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建都

    大儒黄宗羲与顾炎武在建都地点的选择上有着不同看法。黄南雷在《明夷待访录·建都》中批评明代“建都失算”，北京“孤悬绝北、音尘不贯”导致亡国，主张“有王者起”当建都金陵。顾炎武在写给黄的书信中（二老阁刻本弁诸《待访录》首），不同意建都金陵，认为关中才是最佳选择。事实上，一国建都地点的选择往往受到地缘势力冲突与制衡的深刻影响，且具备反向作用力。姑以美利坚合众国为例，开国之初东北部的新英格兰殖民地与以弗吉尼亚为核心的中南部殖民地呈对立状态。在波托马克河下游营建新都华盛顿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以通过汉密尔顿提出的国债议案交换靠近弗吉尼亚建都的地利。而当杰斐逊和伯尔总统选举平票引发政治危机时，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的民兵能够随时进军华盛顿，联邦党人控制的新英格兰民兵则鞭长莫及。这正是传统历史军事地理学的精髓，“天下之形势视乎建都”。（魏禧《读史方舆纪要叙》）我在《河流之地的形势与战略》中曾指出：“东西对峙的重心在长安与洛阳，南北争衡的重心在北京和南京”，即此意也。从地缘格局着眼，黄宗羲与顾炎武所论皆有偏颇，以下拟稍作分析。

一、北京战略定位的变化

      南北争衡的重心在北京与南京，但其中亦有分别。系统论认为，系统中的各子系统本身以及相互作用方式不变时，一般整个系统保持在稳态结构之中，具备抗干扰能力并可维持较长时间。“东西对峙”“南北争衡”的地缘特点发展到极致，会打破大一统局面，进而形成某种分裂割据的稳态结构。若以南京为都，“南北争衡”的稳态结构必将以淮河流域为界限，如东晋与十六国、南朝与北朝并立；以北京为都，则可将界限延伸至燕山一线，如明与蒙古、女真等共存。面对“南北争衡”的形势，定都金陵之议本不足辨。顾祖禹称：“辽起于临潢、南有燕云，常虑中原之复取之也，故举国以争之，置南京於燕、西京於大同，以为久假不归之计；女真自会宁而西擅有中夏，仍辽之旧建为都邑，内顾根本、外临河济，亦其所矣；蒙古自和林而南混一区宇，其创起之地僻在西北，而仍都燕京者，盖以开平近在漠南，而幽燕与开平形援相属，居表里之间、为维系之势。居西北而临东南者，燕京其都会矣。”（《北直方舆纪要序》）其实，北京不仅是北方势力镇压中原的要冲，也是南方势力抗衡心脏地带天骄们的基地。既欲抚有北土，又思汲取南方财赋者，都城至北不得逾燕，背后有隐藏的经济原因。北京一直地处运河末端（永济渠、御河），元郭守敬引西北泉源为积水潭并开凿通惠河后，漕粮可以直通大都城内。再往北则依赖陆运，成本高昂且很难持续，位于外蒙古之哈拉和林勿论矣，即使地处金莲川草原的上都（开平）的繁华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黄宗羲批评建都北京的缺点是“孤悬绝北、音尘不贯”，颇有可辨析之处。有明一代，作为南北争衡重心的北京先后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定位。勒特韦克（Edward N. Luttwak）在《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一书中指出，罗马帝国的大战略曾经由依靠附庸国和机动军的“朱利乌斯—克劳迪体系”演变为从弗拉维王朝到塞维鲁王朝时期的“科学边境”与阻绝性防御，其实质是由霸权型帝国向领土型帝国转变。明代自永乐北征至土木堡之变，同样经历了霸权型帝国向领土型帝国转变的过程。霸权型帝国既不存在边界防守，也不需要地方部队去抗击小规模渗透、跨界侵扰和局部攻击等低烈度威胁。尽管放弃了常态边境防御，但帝国可调配的军事力量却最大化了。明人常遗憾于成祖放弃大宁、开平、东胜等边卫，卓识如顾祖禹也称：“都燕京而弃大宁、弃开平，委东胜于榛芜，视辽左如秦越，是自剪其羽翼而批其股肱也”。殊不知在依靠附庸国和机动军的大战略下，唯有放弃边境固守防御，方能集中优势兵力，才会出现永乐率数十万大军亲征沙漠的壮举。霸权型帝国非常依赖附庸国和附庸部族，其效忠可以减少在帝国周边抗击低烈度威胁的需要。放弃边卫的同时，明成祖大举设立羁縻外卫，如于东北蒙古设立泰宁、福余、朵颜卫（兀良哈三卫），在辽东女真部族中则设立了建州、兀者等卫。以北征而论，为迭次打击蒙古瓦剌部族和鞑靼部族，且从征者多建州等卫夷酋，无不显示了霸权型帝国操纵附庸部族的野心。领土型帝国倾向于将帝国本身变为巨型行军营寨（即罗马军团的营寨castra），边防网络不是充当总体屏障，而是成为机动防御战略的固定支点。军队能够依托边防网络，以一小部分兵力提供应对低烈度威胁的阻绝性安全，同时保持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罗马帝国执行“朱利乌斯—克劳迪体系”期间，固然也发生过瓦卢斯之灾（２８个军团之一在西北日耳曼被全歼），但土木堡之变的后果远较瓦卢斯之灾严重。霸权型帝国急速转型为领土型帝国，如同罗马人曾经建设“哈德良长墙”和“阿非利加工事体系”，明代依托边墙构筑起九边十三镇的北部边疆防御体系。而北京城就是九边拱卫的超大型堡垒，四周散布着军事卫星城。明人邱濬曾建议效仿汉唐设立四辅，以宣府为北辅，扼守野狐岭和独石口；以永平为东辅，扼守古北口和山海关；以易州或真定为西辅，扼守紫荆关、倒马关、井陉；以临清为南辅，坐镇闸河。（《大学衍义补》，转引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其议虽不果行，然蓟镇、昌镇、宣大镇、真保镇无四辅之名，却有四辅之实。

