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独立调查人员证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关于批准处决25700波兰公民的决议等绝密文件，伪造的可能性极大
俄欧亚所 马维先
按：关于斯大林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应对在卡廷和原苏联其他地区处决两万多波兰公民承担罪责的主要依据是存放在苏共中央档案馆中的“一号密封袋”中的一批绝密档案文件。但俄罗斯国家杜马前议员维·伊·伊柳欣、俄联邦国家三级参事弗·施韦德以及谢·斯特雷金等一批独立调查人的调查和他们所掌握的大量事实和证据，令人信服地证明，“一号密封袋”中的绝密档案文件的报批、存档、执行及文本内容，存在一系列违反联共（布）中央保密文件办理规定的做法和不可思议的荒唐错误，伪造的可能性极大。
根据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关于斯大林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应对在卡廷和原苏联其他地区处决两万多波兰公民承担罪责的主要依据是存放在前苏共中央档案馆中的“一号密封袋”中的一批绝密档案文件。
它们是：附有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问题”的П13/144号决议的中央政治局会议13号记录摘要（两份）；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1940年3月“ ”日写给斯大林的关于提议处决波兰战俘的749/Б号报告； 1940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13-оп号记录9、10页；1959年3月3日谢列平写给赫鲁晓夫的632-ш号报告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草案等。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更有分量的，可以证明斯大林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波兰公民且又是来自绝密档案的证据。因此，“一号密封袋”中的克里姆林宫文件常被称为 “历史性”文件。 自这些爆炸性的文件公布以来，俄罗斯国家杜马前议员维·伊·伊柳欣、俄联邦国家三级参事弗·施韦德、国际因特网“卡廷真相”项目协调人谢·斯特雷金等一批独立调查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不懈地进行调查，他们已掌握了大量材料、事实和证据，并令人信服地证明，“一号密封袋”中的绝密档案文件，即所谓“历史性”文件，伪造的可能性极大。
一 “历史性”绝密文件: 清晰可见的伪造特点 “一号密封袋”的三个主要文件，均带有明显的伪造特点。现分述如下。
（一）附有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问题”的П13/144号决议的中央政治局会议13号记录摘要
附有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问题”的П13/144号决议的中央政治局会议13号记录摘要（以下简称“政治局决议”），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贝利亚1940年3月“ ”日写给斯大林的关于提议处决25700波兰战俘的749/Б号报告的批复。上述“政治局决议”共发现两份，两份“政治局决议”的办理均严重违反了当时党内文件处理的要求。
1 两次发给贝利亚的“政治局决议”，均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印章和斯大林签字真迹复制印迹。实际上，这不是文件，而是单纯通报情况的副本。向执行者（贝利亚）发送没有签字盖章的“政治局决议”，违背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最起码的规定。
其余主要疑点是：
1）“政治局决议”是在红黑字体格式纸上打印的，而在1940年春，这种格式纸已经停止使用。
2）30年代印刷的公文格式纸的左上角用红字提醒：“24小时之内退还中央特别局二部”。侧面有红字印刷的俄共（布）1924年7月19日全会制定的指示：“......每一份文件上，已阅读的标记和日期，由收件人自己填写，并应亲自签字......”。根据这一要求，贝利亚看过“政治局决议”后，应在决议上签字和立即退还“中央特别局”。但寄给贝利亚的“政治局决议”，没有任何他看完文件的标记！而在这份文件的背面，却有1941年12月4日再次将该决议寄给贝利亚的标记！但同样没有他在12月份看过该决议的标记！
