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秦汉起，宰相的地位都极为崇高。皇帝任命宰相时，是要行大礼的，所以才有封侯拜相一说。在朝堂上，宰相甚至有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朝拜的礼遇。皇帝如果在非正式的环境中遇到宰相，也是要下车与对方见礼的；宰相身体有恙无法上朝时，皇帝要到相府探视，或者至少也要派人前往探病。
到了隋唐时期，由于皇权的加强，宰相的身份不如以往那么尊贵，但是仍然是有权利坐着，一边喝茶，一边和皇帝商讨政事，当真是即舒服又从容，这才有了“坐而论道”的说法。
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也经常和宰相们商议国事，但有时宰相们和他的意见不一致，争论个不休，但是因为是坐着谈论，所以宰相们也不着急，常常是一件事情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没有结是果。赵匡胤就觉得心里不舒服，觉得不能让宰相们太舒服，至少不能让他们在经自己添堵时也这么舒服。于是心生一计，于是，有一天他在和宰相们议事时，说：“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奏折，你们到我面前来说吧。”宰相们不知是计，于是走了 来，这时，赵大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把原来的椅子撤掉了。宰相们没有办法，从此以后就只能站着和皇帝讨论问题。不过宋朝时还算好，至少没有让宰相们跪着议事。
二
除了限制相权，为了防止官员们不用心办事，上班摸鱼，赵匡胤还推行了官、职、差遣分开的官员任命制度。说起这套制度，可当真是怪里怪气又极为复杂，这导致了宋代很多的官员的职务奇长无比，常常是官职和差遗放在一起，读起来极为拗口。简单点说，就是在这套官员任命体系中，从宰相到主簿，当的都不是和官职名称相符合的职务，举个例子，就是说一个衙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本衙门的事。
《文献通考·职官考》载：
“宋朝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领，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段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着，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士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
以包拯为例，他官职的全称为“枢密副使朝散大夫给事中上轻车都尉东海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四百户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呵，瞧这长的，肺活量差点儿的人估计一口气都读不完，但别瞧这么长一串官衔，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全都有具体意义。
官，确定官位高低、俸禄多少、礼仪服饰和阶级等，因此，叫作“寄禄官”，或阶官。
职，则是一种加官，代表着对荣誉或才能的肯定，实际上叫作“贴职。
差遣，才是真正担任的职务，代表了实际权力和职责，也叫“职事官”。
为什么要设计如此复杂的官职制度呢，赵大官家的动机是什么呢，不得而知！但这套体制的实际效果却很明显，当然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好的一面是，不管你的官职多高、荣耀多厚，但如果没皇帝的差遣，你永远不算个真正的官，而差遣这个东西又是随时可以拿掉的，所以即使有了差遣也还是个临时工。所以，客观上，大宋帝国的官员们利用职权，培植势力的难度比较大，但至于这种效果是否完全可以抵消其消极的一面，那就得两说了。
这套制度对于加大中央集权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它的危害也是在创建时赵匡胤所没有预料到的。而从某种程度上，这种危害对于后来的赵宋皇朝的君臣就像是一团抹了蜂蜜的毒药，食之不掉，弃之不去。
三
在赵宋皇朝后来漫长的岁月里，这套官员制度，再加上一些其它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逐渐演化成了一个帝国的毒瘤 -- 冗官。
当然也这套制度也可能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巧合，因为宋朝建立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阶层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从汉代到唐代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门阀世族，逐渐被消灭或转化，一个新的阶层应运而生，这就是士大夫阶层。
女皇帝武则天为了登上皇位，对于以“五姓七望”为首的门阀贵族力量进行了大清洗，而晚唐和五代十国的君主们为了巩固统治和加强力量，也对这些门阀世家进行打压和掠夺。到了宋代，科举制度大量取士，布衣寒士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一途进入官场的比例大大增加。时代的发展和走向再也不仅仅是豪门贵族说了算，地主、商人、市民阶级由于身份的转变和话语权的增加也成为了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因此“东华门外唱名”被视为极大的荣誉，人人以读书作官为荣。
我们都知道宋代的官员，不管有没有差遣，俸禄收入都极为丰厚。由于老赵同志的精心设计的制度，加上时代发展的必然，共同作用，极为巧合地催生出宋代极为突出的冗官现象。
面对这样大量的、只拿钱不干事儿的冗官队伍；宋代的皇帝不仅要捏着鼻子认，还要不断鼓励老百姓多读书，谋取官身。宋真宗就在《劝学诗》写道：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代又一代，总会有那么一些人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毕竟一个萝卜一个坑，僧多粥少，随着时间推移，官员群体越来越庞大，会给国家的财政带来巨大负担，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宋神宗会任用王安石变法，这也许是赵匡胤在建立制度时所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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