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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我只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

老舍:我只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

作者: 昨天还是今天 | 来源:发表于2020-04-29 12:34 被阅读0次

    文|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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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夏天里最寻常的一日,老舍在太平湖边上坐了一整天,捧着本《毛泽东诗词》,嘴里念叨着,时不时瞧一瞧那可爱的湖,湖周围还有些忙碌的养鱼人。

    那天的天气很好。湖的另一侧,还埋葬着他最亲近的母亲。

    太阳落山了,而他也跟着陨落了。

    他手头上还有一本未完的《正红旗下》。这是一本他构思了很多年的小说,埋着一大摞他想说的话。他也知道,那些事,若是他再不写,就没人能写了。

    可是,他在太平湖边上对着他最引以为豪的北京想了一天,最后还是搁下了陪伴他几十年的笔。

    老舍

    现代文学的开端,是轰轰烈烈地揭竿而起,大有革尽一切落后腐朽的气势。

    彼时,老舍已经拿起笔,开始了他的创作,但在这场文学革命乃至社会革命中,他选择做了旁观者。

    老舍的身份在辛亥革命之后有些尴尬,他不愿意表现出他的身份。

    他是个旗人,虽然只是个正红旗下的底层旗人,但怎奈那时候的革命,总带了些“驱除鞑虏”的意味。

    说起来有些荒谬,他是那时人们要“驱逐”的旗人,却深深地爱着北平,爱着中国;

    他的民族成了那时候的众矢之的,人们都忘却了旗人的贡献,只批判他们丑恶的一面,他却用小说找到了中国社会最值得批判的根。

    直到建国后,周总理评价他是“满族的杰出人物”,为他诉苦,“辛亥革命后,若讲他是满族人,就会被欺辱,被歧视,所以他不愿意讲”。至此,他才敢用笔写下满族人自己的故事。

    更荒谬的是,他为中国全民族写作了一辈子,为底层民众书写了大半生,却在他终于能够为自己的民族写个“小传”的时候,不得不“自绝于人民”。

    老舍

    老舍一开始的遭遇,和刚从湘西农村出来的沈从文有些像。在那个文学正激昂前进、大家辈出的年代,他们总有些不合群,甚至得不到同行的认可。

    老舍的作品,是从市井街巷里生长出来的,洋溢着北平独有的气息,而这种看起来温和又平淡的写作是入不了鲁迅和茅盾们的眼的,而他们恰恰又在文学界掌握了很大的话语权。

    我想,要说老舍没有一丁点的落寞,是不可能的。

    他不像是一座令人生畏的高峰,更像是沙漠里一方绿洲,可以供行人歇歇脚,那么可亲可爱。

    如果说鲁迅是从高处冷眼瞧着中国的民众,那老舍就是一头扎进了劳苦大众之间,用平视的角度来书写底层民众的血与泪。

    又过了几年,文坛兴盛了起来,时局却一天比一天不安稳。政治在动荡的时候,总喜欢拉拢文学来为他造势。

    而老舍还在坚持他的立场,不写什么党派,也不写什么主义,“执政党我不去巴结,在野党我也不挤兑”,就只是安安稳稳地做个“教授兼写家”,写他热爱的北平,写他惦记的底层群众。

    老舍

    中华民国建国时的文学运动,老舍在旁观;新中国成立时的文学界大会,他也错过了。

    不过,那时的老舍即使错过了大会,也有人愿意请他回来,来照料新中国的文艺。

    再次回到故土后,他彻彻底底地变了。有人说,归国之后的他有些“人格分裂”。

    我相信,他是打心眼里喜欢新中国,比起来旧社会,新中国的社会无疑更贴近他对理想社会的假想。但是他的认同和赞美来得太猛烈了,有些不像他,不像那个只会闷头写作的老舍。

    建国后的老舍,实际上是高产的。

    由于对政治的狂热,他笨拙却卖力地写着他不熟悉的文学题材,报告文学也写,颂歌文学也写,但他这一阶段的创作实在是乏善可陈。

    既没有像《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那样的长篇世态绘卷,也没有像《断魂枪》、《月牙儿》那般深刻的人物速写。

    他将手中冰冷却理性的刀,换成了浓艳而近乎庸俗的花。

    老舍

    杨绛钱钟书夫妇是幸运的,但并不是文革中的每一对夫妇都这般幸运,不是每一对都能相互扶持着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老舍自己也想不到,文革开始后第一个将他推向深渊的人会是他的妻子,就如同他也想不到他最惦记的劳苦大众,将来会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痛不欲生。

    尘埃落定后的八十年代,汪曾祺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八月骄阳》,对老舍投湖这一事件做了些艺术化处理。

    小说里,老舍最爱的京味文化正在赴火场,正在被当成罪恶,不得不消失在老北京的生活里。而他自己也沉在太平湖底,同他最爱的北京风物作伴。

    每一个北京人都听过他笔下的故事,可也见过他游街被批判的狼狈。

    汪曾祺在小说的末尾,借一个普通北京老百姓之口,说老舍是“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其实,尽管老舍被红卫兵折磨得痛不欲生,在他眼里,那些人也只是孩子。

    不过是拥有了不该属于他们的权力,他们也是值得怜悯的。

    在那个盲目又疯狂的年代,少有全身而退的幸存者。老舍因此错过了诺贝尔文学奖与平静的晚年,我们也失去了一位现代文学史上的巨人。

    历史总喜欢开玩笑,这样的一位文学巨擘最后一篇作品,居然是个一段讲科学养猪的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而他的《正红旗下》在1962年就被迫停止,只能秘密创作。

    老舍的墓碑上镌刻着一句话,“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埋葬于此”。

    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中,他一直如此评价自身。

    谦卑,勤勉,一直致力于平民写作,为中国文艺事业添砖加瓦。无论是在旧社会还是新社会,他都是笔耕不辍,鞠躬尽瘁。

    如果可以,他也想自由而恣意地书写到老,永远在纸笔的战场上冲锋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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