3）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份“政治局决议”中，斯大林亲自写进贝利亚报告中的“科布洛夫”（“Кобулов”）姓氏，被打字员打成“卡布洛夫”（“Кабулов”）。即打字员不小心 “修改”了领袖的批注！ 鉴于以上所述，独立调查人员提出了一个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1940年3月和1941年发给贝利亚的“政治局决议”原件—他务必在该件上两次签字，消失在何处？
为什么将一个没有签字的通报性“政治局决议”副本加工为，似乎是发给贝利亚的？为什么恰恰是这一副本取代正本保存在“密封袋”中？
2 1959年2月发送给克格勃主席亚·谢列平的那份“政治局决议”，也存在不少疑点。这份“政治局决议”同样是在1940年3月份打印的。但该决议删除了1940年3月5日的日期和老的收件人的名字，之后，在该“档案文件”正文直接打印了一个新的日期—1959年2月27日和谢列平的名字。而根据党内公文处理规定，发文日期和收件人的名字只应打在附函上，绝对不应打在档案文件上！其结果，日期为1959年2月27日的联共（布）中央 “政治局决议”，期为1959年2月27日的联共（布）中央 “政治局决议”，变成了不伦不类的官僚主义大杂烩，这样的“政治局决议”，不能认为是文件。另一个严重违反档案文件处理规定要求的是为谢列平提供的“政治局决议”正面的黑墨水标注：“59年2月27日返还”。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和文件唯一的位置，档案管工作人员有权在档案文件上做标注：在重新装订档案卷宗时用一般铅笔在右上角写上新的页码。此外，在该“政治局决议”中，同样也没有谢列平读过文件的标记。
（二）1959年3月3日谢列平写给赫鲁晓夫的632-ш号报告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草案 前克格勃主席亚·尼·谢列平1959年3月3日写给（手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的632-ш号报告，被认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于1940年处决21857名波兰公民事实的最重要的证明之一。因为该报告明确指出：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三人小组的决定，共处决了21857人，其中：在卡廷森林（斯摩棱斯克州）处决4421人，哈尔科夫附近的旧别利斯克战俘营—3820人，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加里宁州）—6311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其他战俘营和监狱—7305人。该手写报告的签字人，前克格勃主席亚·谢列平被称为“卡廷犯罪最重要的证人”。但该报告有很多错误。除了语法和拼写错误外，该报告还包含着大量关于处决波兰人地点、被处决人员的构成以及国际对布尔坚科委员会结论承认情况等问题的不准确之处和明显错误。此外，报告提出的处决波兰公民的数字是21857人，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复的数字（25700人）相差3843人。很难想象，政治局要求处决25700波兰人，而执行者敢让3843人成为漏网之鱼。但报告只字未提没有完全执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原因。更不可思议的是，无论谢列平签字的报告，还是克格勃代起草的《附：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均写有“苏共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决议”（！）这样的文字。而在1940年做出决议的，绝不可能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只可能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因为，直到1952年联共（布）才更名为苏联共产党。文件中出现“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称谓，只能是1952年之后，而不可能在此之前！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侦查员对谢列平审讯时，谢列平曾请求出示他1959年3月3日签发的写给赫鲁晓夫报告的复印件，但侦查员拒绝了他。侦查员是否担心前克格勃主席发现文件的低级错误而予以否认？
