起来，是一种夹杂着对未来的忐忑以及对未来的希冀和憧憬的紧张。这样的情绪下，使得我的手心里竟有些冒汗了。我在空气里甩了甩有些汗湿的手，心里颇有些畏缩，然而却又带着不服输的底气，堂堂正正的走进了报社的大门。
接待我的人朝着我热情却又严谨的微笑，让我跟着她去编辑室。没走两步，我便看到几个端着大叠大叠资料的人来往于一个棕色的门间，抬头看着上面挂着的牌子——编辑室。在看到这三个字之时，我的精神似乎随之一震，忽然觉得气氛变得庄严肃穆起来。这就是我曾一遍又一遍在脑海里描绘想象过的编辑室啊，跟我想象中的似乎有些不同。想象中的办公桌似乎不是这样摆放，还有墙壁似乎应该是那个样子……然而这些工作上一切的外部摆设在我认识了我的新同事时，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介绍认识之时，我才发现这样小小的一间编辑室，实在是卧虎藏龙。“这位是某某博士，某名牌大学毕业。”“这个是某编辑，北京某大学的中文硕士。”……诸如此类的介绍和人一一展现在我的眼前，即使是最差的也是本科生，而且也是名牌大学的本科生。学历上的悬殊让我忽然从心底产生了一股自卑。自卑之后我却又想到，以我这样的学历，现在仍旧能够跟他们站在一间编辑室中，能够从事同样的工作，心里却又有了股自豪。那种既自豪又自卑的感觉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就像苦涩夹杂着香甜。现在回味起在报社工作的那段日子，这样矛盾的滋味仍旧记忆犹新。
正是这样的矛盾，让我刚开始便能够平和的接受任何工作上的刁难。正如，我的那个就放置在编辑室门口、紧靠着厕所的办公桌。编辑室门口人来人往，纷乱嘈杂，又混合着厕所旁特有的空气。与其他人安静整洁的办公环境比起来，确实是天壤之别。工作之暇，微风吹过之时，我就会想起一句经典的广告词——味道好极了！我想这也算是苦中作乐吧，环境总是需要人主动去适应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怀着不错的心情进入了我的工作，只是这一点点的困难，根本打消不了我和这些硕士博士们一起工作的热情。
当天我便马上风风火火的投入了工作之中。我的工作就是把文章归类，和给作者打电话，顺便打扫卫生。这都是一些琐碎微小的工作，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我心里明白，没有什么人能够一步登天的。即便是天才，也要在细节中慢慢向人们展示他的能力。于是我没有抱怨，乐颠颠的干好每一件事，完全投入了我十二分的热情。凭借着我小学时积累的阅读量和训练出来的阅读速度，我相信文章归类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即使我只是看文章的开头，便可以马上划出文章的类型，但是这个时候我并没有因此而大意。为了谨慎准确起见，我还是一板一眼的把文章快速浏览一下，再果断的做出判断。我知道，这个时候的错误对于新人来说是致命的，我不愿意我的自信变成了盲目自信，不愿意我自认为最大的优势却成为我的软肋。然而分类之时，总会遇到模棱两可的文章。这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没有什么唯一的断定，必然会有个人的观点。这个时候，如果我贸然做出判断，到时候遇到了分歧意见，可能自大粗心莽撞就会成为我的代名词。若是我只把这些文章挑出来单单至于一堆不做选择，则又可能会被这样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被说是没思想没主见。骑虎难下时，最终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作出判断之后，我把这些文章的标题写在一张纸上，后面备注上文章可选择的分类，并注明我分类的理由。思前想后，只有这种方法是比较保守安全。虽然这样费时费力，但是对于一个新人来说，这开始的苦还是要吃的。不得不感叹，初来乍到，确实需要事事留心时时注意。只是拥有工作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凸显出的细节才能够说服人。