     要回应黄宗羲“孤悬绝北、音尘不贯”的批评，必须厘清北京在两种大战略下的不同定位。北京战略定位的变化，导致其在明代中后期过于靠近业已成型的北部设防边界。作为领土型帝国的首都，北京是巨型军事堡垒（可以将完全堡垒化的时间定为嘉靖三十二年，是年加筑南罗城，使北京城墙呈“凸”字形），也是战略物资的储藏基地。南方财赋经运河输入北京后，再按需分配至九边各重镇。在此情况下，北京确有“孤悬绝北”之虞，发生过“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被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等灾难性事件。但是，如果作为霸权型帝国的首都，北京是操控北方游牧部族的大脑，是酋长们朝贡的目的地，也是必要时帝国军队远征的出发基地。如清帝都于宛平，而以黄教愚蒙古、以儒术驭中华，亦何“孤悬绝北”之有？

二、关中的显著缺陷

      顾炎武称：“奉春一策必在关中，秣陵仅足偏方之业，非身历者不能知也。”看法相同的还有顾祖禹，他认为：“金陵可为创业之地，而非守成之地也。局促于东南，而非宅中图大之业也。然则建都当何如？曰，法成周而绍汉唐，吾知其必在关中矣。”其原因不外远慕汉唐盛世。诚然，以关中（西安）为都在“东西对峙”格局下有着巨大优势，如纵横家苏秦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范睢说：“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坂。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而以娄敬所说最为明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今陛下入关而都，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在“东西对峙”时代，关中重于洛阳。不仅因为张良所说：“（洛阳）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更重要的是，正如三川河谷为崤函地利的自然延伸，洛阳是关中在东方的附属品。故都关中之秦，须倾全力攻取宜阳以窥周室之九鼎；以东帝自居之吴王濞，必以下洛阳为入关中之阶。然而，关中北部的防御缺陷，在“东西对峙”格局下就暴露无遗。关中以北虽有子午岭和黄龙山拱卫，但山间孔道处处相通，终究不如表里山河的形势险要。战国时，赵武灵王（主父）虑及自邯郸叩击函谷太过迂远（须经韩魏两国），遂谋划“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即由新夺自林胡、楼烦的土地出发，经陕北袭击关中。主父甚至伪装为使者，亲自侦查秦国地形，之后骑马逃脱，引发秦人大惊。秦始皇混一区宇后，派蒙恬将三十万兵北击匈奴，并非惑于卢生“亡秦者胡”的谶言，而是深具地略眼光的决策。夺取河南地并渡河攻占阳山北假中，命名为“新秦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可以有效弥补关中北部的防御漏洞；当时河套土地皆衍沃，新立四十四县，“徙谪戍以充之”，则在四川之外开辟了关中的另一个后勤基地。