（三）贝利亚1940年3月“ ”日写给斯大林的关于提议处决波兰战俘的亚1940年3月“ ”日写给斯大林的关于提议处决波兰战俘的749/Б号报告“一号密封袋”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1940年3月“-”日提议处决波兰人的794/Б号报告，是证明战前斯大林领导犯罪的关键文件。该报告同时也是联共（布）政治局1940年3月5日关于处决25700波兰俘虏和被捕波兰公民决议所依据的原始文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内务人民委员呈送斯大林的报告竟然只有年、月而没有具体日期。但这并不是该文件涉嫌伪造的主要漏洞。独立调查人员曾请俄罗斯内务部专家Э.莫洛科夫对该文件进行鉴定，得出的调查结果是：短短4页报告，前三页和最后一页，竟然用两台不同的打字机打印！而且，鉴定还表明，第四页的字体在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1940年真品信件可以遇到，而前三页的字体，没有在那一时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有真品信件中出现过！而报告的主要数据，均在前三页。有必要说明的是，有贝利亚签字和可能是斯大林所作修改的报告第四页，只有5行字，如果报告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打字室重新打印，最后一页也应重新打印。只打印前三页，不仅没有任何意义，也绝对违反规定。对于如此高级别的文件，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样做都是不能允许的。重新打印前三页，而且使用另一台打字机，让人们有充分理由提出这几页报告来路可疑以及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处决25700波兰公民决议内容是否真实问题。值得一提的是， “一号密封袋”是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12月24日在亚·雅科夫列夫在场的情况下交给叶利钦的，还办理了相关交接手续。但之后该封袋“消失”，直到1992年9月，即宪法法院审理“苏共案”热火朝天之时，“一号密封袋”才神秘现身。知情人透露，“一号密封袋”并没有丢失，它一直放在叶利钦的保险柜。据独立调查人员分析，在“一号密封袋”神秘“消失”的时间段，其绝密文件很可能被 “加工”、“完善”，以便使它们成为苏联共产党“毫无人性”的重大证据，并以此为叶利钦搞垮苏联不可饶恕的背叛罪行辩护。尽管叶利钦当时已经大权在握，但因所提交的证明斯大林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罪恶滔天的“一号密封袋”文件漏洞太多，宪法法院最终没有予以采信。
二 官方关于“一号密封袋”卡廷文件鉴定证明：至今不敢公开正常情况下，证实文件真伪的最重要的证据，应是关于这些文件真实性的鉴定证明。俄罗斯军事总检察院工作人员证实，得到“一号密封袋”文件副本的第总检察院工作人员证实，得到“一号密封袋”文件副本的第一时间，他们得以说服“高层官员”：“以便让克里姆林宫审核全套文件，进行笔迹和犯罪学鉴定。
它们完全证实了贝利亚1940年3月‘-’日写给斯大林的报告和报告上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和贝利亚签字以及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真实性”。但谁也没有指出，何时、何人进行鉴定，鉴定的主要结论是什么。尽管如此，关于卡廷事件官方说法的支持者依然把上述鉴定称之为“最终的，决定性论据”。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官方对这一“决定性论据”隐瞒至今，只承认有此鉴定和该鉴定证明贝利亚报告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真实性，但拒绝向公众展示！甚至连著名的档案专家皮霍亚在解释卡廷文件“不可能伪造”时，讲了不少不着边际的外行话，却不敢理直气壮地使用鉴定证明这一“最终的，决定性论据”。有分析人士认为，官方不敢公布鉴定证明的原因可能是，鉴定不仅没有发现独立调查人发现的大量伪造特点，也无法对文件制定、报批及内容方面的诸多违规和错误，做出有论据的解释。公布鉴定，很有可能使官方关于卡廷说法依据的基础遭到毁灭性打击。
三 官方关于卡廷“刑事案”长达14年的侦查无果而终加剧了对“一号密封袋”绝密文件可靠性的怀疑1940-1945年，究竟多少人波兰战俘和公民在苏联境内 “失踪”？他们被谁杀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是德国纳粹分子？在哪些地方和各有多少波兰公民被杀害？ 这一切，本应在关于卡廷事件的刑事案框架内查个水落石出。但独立调查人与俄罗斯军事总检察院权威人士座谈后得出的总体印象是：上述所列问题，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