我全身心的投入到新工作里，然而当我乐颠颠的干完一天的工作后，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报社没有单身宿舍。一心只在工作上的我当时听了这个消息后就立刻傻了眼。初次离家的我第一次有了漂泊异乡的感觉，也是第一次开始为了房子而苦恼。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将要因此开始经受最大的苦难。我不得不去找房子了，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想要找租一间便宜又方便我上下班的房子实在是难上加难。神经紧绷了一整天，身心疲惫有如散了架一般，然而我还是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体四处打听，只为寻找一个容身之地。我难过的一次次听着那些人们口中说出的价格，一次次又落寞的离去。打听了半天，我到了当时北京租房最便宜的四环外的学院路。我找到了一间不到12平米的平房，看到那间房子，我才终于理解了什么叫家徒四壁。然而它还是成了我在北京的窝，因为它的租金是50元／月，已经便宜到不能再便宜了。
正当我为自己高呼万岁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却接踵而来。我的月工资被定为148元，当时不算低了，但对我来说就是"灾难"。从学院路到报社的距离大概是35公里，如果坐车得先到西直门，然后改乘地铁。到西直门的车票是１.２元，地铁是0.5元，每天一个来回就是３.４元，按26天算（那时没有双休日）得花８８.４元加上房租的50元，一共是138.４元，我每个月就只剩下９.６元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没办法我只好选择骑自行车上班。我弄到了一辆破旧的二手自行车，车身的喷漆斑驳陆离，脚蹬上的橡胶都已经不在，只剩下两根光秃秃亮晶晶的细杆。我推到修车的老人那里装上两个新的脚蹬，车链子、车头的转轴上都抹上油。这便是我赖以生存的交通工具。在这个繁华的北京城里，我要骑着它走过三个半小时的路程，才能到达报社。这样来回加起来，我每天在路上竟然要花费7个小时！一天一共二十四小时，竟然有七个小时我都在“运动”，我甚至都以为我的本职工作是骑自行车了。
然而更令人苦恼的是，北京的夏日尤其炎热，即使是早晨和傍晚，在我这么长时间的骑车“运动”后，我早已是汗流浃背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还要勉力保持编辑的形象，在那个进进出出都穿着尤其正规的报社，大家虽不都是西装革履，但也是穿着庄重正式的服装。我不能允许自己这样狼狈的模样。也许有些微的虚荣在作祟，但好的工作形象也是工作态度的体现，代表着对这件工作的重视程度。每天带着满脸的汗，身着汗臭的衬衫走进办公室，旁人表面没有微词，心里也乎嘀咕这个人的工作状态，我自己也会不自在。
无奈之下，我只好在前心和后背各贴一块毛巾。虽然这让我更热，但是这样衬衫就不会被汗打湿了。到报社时我取下毛巾，往往一拧就是半盆水，汗流浃背这个词形容我在贴切不过了。而且这种罪每天还是“双循环”，消耗着我的体力，又占据了我宝贵的休息时间。再加上有时稿件多时的加班，那时我每天的睡眠时间为4~ 6个小时。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和“运动”让我的体重直线下降，我咬着牙死撑。俗话说的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这样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的做法完全是在透支生命。终于在我的体重从128斤运动到98斤的时候我扛不住了。与此同时，父亲的挚友，那个为人善良的社长也离休静养了。
伴随着社长的离休静养，公司马上进入了新鲜血液，新社长走马上任，同时，报社开了一个新部——广告部。这对于身体已经吃不消的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机。我当时的想法是：拉广告可以不按时上班，还有高额的奖金。而且，在这个人才众多的报社，那些高学历的人们根本不会愿意放下姿态到外面四处奔走，为了拉广告看人脸色。事不宜迟，当断即断，我马上就把自己的想法付诸于实践。第二天我就敲开了新社长的办公室说；“听说报社刚开广告部，我想去锻炼锻炼，请社长给我个机会。”果然不出我所料，新社长很爽快的答应了我。他正愁这个烫手山芋无处可抛，现在有人主动请缨，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不仅答应了我的请求，还给了我一个广告部主任的头衔。我以个人的名义和报社签了合同，合同上写着每年100万的广告额度，超额部分以0.6%给予我个人奖励。当时能拉到100万的广告确实不易，对于我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地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报社的人都以为我根本不可能赚到那0.6%的奖励，所以对签约很不以为然。但三个月后，我却让他们所有的人都跌破了眼镜。
