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化之快常常让我们目不暇接、束手无措，但永远的不变就是变化。如何面对大变局下的世界？如何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人？如何开展未来教育？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到身处教育的局中人些许启发。
| 第二辑 | 优秀的学校，可以为学生成才创造多种可能
学校教育的奇迹之它山之石
让学生学会创造——美国高科技高中的项目学习
High Tech High（美国高科技高中）是美国一所著名的全面采用项目制教学法的创新学校，其在教育学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大量输出，早已超出一所学校的意义，成为全球基础教育界项目制学习的圣地。我们通过对High Tech High的实地探访和对相关教育者的采访发现，项目制之所以能成为立校之本，背后是校园时空秩序、师生关系的全面变革。High Tech High并非孤例，而是近十年来美国加州创新学校的代表之一。百年前的进步主义教育观在今天有卷土重来之势，跨界的新教育家们想要培养出具备创造力和直面不确定性能力的“未来之人”，以应对这个加速变化的科技时代，于是，High Tech High 应运而生。无论在High Tech High校内还是美国基础教育界，变革都是整体发生的。
一所“混乱”的学校
你能想象，一所学校没有“科目”、没有“考试”、没有“纪律”，而学生们仍然在真实地学习，甚至学得更好，并且大多数人最终能顺利升入理想的大学吗？ 相当程度上，位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的High Tech High（以下简称HTH）正是这样的一所学校。
站在HTH的主校区中央，任何人都能迅速察觉它的不同之处。犹如置身博物馆的当代艺术展厅，HTH里的教室是半开放空间，展示在人们眼前的是各种各样的“展品”——机器人、海报、横亘在走廊中的木桥、墙面上的巨大机械装置……甚至卫生间也被人们用学生作品进行了装饰。这是一所全面采用“项目制教学”的学校，每一门课都以一个“项目”而非一次考试作为终点，知识的学习、自我的创造和同学间的合作都围绕项目展开。
“如果我们不对学校进行彻底变革，如今的学生长大成人之后，就会大批量地被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逼迫到人生边缘”。但在HTH，并不仅仅是教学法的变化，项目制教学也远非今天才出现。真正不同的是“秩序”被重塑了，身处其中的时空感受完全不同。在绝大多数的中小学，旁听课程需要层层审批，上课铃响之前你就要进入教室，然后由老师向大家介绍你，然后你才被允许坐在教室最后面，一动不动45分钟直到结束。而在HTH，你可以随意走进任何一间教室，和老师同学们即兴展开交谈。大家也许会邀请你加入对手头工作的讨论，大家也许根本就没注意到教室里多了一个人，因为HTH里一切本来就是“乱”的。
到达HTH的访客很难判断某个时刻是上课时间还是下课时间，这里已不存在“45分钟诡异的静谧，10分钟的疯狂与喧嚣”的时间结构；也很难一下子看出谁是老师，因为没有居高临下的讲台，老师混杂在学生之间作指导，有时教室里有两位或更多的不同学科的老师，有时教室里一位老师也没有；亦无法得知是什么“科目”，因为项目制使得传统的学科概念不再生效，一个大型的项目必定涉及多个学科。
与被比作工厂的传统学校不同，在HTH，时间、空间、知识、人际关系，这些原本被“固定”住的结构，都“流动”了起来。“因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秩序在变化，所以学校最好不再用工业时代的秩序来规范学生。”HTH的创始人拉里·罗森斯托克如是说。
在很多人看来，教育是最需要被彻底颠覆的领域，却是最大的“ 漏网之鱼”。教育的现状仍然像新教育家们经常描述的那样：“我们在用19世纪的体制、20世纪的知识，培养着将要生活在21世纪的人。”
项目制学习：创造而非重复知识
“那些书本上的条文未必那么有意义，真正可以展示给别人的东西往往才是有力量的”。 展示，是HTH项目制学习中的重要一环。“了解、反思、制作、展示，这就是项目制学习的四部分。”
项目制教学被普遍认为有益于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不过在绝大多数学校，项目制还只是课外活动、暑期研究课题一类的“点缀”。而HTH是全项目制学校，从1到12年级，所有科目，都采用项目制方式。只有极少数课程例外，如对需要参加SAT数学考试的同学的额外补习。
“为什么要用项目制的方法？因为这是人最自然的学习和创造的过程。你有一个问题，或者要做一个东西，于是去学相关的知识，通过努力最终把项目完成，而不是老师一上来就把许多‘知识’给你，你压抑着困惑学习这些知识——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它们，然后参加一个考试，很快又全部忘掉。”在HTH任教15年的资深物理教师安德鲁这样告诉我。安德鲁和HTH的许多老师一样，并没有在传统中小学教书的经验。他是英国人，本科在牛津学习物理，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从事过科研工作，因被HTH的教学理念吸引参与了建校初期的工作，后来因为喜欢便一直留了下来。
安德鲁给我展示了许多出自他的课程的著名作品，比如横跨在楼内的“无水之桥”，这已经成为HTH校园里的著名雕塑。还有数米高的巨型装置“旋转”，参观者只要轻轻转动下方一个小把手，横贯在一整面墙上的数十个自行车轮胎就会同时开始转动，形成震撼的视觉效果——“这门课当时是由分别负责工程、数学、艺术的三位老师联合上的，我负责数学。以‘项目’来组织课程，传统学科的概念也就模糊了，因为大多数项目都必定是跨学科的，我们更会有意交叉。”到结课时，三位老师分别给了学生们工程、数学、艺术三科的学分和成绩，让学生可以完成传统的毕业成绩单来申请大学。安德鲁笑着说：“可不要以为上一门课拿三科成绩是赚了便宜，这门课当时是周一到周五，每天半天，换句话说他们一个学期一半的时间都用在这上面了。”