目前，关于波兰公民二战时期在苏联被杀害的数据，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数字：3200人左右（根据独立调查人员的调查）；25700人（根据贝利亚1940年3月“”日写给斯大林的报告和同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21857人（根据前克格勃主席亚·谢列平1959年写给赫鲁晓夫的报告）。
（一）独立调查人员提出3200波兰公民被处决的依据独立调查人员从不否认，部分犯有“战争罪”和其他罪行的波兰公民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但坚决反对将德国纳粹分子杀害波兰公民的罪行嫁祸于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他们提出的数据依据主要如下。
1 前斯大林政治局委员拉·卡冈诺维奇向俄历史学家亚·克列斯尼克所谈前斯大林政治局委员拉·卡冈诺维奇向俄历史学家亚·克列斯尼克所谈的情况。1995年卡冈诺维奇告知（当时，关于卡廷事件尚处于“绝密”状态，有关文件的任何信息均未曝光），1940年春天，苏联领导人通过了一个困难的决议，同意处决3196名前波兰公民-将军、军官、警察、官员等，其战争罪和刑事罪已得到证实。卡冈诺维奇讲述的事实，得到了维·莫洛托夫等一批原苏联时期高层活动家的证实。
2 著名俄罗斯历史学家尤里·茹科夫2008年5月的一次访谈。尤里·茹科夫是公认的观点比较客观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他在访谈中告知，90年代初，由于审理“苏共案”，他请求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提供苏联共产党所谓“犯罪”活动的材料。交给他一个“薄薄的卷宗”。茹科夫在该卷宗发现了一页“贝利亚报告”复印件。茹科夫回忆说，该报告提议处决两千或三千犯有战争罪和其他罪行的波兰军官。
3 曾主管卡廷“一号密封袋”的苏共中央总务部人员维·叶·加尔金的证词。加尔金说，1981年4月，他曾根据苏共中央总务部长康·契尔年科的委托将贝利亚报告送给克格勃主席尤·安德罗波夫。加尔金证实，他送给安德罗波夫的贝利亚报告，是1页纸，报告中提出的处决波兰军官的数字约为2-3千人。他是在契尔年科办公室看到这一报告的。为查明真相，独立调查人提供了在苏联境内失踪的波兰人的其他重要线索：
—1939-1941年，有几千波兰战俘和被拘留人员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离开并通过普通司法程序被苏联法院和法庭判处刑期不同的监禁； —几千波兰战俘通过所谓“特别办法”，被判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劳改营强迫劳动，其中一部分人于1940年春被押运到斯摩棱斯克近郊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营； —斯摩棱斯克近郊内务人民委员部3个“特别”营中8千战俘的多数，在战争爆发后没有来得及疏散，在1941年7月被纳粹分子掳获并于1941年秋天在卡廷森林和斯摩棱斯克州的其他地方，被纳粹分子杀害； —1940年春，部分波兰战俘已作为“交换”转交德国； —由于各种原因，部分战俘在战争期间死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俘营或监狱； —1941年8月12日苏联宣布大赦令，被释放的波兰人部分人活了下来，部分人死于饥饿和疾病。
（二）官方关于卡廷事件的侦查特点和“禁令”俄罗斯官方关于卡廷案件的侦查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先有结论，后做调查；禁止调查纳粹分子屠杀波兰人的罪行。1990年9月30日，苏联军事总检察院对 “关于1940年4-5月处决内务9月30日，苏联军事总检察院对 “关于1940年4-5月处决内务人民委员部科泽利斯克、奥斯塔什科夫、旧别利斯克特别营波兰战俘”的159号刑事案启动诉讼程序。在确定对159号刑事案进行侦查时，苏联军事总检察长亚·卡图谢夫为侦查队提出的任务是为戈尔巴乔夫承认苏联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犯罪的政治决定办理法律手续。即最主要的，不是查明卡廷事件真相！这一宗旨从159号刑事案的名称也可以看出。即调查时间段限制在“1940年4-5月”，这意味着，纳粹分子入侵苏联后对波兰公民的杀害无须调查。而且，仅从刑事案名称，完全可以做出结论， “1940年4-5月处决......波兰战俘”，执行者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因为在这一时间段，德国法西斯还没有入侵苏联。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出现了一些常人不可思议的“禁令”：
