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春天,父亲突然发起了高烧,全身发冷,还有点关节痛,开始父母以为是感冒,没有太多的关注,但几天后又高烧起来,在降烧后全身乏力,并且出现了间断性的高烧。那时农村医疗卫生落后,全土城子公社只有公社所在地四股地有一个卫生院。看着高烧不退的父亲,母亲和父亲来到了卫生院,才知道被羊传染了布鲁氏菌病,人们把这种病叫做布病。该病是由羊传染的一种易感染传染病,国家专门派了医疗队进行防疫和治疗。
这种病主要以冬天接生羊羔为主要传播途经,由于羊圈离家近,自合作化以来,村里安排父亲冬天喂羊,冬天是布病传染的高发期,父亲被传染了。
父亲在四环素,链霉素的陪伴下,整整半年多才控制了病情,好在这种传染病在牧区和半牧区传染面积广,国家给予免费治疗,才不至于让整个家庭雪上加霜,但父亲不能参加生产劳动,那时以劳动力的多少来获得合作社的收入,全家五口人的重担就落在母亲的身上,口粮都挣不回来,日子过得特别清苦。
自从大食堂解散后,一夜之间村里出现了许多讨饭的乞丐,村里人称他们为“讨吃子”,含有些许轻蔑。当地人把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称为“讨吃鬼”,那“讨吃子”当属此列。
行乞的人自然知道他们被人们瞧不起,自然非常谦卑,行乞中看到年纪稍大点的就会称之为大爷大娘或叔叔婶婶之类,年轻点的,也会称之为大哥大嫂,以获得更多的糊口养家的食物。
也有的行乞者,如江湖艺人一般,自然要比一般行乞都高调许多,虽然态度比较谦卑,但从他们内心深处不认为自己是“讨吃子”,更认可自己是艺人,每行乞到一家人门口时,会大声吆喝着提醒这家人家中在家里的人,然后就表演一点自己掌握的“技艺”,以换来更多的施舍。
那时农村可以说是文化的荒漠,没有娱乐活动,自解放以来“黄毒赌”基本在村里绝迹,那些带有一定技艺的行乞者,在村里是受到欢迎的。有的行乞者一入村就打起了“莲花落”以吸引村民,有的还带把二胡之尖的乐器,他们的说唱弹到也填补了村民们生活单调的空白,相应得这些行乞者要比那些一家一户大爷大娘喊叫着乞得到的食物也会多点。
那些年,村民们也是缺衣少食,多数人家只能糊口度日,能够抓上一把莜面或白面放到他们的口袋中,已是从自己的嘴里抠食,对待这些行乞者也不会有好的态度。姥姥嫁人后曾经行乞过,母亲算是淋过雨的人,自然懂得替淋雨者撑伞,尽管自己都吃了上顿,缺少下顿,她没有拒绝过来到家门的任何一个乞丐。
这年的过年,家里只杀了一只公鸡,大姐、二姐和哥哥眼巴巴地等着正月初一这顿饺子,母亲除夕夜就把饺子包好了。太阳刚露出脑包山,热气腾腾的饺子就端在了炕上,大姐只吃了一口,满眼含着眼泪,把门狠狠地一摔去了大爹家,二姐和哥哥可没有去的地方,饺子虽然没有肉,有油有面,要比以前吃过的沙篷炒面,麸皮馒头要爽口好吃的多,俩人嘴里吃着碗中的饺子,双眼紧盯着盘子。
前些年的“讨吃子”一般过了正月除三才开始来村里要饭,这几年村正月初一就早早上门拜年了。
杨喇嘛是水龙湾村的一个“讨吃子”,一生都在要饭,只要农闲时就会出来,水龙湾离元山村仅有四五里路程,他是最先来到村里的一个,来到父母家时日头已经升高,一群大人小孩簇拥着走入了院内。
杨喇嘛身穿旧皮袄,黑色的大裆棉裤前后突出,腰中系着麻绳将皮袄紧紧地裹在身上,左肩上披着一个油腻腻的看不出什么颜色的褡裢,站在父母家的院子中央,从腰麻绳腰带上将插的竹板和竹落子取了下来,呱嗒呱嗒地打了起来。迈步向窑前走来,边走边念道:
一进大门三步走,
前后左右瞅一瞅。
东边粮食堆满仓,
西边猪羊满圈逛。
抬头向着家里望,
娃娃爬在窗户上。
我给东家拜年啦。
几步来到窗前,右手竹板翻飞,左手振动着竹落子,唱了起来:
“竹板一打响连声,东家是那有福人,满院子春联红茵茵,窗户糊裱的花生生,玻璃擦的的亮晶晶,炕上的娃娃真聪明,过年的饭菜香烹烹,全家都是有福人。”
唱着唱着,杨喇嘛的竹板突然一停,高喊:“东家过年好,杨喇嘛给你家送福了。”
母亲急匆匆的端着碗走了出来,碗中放着三个点心。杨喇嘛看着碗中那外皮发青的馒头,就知道点心内部包着麸皮面,摇着头说道:“过年时节,给点麻花炸糕吧。”
母亲低着头返回了窑中,过了一会,将一盘发青的熟饺子端了出来:“家里没有炸糕和麻花,给你点饺子吃吧。”
杨喇嘛用手拿起一个饺子,放到了嘴里,嚼了几下停了下来,喉结上下滑动着,好像难以下咽: “唉,你比我还穷。”
“咔”清脆的一声响,杨喇嘛手中的竹板和落子一合,转身就走。院子里人们也随着他离开了,端着盘子的母亲呆呆地站地那里,双眼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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