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住院期间，我要到医院陪护，医院只准办一个陪护证，给了父亲。医院规定，没有陪护证不让进住院部，所以我要进入住院部是十分困难的。
母亲住院后第四天要做肺部穿刺检查。那天，我冒着大雨早早地来到住院部，在电梯门口被拦下了。我就打电话让父亲把他的陪护证送下来，有了陪护证我就可以进去了。父亲给我借了一张陪护证，（别人也用过此办法，都成功了）塞给我时被经过的一名护士看见了，护土从父亲的手中夺了去。“这是你的陪护证吗？”“是呀。”我和父亲几乎同时答道。“陪护证上患者叫什么名字？”父亲极力辩解道：“这是我们的，不假，小姑娘，就是我们的。”我也附合着：“真是我们的。”护士坚持问：“那你们说出患者的名字，是你们的怎么会不知道患者叫什么！”护士挑衅般的问话使父亲的脸涨得通红。我急切地近乎哀求道：“给我们吧，就是我们的。”父亲借来时没有看上面患者的名字，我更不知道。护士果断地说：“这根本不是你们的，这个陪护证要没收。”说着拿着转身就走。“拿来给我。”父亲吼道，并从护士手中抢过陪护证。父亲的举动把我和护士都惊得愣住了。“走，快点走。”我在父亲的催促声中回过神来，跟着父亲快步走进了电梯。
父亲温和，从不发脾气，我们姐弟三人从小到大从没挨过父亲的打骂，父亲是公认的“好好人”。母亲的病情不容乐观，自从确诊，父亲的双眼红肿得如核桃，他的心更痛。心情糟糕到极点，护士的步步紧逼激发了积郁在父亲心里的痛苦。我们走了，护士却尴尬地站在那儿。
医院有规章制度，制度是人制定的，制定没有温情，冷冰冰的，可人有温情，应视情况来执行。不能用制度来绑架人。
由护士的做法想到了我们教师。我们在教育教学中不是也恪守着制度吗？那是十多年前的事，那年我接的是五年级，那时小学还是五年制。五年级是毕业班有小升初的升学量化，全镇学校排名，教师也要排名，教育指向的是分数。校长早就定下制度，转来的差生一律不收，（当时我校的升学率很高，每年周边学校都会有一部分学生转入我校）。当时有一名女生成绩很差要转入我的班级，我拒绝了。家长们都想让孩子到升学率高的学校就读。
那名女生和我又是同村的，她奶奶来找我说情，我拒绝了。她姑姑又来了，我还是拒绝，她妈妈哭着求我，我也没答应。我这么坚决不收女孩，就因为学校的制度，学校的制度让我变得铁石心肠，没一点人情味。女孩又回到了她原来就读的学校。
我在一本书中看过一个故事。192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多后，守墙卫兵因格. 亨里奇受到审判。原因是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 格夫洛伊。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称，这些卫兵是在执行命令，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 赛德尔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作为士兵，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你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卫兵。亨里奇案作为“最高良知准则”的案假早已广为传扬。“抬高一厘米”，是“人类良知的一刹那”，是一种美丽的自我救赎。护士能“抬高一厘米”，我和父亲定会感激她，她让我们感受到了制度下的温情；我能“抬高一厘米”，女孩的全家都会感谢我，我给了他们希望。人与人的关系，该是多么和谐温暖。
这一厘米是让人类海阔天空的一厘米，是个体超于制度之上的一厘米。医院的制度是冰冷的，不应该冷却的是人心；学校的制度是冰冷的，不应该冷却的是教育。我们不能改变制度，但能改变自己那颗惟制度是从的心，让那颗心有温度、有温情，温暖他人。记着，无论制度如何苛刻，你都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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