1公布了“一号密封袋”中关于这一问题的最重要的超级机密材料，而与此同时，官员们却要隐瞒一些秘密等级较低的，可以揭开波兰战俘在苏联境内被纳粹分子杀害真实情况的文件。2006年5月，国家杜马议员安·尼·萨韦利耶夫提交了一份质询，请求解密和提供：“卫国战争期间克拉斯宁斯克区克拉斯诺耶站（布达村）、斯摩棱斯克区季希诺、佩切尔斯克、谢列布良卡村和卡廷镇以及科济山、卡廷森林景区等腰梯形地图中36–39 页和 36–40页的苏联侦查航摄照片副本”。这有助于确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2、3号特别营（已有材料证实，这些营关押着波兰战俘）的确切位置并得到这些特别营在1941年秋德国占领期间仍存在和杀害特别营波兰战俘的只可能是德国人的证据！但俄国防部武装力量档案馆对该质询正是答复却是：“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教育工作总局......所属鉴定委员会，对关于卡廷事件文件进行了评估，得出结论，对这些文件解密是不适宜的”。关于卡廷事件的“绝密文件”解密了，而且早已转交波兰，而关于卡廷事件“密级”低得多文件，“解密是不适宜的”！很难想象，还有比此更加荒谬的情况。
2 禁止解密1941年秋本人在卡廷参与杀害波兰公民的德国战俘审讯记录。而对研究人员发现的极其重要的档案文件—明确指出德国屠杀波兰人部队番号的德国中士的供词，竟无人问津！
3 对独立专家关于卡廷事件的重要研究成果，官方侦查部门完全不予考虑，即使证据属实，也不予采纳。仅举两例。
其一，莫斯科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瓦·萨哈罗夫通过对在卡廷掘尸检验进行监督的德国秘密警察文件及德国红十字会、波兰红十字会和波兰总督府1943年来往信件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德国和波兰进行掘尸检验的伪造性质。但由于卡廷事件的侦查限定在1940年4-5月，这一根据苏军缴获的档案文件进行分析研究的极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也无人问津！
其二，生活在俄罗斯的一卡廷波兰受害人家属，保留着斯摩棱斯克当在俄罗斯的一卡廷波兰受害人家属，保留着斯摩棱斯克当地居民伊·雅科夫连科1943年寄给安娜-亚历山德拉·罗加伊沃-雅科夫连科一封信，其内容是，她的父亲波卢扬·罗加伊沃和其他波兰俘虏均在1941年秋初被德国人杀害。但俄罗斯官方为该受害人家属出局的证明，依然将波卢扬·罗加伊沃确定为1940年，即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官方关于159号刑事案的真实立场，在俄-波复杂问题委员会两主席之一，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托尔库诺夫的一次声明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反应。2009年5月28日，阿·托尔库诺夫对俄通社和波兰《选举日报》发表重要声明称，军事档案馆寄给他一些材料，它们“不否认波兰军官是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但也说，可能某一部分军官是被德国人消灭的”。但之后托尔库诺夫却做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我不认为，事情会因此而发生某种根本变化。细微的区别不会改变实质”。这表明，为了使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做出的指控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结论不“发生某种根本变化”，已经不择手段！
（三）从独立调查人与俄军事总检察院的一次座谈看159号刑事案“14年”侦查存在的问题159号刑事案结案的第二年，即2005年3月份，俄联邦军事总检察长亚·萨文科夫公布了下述侦查结果： 1940年3月初，刑事案转非司法机构“三人小组”审理，‘三人小组’对14542名波兰公民（俄罗斯联邦境内10710人，乌克兰境内3832人）的案件进行了审理，认定他们犯有国事罪并通过了处决他们的决定。侦查人员准确地查明，由于执行‘三人小组’决定，1803名波兰战俘被杀害，其中22人查明身份。鉴于上述结果与“一号密封袋”确认的“事实”完全不同，独立调查人弗·施韦德和因特网“卡廷真相”项目协调人谢·斯特雷金约见了司法将军瓦·孔德拉托夫和司法上校谢·沙拉马耶夫，并要求说明，如何“准确”查明14552名关押在战俘营的战俘中1803名波兰公民被害问题。