我只是充分的利用了大地日报这块金字招牌和企业对国家大报的信任，在三个月内我竟然拉了700万广告。消息一出，举社哗然。要知道超额600万对于我就是3.6万元的奖金呀。人总是喜欢比较的，我任劳任怨，坐在靠着厕所的办公桌旁，做着最琐碎的工作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关注过我，似乎认为我这个低学历的外地人就应当是这样的待遇。一听我将要拿到这么多的奖励，那些高学历的北京人都坐不住了，心里不平横促使他们纷纷到社长那反映情况，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我和那还没发到我手里的3.6万元钱。社长也忿忿不平的私下对他的亲信说：小王靠着大地日报，还赚大地日报的钱，真不是东西。随后又是一连串的京骂。这些话都是一个沈阳的编辑偷偷转告我的，我至今都感谢这个东北老乡对我的好意。
终于，那个北京籍的新社长来找我了。堆着一脸伪笑先对我打官腔说："小王，首先感谢你对报社做出的贡献。"接着就是我预想的那些话。无非是什么有人反映啊，什么不要把钱看的太重呀，什么社里很重视你呀等一系列费话。我看着他，俨然像是在看一只猴子在面前手舞足蹈上窜下跳。终于在最后，他说出了他无耻的解决方法：奖你2000元，升你为办公室副主任。出乎他的意料的是，当下我竟很爽快的答应了他，而且毫无怨言。因为我知道胳膊永远是扭不过大腿的。我暂时强忍着那随时都会暴发的愤怒，又笑着和这些北京人打成了一片。之后日子表面上看来似乎风平浪静，天下太平。
然而那些都只是表面上的而已，这只是我在蓄积力量准备反击而已。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经过了这一次，我早已忍受够了这些北京人的嘴脸。我可以一时任人宰割，但不会一直都让他们得意的牵着我的鼻子走。在我看来，瑕疵必报从来不是什么坏的品质，更何况我已经处在忍耐的极限了。反击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义无反顾的出手了。在和客户谈判时，我先和大地日报的另一家月刊打好了招呼。于是，这些客户在我们报社登了三个月广告后全部倒戈。我从另一家月刊那里拿回了我应得的3.6万元。每个环节都进行的异常顺利，我昂着头走进了社长的办公室，还没等我说话，社长就面色铁青的对着我开始大发雷霆了。我耐心得听着他说完那些激烈的措辞后，开始了我最终的反击。我说：“我孤身一人从长春来到北京，顶着烈日去拉广告，你们却吹着空调喝着茶水。可是我应该得的钱却没有得到，我和报社签的合同连手纸都不如，你凭什么跟我在这里说三道四。我只是拿回了我应该得的钱！”越说越激愤，我似乎把几个月来的心酸和隐忍一股气宣泄了出来。说完后，我把手里所有的过期资料全部扔到他丑恶的嘴脸上，转身走了出去，心里直呼痛快。接着轮到那些高学历的北京编辑了，我一个一个开始数落，除了那个东北编辑以外，所有的人都被我骂的狗血喷头。反映强烈者我就伸出自己的拳头拿出东北人的彪悍。所有的北京人都一言不发了，他们既理亏又怕我的拳头。
最后，我对着他们扔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你们北京人是我活了17年来所见到的最无耻的人。我厌恶北京人，也厌恶这个城市，无论如何以后我都不会在北京停留超过5天，待久了我怕自己也变得无耻。”
我遵循着自己的诺言，其后的20年间我从来没在北京停留超过3天。我是个很偏执的人，就像我后来出事的时候痛恨长春一样。我认为我给予长春这个城市很多，而长春不但没给过我什么，长春的媒体却无耻的向我泼脏水一样。可是在我出事的时候，北京的朋友却是给予我最多关怀和帮助的。而当年年轻的我却真是这样固执的认为北京人不好。
话外音：真不知道王晓拿到那3.6万元的感觉是什么？但从北京人的种种行为上来看，他的言论虽然过激但也不算过分。炒了报社鱿鱼的王晓又去了那里呢？
（未完待续，请点击查看带头大哥王晓自传 第三章 深圳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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