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哲学，是要经过休谟的经验主义重新建立形而上学，它于武断主义及怀疑主义之间，得一“中道”；
新理学，是要经过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重新建立形而上学，它也于武断主义及怀疑主义之间，得一“中道”。
这“中道”并非在两个极端中机械地取一部分，而是“照原理确切地决定底”。
形上学的工作，是对于经验，作形式的解释。
一切事物，各如其是，是谓如是；一切底如是，便是实际。
形上学则要从实际出发，对其作形式的解释。
从实际出发，形上学对实际所作的第一肯定，也是唯一肯定，就是：事物存在。
但这种肯定与常识对实际的肯定有所不同，说“事物存在”，只是肯定“有”实际，并非进一步地说实际中“有什么”，以及这“什么”究竟是“什么”。
所谓“形式的解释”，就是点到为止，不做深入解读、过度解读。
说“事物存在”，类似于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均是为认识打下一绝对的、稳固的基础；但类似只是类似，因为“事物存在”并不必然包含“我在”。
可以说，“事物存在”比“我思故我在”更加接近真理。
“事物存在”。我们对此作形式的分析，可得“理”、“气”二观念；我们对此作形式的总括，可得“万变”（一切变）、“万有”（一切有）二观念。
新理学的这四个根本观念，可进一步用四组命题来阐释。
新理学的第一组命题：
凡事物必都是某种事物；
事物是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
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称之为“理”；
简单点说，就是“有物必有理”。
根据第一组命题，可有两个推论：
1 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可以无某种事物而“有”，此处的“有”，是“真际的有”；
2 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可以先于某种事物而“有”，此处的“有”，是“实际的有”。
新理学的第二组命题：
“实际的有”，即我们常说的“存在”；
存在的事物，必有其所以能存在者；
其所以能存在者，称之为“气”；
简单点说，就是“有物必有气”。
“理”，用于解释事物为什么可以存在的“可能性”；
“气”，用于解释事物如何能够存在的“现实性”；
以上均是“形式的解释”，不再作进一步尝试，否则便非更加接近真理，而是有开始远离真理的风险了。
此处，我们举例以说明西方哲学家所说的“本原”、“本体”。
有一条长着毛的白狗，“本体论”者认为，这条狗是有毛的、是白色的，这些都是现象，在背后“必有”一个“本体”在支撑着这些现象。
宗教神学认为，“必有”一个“神”、“上帝”，祂是世界存在、变化的“第一因”；
而“本体论”者，虽然否定了“神”、“上帝”的存在，但也只是将“神”、“上帝”替换为了“本体”，仍未摆脱宗教神学的迷信，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迷信的形式。
而新理学则尝试摆脱迷信，因此新理学认为，只有现象，并没有所谓的“本体”；现象并不需要什么东西来支撑。
现在对科学的迷信就像中世纪对神学的迷信，其根源都在于不成熟——当有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出现时，人们总喜欢给它找个原因，然后又给这个原因找原因，一直找到“神”、“上帝”、“本体”那里，以寻求一种心理上的依靠或者支撑，像极了小孩子受了委屈总要哭着找妈妈抱着。
可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或者爸比妈咪；要创造真正的幸福，只能靠我们自己。
新理学的第三组命题：
“实际的有”，即“存在”，是变化的；
总括所有的变化，称之为“万变”（一切变）。
新理学的第四组命题：
实际的有（存在）、真际的有，都是“有”的一种形式；
总括所有的“有”，称之为“万有”（一切有）。
我们可以骑一匹马、两匹马，但无法骑一切马；
骑，是经验的一种形式；一匹马，两匹马都是可以经验的，而“一切马”却是不可以经验的。
“一”、“两”，是科学、哲学所共同使用的词汇，而“一切”，则只能是哲学所使用的词汇。
常识所说的“知识”，只是关于“实际的有”的知识；
而真正的哲学的知识，则是超越常识的、关于“真际的有”的知识、乃至关于“一切有”的知识。
所以，真正的哲学，又称之为“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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