在独立调查人反复追问下，军事总检察院人员不得不在拒绝谈及细节的情况下承认，“1803”的数字，是布尔坚科委员会掘尸检验正式数字（1380）与1991年俄联邦军事总检察院侦查队数字（皮亚季哈特基—167人，梅德诺耶—243人，科济山—13人）简单相加的结果！而22名已查明身份的人是1944年布尔坚科委员会专家确定的。显然，这是由于真实情况没有查明而编造的七拼八凑的数字，因为，无论布尔坚科委员会掘尸检验正式数字，还是22名已被布尔坚科委员会验明身份的人，都不是他们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的证据。此外，从讨论中还清楚，侦查人员根本没有研究尼·尼·布尔坚科特别委员会1944年报告的一个主要问题，即1940年4-5月将部分被判刑的波兰战俘转到斯摩棱斯克近郊的三个“特别”营问题；也没有研究德国占领当局1941年秋和12月初在科济山地区屠杀几千穿波兰军服公民事实的有关情况。军事总检察院人员也没有对下属证据进行核实：1940-1941年在远院人员也没有对下属证据进行核实：1940-1941年在远东、马加丹和极圈内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所辖营地，有部分波兰军官。侦查员对德·托卡列夫、亚·谢列平、彼·索普鲁年科等主要证人相互矛盾的供词不持异议，因为这些供词形式上证实了官方的说法。
其结果导致：虽然2004年关于159号刑事案侦查结束，并通过了侦查案结案的决议，但既没有查明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军官的罪犯，也没有查清二战期间波兰战俘和被逮捕的波兰公民在苏联境内死亡的真实情况。关于卡廷事件的159号刑事案侦查材料共183卷。但183卷侦查案卷的多数，已被定为“秘密”，不对外公布，关于侦查案结案的决议也被定为“秘密”。再次出现了一个荒谬情况：1992年公布了指控斯大林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犯罪的“绝密”文件，12年之后，证实他们犯罪的侦查文件和结案决议，定为“秘密”而不能公开。俄联邦国家杜马前议员安·尼·萨韦利耶夫道破了形成这一荒谬形势的原因。萨韦利耶夫称，他是唯一的通过“软磨硬泡”得以阅读结案决议的人。根据萨韦利耶夫的说法，洋洋万言的军事总检察院决议是折衷产物，它前后不一，自我矛盾，缺乏证据，纯属粗制滥造。由于决议法律上站不住脚，其公开势必招致俄罗斯法学家大量言之有据的颠覆性评论。
四 “声明人”揭发伪造苏联历史文件内幕，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 俄国家杜马议员维·伊柳欣公开发表声明，揭露伪造卡廷文件内幕2010年5月末，国家杜马议员，杜马宪法法律和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席维·伊·伊柳欣（现已去世）根据前克格勃、联邦安全局一位高层工作人员的揭发，在国家杜马正式发表了关于贝利亚写给斯大林的794/Б号报告有可能是伪造文件的声明。伊柳欣称，揭发者承认自己参与了伪造卡廷文件。为了保护揭发人，伊柳欣将揭发人称为“声明人”。“声明人”告诉伊柳欣，上世纪90年代初，由高水平的俄罗斯专家组成了伪造档案文件小组，对涉及苏联时期重要事件的文件进行伪造。该组在俄总统鲍·叶利钦的安全部门工作。其办公地点设在前苏共中央人员别墅所在地—纳戈尔内镇。 “声明人”还将留有伪造“主管人”标记的5页贝利亚报告草案交给维·伊柳欣，上面写着，“文件上”应加进什么批语和谁的签字。但最主要的是，这些草稿中，最初建议处决的不是25700，而是更多—46700波兰人。后来，“主管人”意识到，数字太大会立即被识破，便进行了修改，其数量与现在众所周知的贝利亚报告（25700人）一致。
“声明人”还称，谢列平1959年3月3日写给赫鲁晓夫的报告也是伪声明人”还称，谢列平1959年3月3日写给赫鲁晓夫的报告也是伪造的，上校克里莫夫参与了该报告的撰写。根据“声明人”的揭发，维·伊柳欣还点名道姓地指出参与伪造苏联历史文件的几个俄罗斯高官：叶利钦的亲信，曾担任苏共文件解密部门间委员会主席的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俄罗斯档案馆前领导人鲁·皮霍亚和总统安全局第一副局长格·罗戈津。其中，米·波尔托拉宁和鲁·皮霍亚负责对伪造文件草案的思想内容把关。“声明人”表示，他准备公开承认他所谈的内容，其条件是对伪造苏联历史文件进行正式调查并绝对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官方对杜马议员公开指责当局伪造苏联历史的声明竟然沉默不语，同时沉默的还有被公开点名参与伪造文件的几个人，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发表证明自己无辜的声明。但后者沉默的时间并不很长。