        十六国时，赫连勃勃建都统万（今靖边县北白城子）而窥伺长安，就是以陕北制关中的思路。唐代虽然筑东中西三受降城守卫阴山一线，有识之士仍不时担心关中的防御缺陷被敌人利用。大诗人杜甫写有《塞芦子》一诗，“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安得一万人，急驱塞芦子”。即担忧史思明与高秀岩合兵，由北自南寇关中；希望迅速派兵扼守芦关（在安塞县北），封堵其进兵之道。王嗣奭《杜臆》称：“雍州山从西北来，地势西高东下。故关中视中原其势俯，视羌戎其势仰。函关之险，特对中原而言。若贼从芦关来，则函关不足恃。”所说良是。明代在陕北设置了延绥镇（榆林镇），防区东自黄甫川堡始、西至花马盐池止，长一千一百六十里，正面承受着鞑靼人南下侵略的重压。明清易代之际大顺军的失败最能说明，面对南下骑马民族冲击，关中北部的防御缺陷足够致命。“一片石”之战失利后，李自成放弃北京城，率军由山西撤回陕西，试图凭藉表里山河的形势再做抵抗。而满洲军已形成钳形攻势，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与吴三桂、尚可喜等会同边外蒙古兵马，经陕北向南进攻；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与孔有德等由河南向西进攻潼关。由于阿济格部尚稽留塞外索取驼马，李自成与刘宗敏先率军支援潼关，与多铎军形成相持。大顺军先后尝试夜袭、伏击等战法，但皆未取得显著效果。而多铎军运来西式大炮轰击潼关城防，持续杀伤大顺军。此时，阿济格部已于保德州结筏渡过黄河，并先后攻克绥德、延安、鄜州，兵锋直指西安。在此腹背受敌情况下，李自成不得不放弃潼关决战的计划，率军出武关退往河南、湖北。至此，大顺政权败亡的命运已无可避免。

三、新时代与新选择

     我在《河流之地的形势与战略》中曾提到，受到乘船民族自海洋施加的压力，天下形势将由“南北争衡”复归于“东西对峙”。如果顾炎武和黄宗羲关于建都地点的讨论姑且算作古人之陈言、已弃之刍狗，那么孙文、章炳麟“先武昌倡义九年”（即公元１９０２年）在日本东京的谈话则揭示了“东西对峙”时代的新选择。该谈话由章氏以古雅的文言记录为《相宅》篇，收入重订本《訄书》与《检论》。孙文此时提供了三种建都方案，即“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视其规摹远近而已”。一为建都武昌，“经略止乎禹迹九州，则给矣”，即足以控制除新疆、藏区、蒙古“三荒服”外的中国本部。武昌的优势是交通便利，“扬灵于大江，东趋宝山，四日而极，足以转输”，可以充分利用长江的通航性；“铁道既布，而行李及于长城”，所谓铁道就是清廷向比利时财团“中国铁道研究会”借款修筑的京汉铁路（平汉线），为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动脉。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军队围绕平汉铁路沿线发生过激烈争夺。孙中山认为大江的通航便利不下内海，明确反对“滨海建都”。而持此主张的正是维新巨擘康有为。一为建都西安，“经略止乎蒙古新疆，则给矣”。可以法汉唐成算，北守阴山一线、西控河西走廊，进而图谋恢复帝国全盛时期的版图。西安土地膏腴虽已比不上江南，但也有其独特优势。因为“富厚不专恃仓廪”，定都西安便于更好利用中国西北部丰富的矿藏资源。一为建都伊犁，“夫为中夏者，岂其局于一隅，必将兼包并容，以配皇天”。伊犁的优势在于控制亚洲内陆的商贸，“出名裘骏马以致商贾”。“铁道南属，转输不困”，亦有望克服远离中国内地的交通障碍。今天的伊犁即处于陇海—兰新铁路的延长线上。除阿拉山口外，新亚欧大陆桥亦可由伊犁之霍尔果斯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

       章炳麟称赞孙文的建都主张为“非常之原，黎民惧之，而新圣作者遂焉”，纯属溢美之词。中国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疆土由帕米尔高原延伸至太平洋，西面是无垠的陆地，东面是浩瀚的海洋。实际上，孙中山主张陆权，自东至西，“步武先后，至伊犁止，自武昌始”，希望向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扩张势力，进而称霸亚洲；康有为倾慕海权，认为“今天下大势不在地中海、大西洋，已移而来太平洋矣”，两人的地缘战略谋划恰成奇异的矛盾体。进一步分析，孙中山主张激烈的排满革命，但其地缘战略却是清廷不断向内亚开拓殖民地的延续。伊犁地区土地肥沃、密迩天山，又有伊犁河注入巴尔喀什湖，本是蒙古准噶尔部的“幕庭”，后来成为清廷屯兵控制新疆南北两路的“总统”（见祁韵士编纂的《西陲总统事略》）。孙文认为，“古者有空匈奴、县突厥者矣，耽乐于关中而终不迁都其壤，王灵不远”。其欲定都伊犁而越天山向西扩张，是对清廷建都北京而逾燕山控制内外蒙古的效仿。康有为推崇君主立宪，又曰“保皇党”，却建议滨海建都，以远离保守的满蒙贵族、吸纳新鲜的海洋文明。康有为称：“陆争之世，以表里山河、中开天府为固；海通之世，则以据江海之尽流、临溟海之形势，开户牖以纳天下”（《戊戌奏稿·请设新京折》），建议于东南沿海建都，即“内凭苏州，以握江南之胜地；外临上海，以控太平洋之通衢；北界江阴，以收长江之利赖；南襟太湖，以吸水泽之秀气”。（《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孙、康二氏政治主张与战略谋划的背离，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