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是珠穆朗玛峰归属权争议期,西方国家已经有登山队从南坡成功登顶,中国决定派出首支登山队第一次从北坡攀登珠峰。
攀登途中突遇雪崩,滔天雪浪瞬间将他们吞没,队长及多位队员遇难,只剩下三位队员。
方五洲遵从队长托付,一定要登顶,让全世界看到。
离顶峰越来越近,在“第二台阶”,天气也愈加险恶,他们又遭遇危难,为救曲松林,队长方五洲不得已舍弃了相机。
终于,三个人走到了四面都没有路的抵达地方,他们这才意识到,登顶了!
他们激动地刨开厚厚的雪层,发现了远古化石,方五洲把国旗叠好塞进手电筒里,埋进去。
因为没了相机,他们没能在峰顶拍照合影,留下影像资料。
回来后,在受到无数赞誉的同时,他们也遭到了西方国家登山界的质疑,没有留下影像,凭什么证明你们登上了珠峰。
随后,国家进入萧条时期,登山队解散,三人各自天涯。直到1975年国家决定再次组织登山队攀登珠峰,三人在训练基地重聚。
曲松林对方五洲表现冷淡,目光锐利,隐忍着敌意。方五洲的嘴角微微牵起一丝宽容的笑,那是旁人察觉不到也无法理解的不可名状的感同身受。
不被认可饱受非议,他们都背负了十多年的舆论压力,曲松林一直陷入深深的自责,为什么没有保住相机,为什么要救他,为什么要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
他狠狠地问方五洲,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方五洲脱口而出,我会拼命死死地护住相机。
然后,他问曲松林,如果换作是我,你会为了救相机而杀死我么?
曲松林义愤填膺地说,我会!我会在峰顶拍照留下影像,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登顶,然后我去地底下陪你……
说完,把酒瓶摔得粉碎。
放下私怨,他们投入了紧张训练,曲松林把所有的愤懑化作希望,寄托在了这批新生力量上。
1975年,他们奔赴珠峰大本营,开始为攀登珠峰做最后准备。
站在营地,远处的珠穆朗玛峰尽收眼底。山就在那里,巍峨耸立,直入云霄。
那里,是离天最近的地方。李国粱希望能在那里拍下影像让世人为之瞩目,杨光希望在那里让父亲看到健康向上的自己。
方五洲和曲松林更是希望登顶珠峰的神圣荣光,能洗尽他们这些年的不白之冤。
因为意气用事,曲松林在攀登珠峰时指挥失误,出现了人员伤亡——李国梁为了保住摄影机,割断护绳坠入深崖。
站在方五洲面前,他痛哭流涕,抱住方五洲声泪俱下地说,错了,我全错了!
在生命面前,那些非议那些荣誉早已烟消云散,不足挂齿。
方五洲和徐樱,李国粱和藏女的感情线也为影片增色不少,细腻绵长的情感让险象环生的攀登路途多了几分暖意,攀登者也是凡人,也有铁骨柔情,儿女情长。
那个时代独有的恋爱方式,对爱情的小心翼翼,溢于言表又深藏于心的炽烈,越克制越显得珍贵。
山就在那里,有的能看见,有的看不见。
我们都是攀登者,一路向前——被山顶的荣光普照,牵引着向前,和峰顶的那个自己遥遥相望。
越走越近,亦或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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