（二） 2011年，叶利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私下向其好友确认，他参与了伪造卡廷文件在伊柳欣发表卡廷文件可能是伪造的声明之后的2011年和2012年，均出现了“私下”或公开证实卡廷文件被伪造的重要信息。有意思的是，“私下”或公开证实伪造事实的，竟然是伊柳欣点名的俄罗斯两位前高官，即前总统叶利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格·罗戈津；叶利钦的亲信，曾担任苏共文件解密部门间委员会主席的米·波尔托拉宁。
2011年7月，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的警卫队长弗·米·费多索夫在news.km.ru.网看到维·伊·伊柳欣点名指责叶利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格·罗戈津参与伪造卡廷文件的消息后，立即拨打了格·罗戈津的朋友，也是他的朋友C（米·费多索夫没有公开他的姓名）的电话，希望C向格·罗戈津澄清，是否真有其事。不久，米·费多索夫得到了C 回复：罗戈津确认他参与了伪造文件；对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提问，罗戈津回答干脆，毫无愧疚和尴尬之情—历史本来已充满谎言，即使再增加一个，也没有什么可怕。罗戈津还向其好友C透露，伪造的第一方案（即贝利亚报告方案）提出的屠杀数字是4万波兰人。这与“声明人”所谈情况基本一致。2012年6月，伪造卡廷文件的事实被俄大众传媒公开曝光（详见以下6月，伪造卡廷文件的事实被俄大众传媒公开曝光（详见以下段落）。
费多索夫立即向独立调查人弗·施韦德作了通报，并表示愿意组织他与其好友C的会见。C表示同意就罗戈津关于确认参加伪造卡廷文件的情况与弗·施韦德会见并详谈，甚至确定了会见时间。会见前一天，即2012年6月19日，罗戈津的好友C还再次向费多索夫确认了一年前所谈过的情况，即罗戈津承认参与伪造卡廷文件情况属实。但6月20日C突然借口太忙，取消了会见。对费多索夫解释取消会见的理是“担心是否会有人窃听”。但在向弗·施韦德解释时，C实际上否认了他此前多次确认的关于与罗戈津的谈话内容。对此，弗·施韦德没有感到意外。他认为，叶利钦对格·罗戈津恩重如山。1992年，即罗戈津被怀疑参与伪造卡廷文件的时间段，他的军衔只是普通上校，但相隔一年后的1994年，他已晋升为少将！虽然格·罗戈津2011年7月随意对其好友C透露了他参与伪造卡廷文件的真实情况，但无意公开发表。C态度的突然转变，多半是他与格·罗戈津商量之后而确定的。
（三）叶利钦亲信，前俄政府部长米·波尔塔拉宁在电视台公开称，卡廷文件是“最恶劣的伪造”2012年，叶利钦的亲信，前俄政府新闻和大众传媒部长米·波尔塔拉宁在电视台公开抨击伪造历史文件，让关注卡廷事件来龙去脉的人，感到震惊，因为， “声明人”曾在2010年说他“负责对伪造文件草案的思想内容把关”。米·波尔塔拉宁是在2012年6月18日俄电视第五频道（圣彼得堡市）《求真时刻》节目中对伪造卡廷文件进行“抨击”的。关于6月18日的《求真时刻》节目，独立调查人弗·施韦德保留了录像。伪造文件事实的一段话如下：“波尔托拉宁：现在谈最主要的。你看看，这是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部办理绝密文件的工作细则。细则包含，如果打字员没有打印姓氏、受害人数目等怎么办。可是，这一切竟然用墨汁手写添加。还有，联共（布）才是1952年之前的称谓。在最后一次联共（布）代表大会上，联共（布）更名为苏联共产党，但这些文件中到处都盖着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印。卡劳洛夫：也就是说，文件是最拙劣的伪造！波尔托拉宁：最恶劣的伪造！”虽然波尔托拉宁并未提及卡廷二字，更没有谈及他自己在“伪造文件”中的角色，但研究卡廷事件的任何一位学者读了这段对话之后都清楚，这里所说的“最主要的”，是“一号密封袋”中的文件，只是没有说出文件具体名称。这种风格，即为了避免口误而有意不提及冗长的文件名称，在某些“重要人物”发表的谈话中，十分常见。
五 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庭对波兰卡廷受害人家属诉讼案的审理与俄罗斯立场的“微妙”变化2010年，有关卡廷事件侦查材料保密问题爆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卡廷波兰受害者亲属向欧洲法庭提交的诉讼强调，由于俄罗斯对159号刑事案材料和关于侦查结束决议保密，他们被剥夺了了解其亲属命运真相的权利。就此问题，俄罗斯司法部在2010年3月19日和10月13日对斯特拉斯俄罗斯司法部在2010年3月19日和10月13日对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庭作了如下答复：根据159号刑事案14年的侦查结果，1803名波兰公民的死亡得到了准确的证实。