我向安德鲁提出一个疑问：是不是所有的知识内容都适用于用项目制？像量子力学和天体物理这样比较抽象的理论，该怎么设计项目？安德鲁为这个“撞到枪口上”的问题而感到非常兴奋，立刻带我来到了他的同事、人文教师卢斯蒂的教室，这学期他们合作开了另一门课，正是宇宙物理和文学的跨学科课程。“学生们的项目是写科幻小说。”卢斯蒂介绍。课堂上，学生伊安兴奋地介绍了他调整引力常数、改变行星重力创造“超级人类”的构想。根据要求，他们必须四人一组合作设计出殖民地行星生活的不同方面，做成一本科幻小册子。四个人之间意见会不会有分歧？伊安看了看另外三个同伴，笑着说：“我们基本上每个想法都有分歧。不过我能理解为什么老师这么安排，因为真实生活里你想做成一个东西的时候，除了极少数情况，必须得学会和别人合作。”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教育的目的是教给学生固定的知识，这也是学生之所以上学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他处无法获得这些信息。知识是稀缺资源，只存在于特定的地方——比如学校。这一问题在今天显然发生了变化。互联网让单纯的信息变得非常易得，很多工作也存在被替代的可能。
“创造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品性，那种非黑即白的看法，这个人要么有创造力，要么没有，是不正确的。创造力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系统培养。就像体育，虽然练习也不能保证你参加奥运会，毕竟每个人的上限不同，但合理锻炼一定可以让你大幅提高身体健康程度和运动能力。”新教育家们的教育实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加速时代”：新的历史节点
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提出了“世界是平的”这一解释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概念。他的女儿奥莉·弗里德曼也是加州的一位教育工作者，她向我如此回忆：“《世界是平的》第一版是2004年开始写的，那时我已经读大学了。那一年，‘推特’还是一个象声词，‘云’还是天上的云，大部分人听到‘领英’的时候以为这是一所监狱的名字，‘大数据’像个乐队名。”奥莉说，后来她和父亲一起讨论时，得出了一个共识：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速度已经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变化速度越来越快，甚至变化的加速度也显著提高。
托马斯·弗里德曼对这一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他认为科技、市场、自然三者相互促进的变化，已经使世界进入“加速时代”，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全球化”。1000年前人类需要两代人到三代人的时间才能适应新的东西，例如弓箭的应用人类用了一个世纪；到了20世纪初适应变化的时间缩短到一代人，汽车和民航飞机在几十年里就得到了普及；而当下人类习惯一样新的东西或理念仅需要大5～7年，且还在加速中。人类第一次要迈过那个临界点：科技和社会伦理的变化正在超过我们已有适应能力的上限—— 除非诞生一种能够活在永远的变化中且以此为乐的“新人”，而这种具有不同时空观的人将是第一次出现。奥莉认为，未来的学校教育正是要培养这样的人。
外界对像HTH这类新教育学校的一个常见评论是，所有这些理念听起来都很好，可现在还处于实验阶段，有许多东西还在摸索和变化中，如果将来这个系统稳定了，他们很乐意把孩子送来。在奥莉看来，这几乎是对新教育的一种南辕北辙的误解。“静态稳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是从这种静态换到另一种静态，而是去获得新的动态稳定。就像骑自行车，想通过蹬慢一些或停下来是没法保持稳定的，唯一能做的是不停地向前，一旦骑起来了稳定就会变得简单了。包括学校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就是要不停地试验新想法，快速开启下一个循环，让轮子转起来。”奥莉说。
“心理学界提出的成长型思维和固定型思维，这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待失败和挑战的态度。前者将失败视作机会，从中成长；后者为避免可能的失败而不踏出安全区一步。未来社会所需要的是成长型思维，而传统的学校往往培养的是固定型思维。”
新教育家们对未来的一个根本性理解，是认为一切在快速变化中，可以依傍于某种外在事物或秩序的想法已然不切实际，能做的只有锻炼出强大的自我，去面对种种不确定。除了“稳定”之外，“权威”也要从神坛请下。既有知识体系的权威已经被挑战，而教师或成人的权威也需要被质疑。自由、民主的校园氛围和“去权威化”的师生关系，是创新学校的共同特征。
许多美国教育界人士告诉我，即使在美国，这些新教育学校的校园氛围也是一种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有意识创造的自由环境，而不是因为“美国都这么自由”。
因为时代的条件变化了
这一轮教育改革的背景是对科技在近些年来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替代人工这一可能性作出的回应。据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报告，从2003年开始，美国的生产力就与就业率没有关系了，换句话说，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再需要雇佣更多的人口，因为开始进入自动化时代，体力和重复性的脑力劳动甚至如金融、法律等行业的部分职位，都不再需要大量人工了。华伦·贝尼斯讲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他说，未来的工厂里只需要一个人和一条狗。人的工作是喂狗，而狗在那儿是要看住人，不要让他碰机器。
人类的价值受到挑战，外部化的东西再也无法依赖了——因为机器一样可以提供，无论是体力还是知识，而只有人之为人的根本天性才有最大价值，这正与“内发说”理论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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