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之感受，莫过于孟子。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中，记载有齐宣王见到一头牛将被宰杀用于祭祀，不忍之下以一头羊代替之事。齐宣王以羊易牛，不过是偶发于一时之感，不忍于牛而独忍于羊，但孟子仍盛赞其“仁”心：“有心足以王矣”。在孟子看来，即凭这点不忍杀牛之心，便足以怀保万民，兼济四海，而成兴王之业。这一观点在后面的《孟子·公孙丑章句》中得到了更为完整的陈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在今天看来，从一个人的不忍之心，推断出一国政治军事的成功，似乎并不那么充分，既缺乏严谨的逻辑，也缺乏事实的支撑。但这种将仁义视为人际交往之规范、齐家治国之准则的儒家思想，却是实实在在地主宰着我们过去两千年的传统文化，即使到了当代，也还广泛地影响着现代公司的管理风格。以至于今天我们在工作与管理中谈论得最多的，似乎还是人心。
在一种凡事都讲感受的文化里，人们会以人心去丈量成功，也会以人心来解释失败；甚至会因为可能影响一两个人，就反对整件事情。这是一种非常普遍、非常表面、非常短视、也非常危险的“人性化”思想，它限制了我们对问题进行更为系统和长远的思考。在一个公司中，人的感受与态度固然重要，但如果因此而忽视了结构、技术、环境等同样关键的因素，那么这种被过度强调的“人性化”必然会使公司无法迅速适应变化，反倒对公司的成功形成不必要的阻力。
齐宣王以羊易牛，但他最终并没有称雄九洲。我认为，一种过分简单化的理论，无论多么令人鼓舞、吸引人，如果它忽视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那么很可能会毫无用处。管理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公司变得卓有成效，这一点，是无法单凭一个“仁”字、处处谈“员工感受”就能达成的。《道德经》有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老子看来，道、德、仁、义四者是自上而下的关系，因为不知“道”，才退而求“德”，失了“德”，才退而求“仁”，但“仁”终究不等同于“德”，而“德”对于“道”来说也并不充分。所谓的“道”，就是世间万物所遵循的终极规律，“仁”是积极有益的，但“仁”并不是“道”。
一个管理者，可能会因为他人积极的评价而晋升到更高的职位，但对于一个公司的经营者来说，市场并不是依据他有多考虑员工感受来分配市场份额的。这是存在于一般管理者与经营者之间最根本性的差异，他们面对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评价系统。对于管理者来说，把控住了团队的人心，问题就解决得差不多了，但这条路对经营者却行不通。所以说，好的管理者不一定就能成为一个好的经营者，甚至往往也成为不了一个好的经营者。现在绝大多数的管理者，还是会把对自己或自己关心的人不利的事称之为坏事情，而忽视了“更大的善”。就像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在著作《原则》中所述：
“多年前我去非洲时，看到一群鬛狗扑倒了一只幼小的角马。这让我很反胃。我对那只角马感到同情，并且认为我看到的景象很糟糕……我现在认识到，自然会走向整体的最优化，而不是个体的最优化，但多数人只是根据事物对自身的影响判断好坏。我看到的情况是正在运行的自然进程，它能有效促进整个世界的改善，比人类发明的任何程序都有效得多。”
大自然创造了鬛狗，创造了角马，也创造了千万种别的物种。这些物种在地球上生息不休、进化不止，但造物者并不会因为某个物种是什么、像什么、或者存活了多久而特别青睐，也不会因某个物种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而悲伤。大自然考虑的不是某一物种所认为的善，也不会关注某一物种所指控的恶，它唯一的原则是它所认为的“更大的善”——这种善远远超出了一切物种的认知。老子有一句被人反复援用的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或许是人类对天地之善最古老的认识和肯定吧。
每一个公司都有它自身的使命和愿景，对于公司来说，使命和愿景就是它所追求的“更大的善”。只有一个与公司的使命和愿景有高度共鸣的人，才能将这种公司层面“更大的善”内化到自己的行动之中。所以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些伟大企业的创始人，往往都是对理想世界锲而不舍、而又极度坚强的人。他们不会因任何困难而放弃，也不会因任何人而妥协，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瑞·达利欧，这些人无一不是以待人严苛而闻名；而一些伟大公司的复兴者：IBM的路易斯·郭士纳、通用电器的杰克·韦尔奇，亦不例外。当然，他们并不是真的不关心他人，而是在他们看来，只有愿景达成才是“更大的善”、才会对公司中的个人、以及整个社会带来最多的益处。所以，如果需要他们在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是取悦他人（或者不让他人失望）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就是对于公司而言“更大的善”。这种“更大的善”，是梦想的依归，是勇气的来源，是责任的升华，使经营者不为乱象所迷、也绝不受人心所累。
司马迁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记载，齐宣王一共在位了十九年，并振兴了当时的“稷下学宫”：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
所谓的“不治而议论”，是说这些由齐宣王以高官厚禄供奉着的文士，不负责具体政事，只管发表议论。古时史家的原则，是秉笔直书，忠于史实，但往往会“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一句“不治而议论”，转接得非常突然，且极为冷峻。在这里尽管没有直接的褒贬，对于齐宣王的行为也不置可否，但是作为读者，我们完全能透过文字感受到作者背后的微言大义——在太史公看来，能成就功业的，应当是切实有效的行动，而不是无休止地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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