其中22人验明身份。虽然这一结果早已为学界所知，但由俄罗斯司法部门向欧洲人权法庭公开阐明这一立场依然令人震惊。因为，根据官方的一贯说法，斯大林领导应为21857名波兰公民的死亡承担责任。人们不仅要问，既然只有“1803名波兰战俘的死亡得到了准确的证实”，那么，“斯大林领导应为21857名波兰公民的死亡承担责任”的说法还能成立吗？这一结果，不是肯定，而是否认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领导人的政治声明和可以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犯罪的“一号密封袋”中的绝密文件！除此之外，根据侦查结果，在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的1803人中，只有22人查明了身份，而这是 1944年1月12日组建的苏联“确定和侦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对波兰被俘军官屠杀情况特别委员会”的结论，与俄军事总监察院的侦查毫不相干！而且这一数据与159号刑事案侦查以来波、俄都没有提出异议的“既成事实”大相径庭。比如，仅在卡廷一地纪念祭墙上就有4071个牌位，每一个牌位上都刻着波兰受害人的姓氏，这意味着，死者身份已经验明。但俄罗斯司法部2010年10月13日对欧洲人权法庭的正式答复中却明确指出，“从法律意义上讲，卡廷森林波兰纪念碑上刻有姓氏的牌位，既不能证实那里埋葬的是谁，也不能证明谁在那里被杀害”。这意味着，波兰单方面编制的所谓几千“卡廷受害者名单”和其他已永久镌刻在梅德诺耶和皮亚季哈特基建造的波兰纪念碑上的牺牲者，从法律意义上，均不应认为已经验明身份。不仅如此，俄罗斯官方还否认，波兰被处决的人是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虽然俄罗斯官方一直认为，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被处决的25700波兰公民承担责任。而且，俄方坚决不同意为波兰受害者恢复名誉和让他们享受与俄罗斯被镇压的“人民公敌”同等的待遇。
俄司法部的表态表明，俄罗斯关于卡廷事件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官方（俄司法部）与官方（国家最高领导人，即政治家）的立场出现了罕见的“矛盾”。这使卡廷事件的发展前景更加扑朔迷离。
据独立调查人员分析，上述立场变化原因可能是：其一，由于俄官方对卡廷事件侦查遵循的方针是“为戈尔巴乔夫承认苏联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犯罪的政治决定办理法律手续”，没有也不可能客观地查明卡廷事件的真相。但又不能承认14年的侦查结果是一笔“糊涂账”，因此，不管对内对外，都不得不玩数字游戏。七拼八凑的“1803人”，就是证明。
其二，担心波兰方提出天价索赔。 根据波兰官方的表态，“必须为犯波兰方提出天价索赔。 根据波兰官方的表态，“必须为犯罪活动的所有受害者恢复名誉，解密所有关于该问题的侦查文件和关注被屠杀人员家属的补偿问题”，“拟支持波兰卡廷受害家属关于物质补偿的要求”。2005年二战胜利60周年前夕，波兰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计算了“苏联对波兰造成的损失”，包括卡廷补偿。得出的数字约1500亿美元！鉴于以上情况，俄官方不得不采取以下做法：避免提及绝密文件中的数字，更不会再拿“25700”或“21857”的数字“说事儿”；绝不承认被内务部处决的人是斯大林镇压政策的受害者，以彻底杜绝波兰方提出任何天价索赔的企图。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继承戈尔巴乔夫全面否定苏联历史的衣钵，抛出所谓“绝密级”斯大林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犯罪文件，其目的，首先是妖魔化斯大林和苏联历史，在国际上把苏联彻底搞臭，同时也借此机会改善由于卡廷问题而形成的复杂的波-俄关系。但结果不尽人意。波兰利用实际上还没有查明真伪的俄自己公布的“绝密”文件，迫使俄罗斯不断让步。俄独立调查人将俄罗斯对波兰的外交政策，称之为“先让步”或“先输为快”政策，但该政策并没有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反而让俄罗斯面临后果不堪设想的国际诉讼。鉴此，俄独立调查人不无道理地指出：俄罗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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